高等农业实践教育的先驱──记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开创者和奠基人许璇先生 【转】

摘    要：许璇先生是我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值纪念其逝世80周年之际,本文从“以振兴祖国为己任,投身农业教育事业”、“四次出掌农专农大,创建农业经济学科”、“注重农业实践,为农民谋利益”、“重视中国的粮食问题,奋笔疾书留力作于世”等6个方面系统回顾了许璇作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教育方针的倡导者,在投身高等农业教育、创建农业经济学科、为农村农民谋利益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以期对当前高等农业实践教育有所启发和裨益。

我国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农业大国,农业始终是立国之本,“三农”问题和粮食生产关乎国家稳定。高等农业教育如何有效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是摆在农业学界的重大课题。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高等农业教育更是如此,唯有理实并重,让理论经过“实践” 的洗礼和检验,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扩招多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实践教育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并日益成为掣肘高等农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薄弱环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90年前的1924年,我国的农业教育家———许璇就已率先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高等农业实践教育思想,并以毕生精力将此理念付诸教育实践,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为我国早期农业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许璇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其农业实践教育理念与做法,以期对现行高等农业实践教育有所启迪或借鉴。

一、以振兴祖国为己任,投身农业教育事业

许璇,字叔玑,浙江省瑞安县人。生于1876年(清光绪二年),卒于1934年,享年58岁。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许璇生于耕读世家,幼年便博通经史。1893年入县学,1896年补为廪生,享受官府颁发的薪水和粮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民族危机加深,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为了祖国强大,他弃科举,改习新学。 1902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04年被聘湖北编书局,参与编辑《湖北学报》。1905年应聘到广东学务公所,任编纂员。1907年被公派留学日本,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预备班;1909年,考入日本帝国大学农科,主攻农业经济学,1913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并归国。

许璇回国后,即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教授,讲授农业经济学, 并兼任农场主任(即场长),负责创办和管理学校附近的农场与林场。他到任后,仿照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的设置,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教学计划和农场规划。1914年,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独立, 改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许璇继续担任教授并兼任农场主任。

许璇除注意对学生进行理论培养外,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实地调查研究。1916年3月20日至4月20日,许璇以农场场长身份,带领17名农学科三年级学生赴日本、朝鲜参观、考察了学校、牛牧场、植物园、兽疫调查所、中央观象台、酿造试验场、水产讲习所等。在日本期间,许璇阐明了率学生赴日本的目的:“首在比较中日两国农业上之异同,为改良吾国农业之准备”。回国后,发表了题为《视察日本农业纪要》的长篇报告。

1920年9月,许璇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农学科教务主任。1922年11月至1934年,许璇除先后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校长(院长)外,还在浙江农业学校、中华农学会、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等处任职。1925年至1934年,许璇连续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干事长、委员长),他积极倡导发展中国农业教育、农业科学与农业推广事业,可谓尽心竭力。

许璇很年轻时便矢志于艰苦的农业教育与农业科学事业。辛亥革命后,自国外归来,至因病去世, 他从事中国的农业教育与农业科学事业共计21年。由于当时社会动荡,教育界也是一片混乱,致使他不得不经常变动职务,或是教务长,或是系主任,或是院长,或是校长,但他始终坚持教学工作,直至病逝于案头。

二、四次执掌农专农大,创建农业经济学科

许璇在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任职累计10年,并四次出任校长(院长),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1913年,许璇任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教授后,便开始主讲农业经济学。在他之前,国内无人开设这门课,因此可以说,他开了“农业经济学”这门课的先河。他在授课前,认真撰写讲稿,其讲稿旁征博引、融会贯通,他对其引用的国内外有关数据,定稿前都要认真核实、校正。至于劳动成品,他的学生汤惠荪回忆说:“先生的文章,确是淋漓尽致,令人百读不厌。先生的高足,常把他所编的讲义,都当作国文那样来诵读”。

在开创农业经济学学科时,许璇首先明确它的意义与范围,认为:“将关于农业之经济行为及自此而生之种种关系视为社会现象,或国民经济现象观察之,并就其与一般社会之经济关系详加研究、记述或解说其状态,且探究其间所应有之经济原理及法则”。同时,农业经济学因以农业为研究对象, 且各国农业经济学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因而中国农业经济之研究,应以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实情为基础。

第一,中国农业的集约经营为劳力的,而非资本的。因此,应速行土地重划,以谋土地的改良。第二,中国农业深受租佃制度的影响,必须实行减租,不得增租,并规定佃权的期限。同时,佃地的一切改良设施,不管地主的承从与否,佃农得自为之,其终约时,改良费用应由地主偿退,而最终应以耕者有其田为上策。第三,农业要机械化。西北诸省旷土甚多,倘若一面兴修水利,一面购入大机器进行垦殖, 则以北方平原的气候,均能适于机械的使用;中部及南方诸省,当以简便之新式农具与机械为妥。总之,不论何地,皆应逐渐减少劳力的浪费。第四,亟须革新关税制度。对内,将各国鄙弃的出口税废除, 使农产品得以自由流通,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对外,则实行谷物关税,并对其它农产品及其加工品,酌增税率,以防患于未然。

许璇的这些观点与主张,收入其讲义中,并在其去世多年后,由他当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助教杜修昌依据其原来编号整理成书———书名为《农业经济学》,于194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出至第四版),全书共11章。

许璇治学严谨、务实,用他的话说,“凡讲求农业经济者,宜外察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本国农业之状况,研求关于农业经济学之原理及法则,以资实地应用”。

三、注重农业实践,为农民谋利益

许璇非常注重农业生产实践,前面提到,1913年他任国立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教授期间,即兼任农场场长,负责创办和管理学校附近的农场和林场。1924年,他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时,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经常带领学生到农村去调查、访问,关心农民疾苦,为农民谋利益,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社。他在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期间,设立农业推广部,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实行农事指导,并兴办农村小学。1928年,他筹建浙江省农民银行,创办合作人员养成所,指导农村合作事业。1934年,他去世之前还在北京罗道庄筹建“农村建设实验区”。

关于许璇创办农村合作事业之事,许璇墓志铭中写道:“浙江省政府以先生农学宿师,令兼浙江省农民银行筹备主任、浙江省合作人员养成所所长,皆精为辟划,浙江合作事业之基础又自先生奠之。 ……时,农者率苦贫不能耕,强者背田以去,弱者守沟洫而忍冻馁,先生乃请与校长,试以院之余财,贷与院之邻之农者,俾其耕,而率诸生察其勤惰,好闲惰业者虽有质信,不予;勤者无负保亦赊之,于是环院数十里之农者,皆感先生,而无负保者亦如约归所赊,盖非先生之诚不足以致之”。

许璇讲授“农村合作论”时,理论联系实际,他在讲稿《中国合作事业之现在及将来》中指出:“现各省合作社之贷款,概为经营信用,又为短期信用,而其抵押品多为不动产,此实为不合理”。他总结了河北、江苏等省合作社贷款的经验;“收款并未感困难”、“大都能按期收回”。因此,他体贴农民困难,主张简化各种刁难手续,按生产需要和信用贷款。汤惠荪先生在《叔玑先生的追忆》一文中说:“笕桥(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院址———笔者注)的农民,对先生真是歌功颂德,崇拜之至。因为先生提倡组织合作社,真正替他们谋利益。当他做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时候,农民可以直接跑到院长的房间里,不问是办公室、寝室,都可以让他们长驱直入,坐坐谈谈,所以学校和农民之间,已经打成一片,毫无隔阂的地方。农民们要请先生帮忙的事情,不问大小,先生总是乐于相助……先生对于农民无微不至,无怪当他离开笕桥的时候,五百多个农民要来欢送了”。

许璇关心农民疾苦,为农民奔走贷款,不止在笕桥,对国立北京农业大学附近的农民也是如此。原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在《许叔玑先生在平逝世后之悼祭与校葬纪事》中写道:“在他逝世之前三日,还清早到我寓所来商量西郊农民所组织的信用合作社向金城银行借款的事”。

四、重视中国的粮食问题,奋笔疾书留力作于世

许璇颇重视中国粮食问题,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几亿人民的生活全靠粮食,这问题不解决,危机甚大。他在研究中国粮食问题时,从实际出发,注意到世界诸国的粮食生产、贸易、价格以及关税政策等。 在参考古今中外有关粮食的专著的基础上,他编著了《粮食问题》一书。

《粮食问题》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约15万字,除序言外,共5章16节,引用中外统计共48个表。首先从人口问题谈起,然后是粮食的生产、粮食的自给、农业关税、粮食统制,最后论述战时的粮食统制问题。当时,他已预见到战争即可能发生。

粮食问题的提出,源自人口,许璇认为人口问题自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所论国民之富与贫的分歧,引发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殖的必然矛盾。他在书中阐述了马克思的人口绝对过剩与相对过剩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之主张,若现在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废止,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实现,则失业者消灭,人口问题自当随之解决。斯说也,确有相当之理由。惟失业问题是否可完全解决人口问题,不能无疑”、“若失业问题完全解决,而是养人口之食物能否充分供给,则又是别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粮食问题,许璇考证了洋米的输入,始于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但为数不多,直至中华民国以后,才逐渐增加到1000万担以上。他以1871年至1875年进口洋米的年平均数为基点, 到1932年已发展为55倍之巨,究其缘由,首先是历代民食政策的失当,长期禁止出口而奖励进口;其次是国内米谷流通不畅,各省甚至各县层层设卡,人为地造成供求失调。对此,他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论,主要是依据1741年(清乾隆六年)至1923年(中华民国十二年)间的182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 分为三个时期,最高15.14‰,最低0.81‰,年平均6.15‰。他在书中指出:“中国人口增加率之减少,则多为饥荒、兵灾、疫病等所致。马尔萨斯所谓天然的限制者,正与之暗合。中国将来果能打胜天然的限制,又不讲预防的限制,则人口增加率,当不下于欧美诸国。此粮食问题所以不能不预为筹划也”。2关于粮食问题的症结,他认为一方面是农业关税未能自主,另一方面是粮食价格、粮食生产、粮食输入等统制问题。他主张实行粮食统制。

许璇写《粮食问题》一书,正值北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前夕,他不顾血压逾200之危险,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奋笔疾书,在结束语中,写下了一般农业理论书籍罕见的话语:“故中国为备战计, 宜早振兴垦务,更宜于肥料及农具之补充,三致意焉!”“、中国粮食之一部分,向恃外国米麦为给源,至战时,势不得不力谋自给的图存,倘奖励粮食之代用法或混用法,或不至于匮乏,非力求节约不为功……此又必须有公正无私之官吏,为之督率,精明廉洁之警察为之监视,庶不至病国而扰民,凡此诸点,皆应早注意及之”。时至今日,暂且不评论其观点,而其治学的态度,当为后世学人所敬佩与学习。

五、一身浩然正气,风范流芳百世

许璇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严于律己、从不苟且,一身浩然正气。他十分看重人品气节,他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且几度担任领导工作,开创新的事业,却始终刚正不阿,真可谓出污泥而不染。1913年至1934年的21年中,他时而在北京,时而赴杭州,变动频繁,但每一次的变动,都为人们所理解,并受到人们的拥戴。以下几件事能充分说明他的高风亮节。

第一件事:1925年初,王九龄担任教育总长。由于此人专横拔扈,品行不端,引起北京国立八校的一致反对,许璇为了表示反对,于这年3月16日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之职。

第二件事:1928年,许璇兼任中华农学会委员长,与德商爱礼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办农业试验所,并附设农事试验场,从事化肥肥效对比等试验。德商提供图书仪器及每年经费官银1000两,学会提供技术人员,并由许璇亲任所长。开办两年,成效显著,对该公司所产狮马牌肥田粉在我国推广,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这时德方竟提出要直接派人参加农学会的理事会,兼任会计。许璇认为这是洋商要挟,侵犯我学术团体的自主权,断然拒绝,试验工作乃告停顿。

第三件事:1932年,许璇拒不接受“浙大”当局的无理要求,愤然辞去该校农学院院长之职,全院60多位教师也相应辞职,附近的数百名农民竞相送别。

许璇与梁希相交甚深,他们既是同乡,又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学,回国后又先后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中华农学会共事十七八年。对于许璇的为人,梁希曾经语重心长的说过:“许髯(许璇蓄须)生平的长处,不在有为,在有不为……非必不得已不干,干要干个彻底,不能彻底就走,一丝一毫也不肯迁就的。民国十一年,他初次做北农校长,履新不到一个月,开除了几个学生。那个时候,学生大似皇帝,皇帝还好开除么?大逆不道!然而他老先生竟反了。反么?罢课!这是天经地义,没有理由可以申说的。许髯没有办法,不彻底,毋宁走,递了一道呈文,不到校了……”。

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在《故北平大学教授许叔玑先生墓志》中,对许璇的人品也给予高度的赞誉: “先生精勤于职,为时所重。三年,北京大学农科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先生任教授如故。十一年,代理校长,先生惩诸生为时风所染,习于怠学,思有以饬励之,而格于势,不得行其志,受职一月,即辞去, 教职员感其意,与俱辞……十三年,先生任北京农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笔者注)校长,先生仍本初志,尽力政饬,而政府所任教育总长某者,本藩镇奔走之材,复犯禁令,嗜鸦片烟,及其隶治,北京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鄙其屑人,请政府罢之,不听,先生即不为与伍,自动去。是年秋,某亦去职,先生复受任北京农科大学教授,明年,再任校长。十五年,张作霖执政,以某为教育总长,先生复耻而去之,其出处不苟如此……二十二年秋,骤有流言大力者某以事不慊于先生,或劝先生辞,先生曰:此何难,我固未尝恋此也。遂走北平,乃教职员从而去者六十余人。诸生与环院数十里之农者皆皇然欲白当事留先生,又欲相集送先生行,皆辞之”。

许璇自始至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师生中有困难者,即慷慨相济,从不吝啬;教师出国进修,则倾囊相助。师生对他十分尊敬和信赖。“器重能涵盖众人,治事则审慎持正,有条理而不苛,虚心采纳别人意见,从不摆老资格,礼贤下士,推心置腹”(见《近世中国农学泰斗:瑞安许璇字叔玑先生》,《台北温州会刊》1995年12月号)。

许璇喜欢和年青人接近,他所交往的人,是单纯、富有朝气和孩子气的“书呆子”,而不是那些权势显赫的“大人”们,也不是那些自命为学者的势利中人。对品行不端的“大人物”,则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对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含糊、决不退让,道不同不相与谋,挂冠以去,不苟出处。

在对待学术问题上,许璇也从不含糊,从不敷衍了事。他经常与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决不做无原则的谦让。黄枯桐在《叔玑追怀录》中这样写道:“我常常说:教育界———缩小来说则学校里———只能应用学术,绝对不可施用权术,虽则商品化了的教育,充满着权术的氛围气,然而归根结底,学术终胜于权术。回想叔玑辞职当时的情形,便得证明我的话没有说错,并且在叔玑死后,以前施用权术去压迫他的人们,也居然参加追悼会向着叔玑的遗容鞠起躬来了!”、“记得某年中华农学会在南通举行年会时,有一天晚上,开执行委员会讨论某项问题,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彼此争论,不肯妥协,大有面红耳热、声色俱厉之概,但是一到讨论终结,议出了办法的时候,大家都不作声了。散场时,他对着我笑嘻嘻地说‘:你们广东先生,确是富于革命的精神,哈哈哈!’他那种温霭的神气,使人永永的不能忘掉”。

许璇浩然正气、不苟人生的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做人的典范。

六、嗜书若渴、殚心著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许璇幼年即以聪颖向学而闻名于乡里,直至辞世,他始终嗜书如命,笔耕不断,且涉及领域广泛。 他在任教期间,不仅讲授农政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村合作、农业关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而且还讲授地质学、气象学、畜产学等。这些课程,既要追溯我国历史渊源,又要参照国外的实际情况,这必须有大量资料数据为证。而在20世纪初期,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许璇不畏艰难,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收集与整理各种数据资料,并伏案涉笔。从其遗稿中,不但可以见到他从清道光、同治等各历史时期的户部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数字,还有日本驻东北某某领事的调查报告,可见他下的苦功。数年间,他编写的讲义颇丰,但他自己却认为“历年忝列大学讲席,所积文稿颇多,然皆不慊于心,未敢出而问世”。直至他去世前二、三年,才着手整理,不意《粮食问题》定稿不久,即猝然离世。

对于许璇的勤奋好学、博学多才,梁希在《黄垆旧话》中写道:“人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农业经济学专家,不错,他到死还著了一部《粮食问题》的。可是他初到北农的时候,除了他自家的专长以外,还教过地质学、气象学、畜产学……许髯所以多任教课,有两个原因:当时北农分农林两科,农科包罗万象,冷门功课,请不到教员,免不得大家要分任些,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许髯是好学的人,他以为自家读过的书,有机会再用一番功,免得抛荒,也是好的。因此,他无论担任一种什么功课,一样集精汇神的用功,不肯苟且。学生呢,又人人欢喜听他的讲,不论什么课,从他的温州官话里讲了出来,百样都是津津有味。……他得力的地方,就在他的一种信仰心,这是他常常说的,叫做‘开卷有益’。……所以一本科学书到了他家,便同嫁了他一样,不发帖子去请,不轻易回娘家了。”

汤惠荪在《叔玑先生的追忆》中也写道:“先生好学不倦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每天晚上看书,往往到深夜二时还是不息的。……去年八月,我到北平,会见先生,刚逢到先生因用功过度,血压日高,医生劝他静养的时候。先生对我说:‘医生劝我静养,可是我的脑筋时时刻刻要想的,叫我不想,不看书,真是做不到。’先生以为只有看书,是他的乐境,而不断的运用思想,又是先生的个性。先生常常对我说:‘想是最苦的事情,但是我的生性,又使我时时不得不想。’先生的讲义和演讲稿用的材料,不是直接抄袭来的,而都是经过缜密的思考,并且把它融化过的。尤其是他所用的统计材料,必定要经过再三的推敲,更加以比较和估计,认为无大错误,方始采用。所以我们读先生的著述,听先生的讲演,总是觉得他对于每种问题,都有确切的根据,和深刻的见地,使读者听者津津有味,这都是先生致密思维下的结晶品呀!”

许璇勤奋治学已到了忘我的地步,刘运筹在《许叔玑先生在平逝世后之悼祭与校葬纪事》中追忆道“一视先生之书案,则中外参考书十余册尚展而未合,残稿罗列,以眼镜压之,墨合不关,一枝毛笔方搁置于其次,先生力学,真可谓‘至死方休’即此一端,已足使一般学人发生无穷之景仰”。

许璇的论著,除《粮食问题》和《农业经济学》外,其它著述也不少。他去世后,中华农学会在该会会刊第138期为其出版的纪念专刊中,即选辑了10篇。

七、隆重悼念寄哀思,口碑永留在人间

许璇在当时的农学界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学校师生和农民的尊敬与爱戴。1934年11月9日,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校葬。刘运筹在《许叔玑先生在平逝世后之悼祭与校葬纪事》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1934年11月11日,原本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西郊农民预定庆祝“农民节”的日子,要进行农产品比赛,并有各种游艺活动,此前一个月已做盛大的筹备。然而,11月9日许璇辞世,11月11日为许宅“接三”之日。农学院的同事、学生和农民听到许璇逝世的噩耗,无比悲痛。农学院于11月10日发出布告,宣布除纪念会举行简单的仪式并改期发给农产展览奖品外,所有农民同乐会游艺活动,一律停止。

“接三”之日,来者很多,多为北平教育界人士和北平大学各学院同仁与学生,尤以农学院学生为多。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还特设祭奠。

11月17日,国立北平大学举行第二次校务行政委员会会议,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向会议提出如下议案:“本校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任、教授许璇于本月九日因病身故。许教授自归国以还,即在农院服务,历任教授、校长、院长垂廿余年,极著勤劳,持躬诲人,并足楷模当世,今兹易箦,可否赠以校葬名义,用崇耆学……”。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提案,决定为许璇举行校葬。

12月16日,在报子街许宅聚贤堂为许璇开吊,礼堂供奉着许璇的遗像,鲜花、果品、烛酒陈列其前。各方致送的花圈、祭幛、挽联等,不下五千余件。因联幛过多,故悬挂时仅能露出下款,无法全部展开。吊者从午前八时起,即络绎不绝,素车白马遍集于西单牌楼一带,如梁希先生不惮辛苦跋涉,由南京亲来吊唁。其余从上海、杭州、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专程赶来悼念。从来宾签名簿看,来者有四千人,足见许璇的为人之好、交谊之博、敬者之广。同日,国立北平大学为许璇举行了庄严、肃穆、隆重的公祭。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各学院院长都到场,农学院师生到者有300余人。公祭由徐诵明校长主持。

12月30日,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举行许璇追悼大会。刘运筹主持,农学院挽联云:“勤慎从公,井井有条,遗范永昭垂,永矣北农留遗爱。发奋为学,循循善诱,昊天胡不吊,悲哉后死失宗师”。

1935年5月9日,在农学院附近的普会寺村墓地,举行国立北平大学校葬典礼。参加者有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各学院院长,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学生及许璇亲友,共计500余人。校葬由徐诵明主持,他先将北平大学校旗覆盖于许璇棺上,然后举行公祭。墓前竖立墓碑两座,正面刻有大字牌名“故北平大学教授瑞安许叔玑先生之墓”,一由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书写,背后刻有马叙伦撰写的墓志;一由著名书法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书写。

许璇逝世后,天津、南京、杭州、瑞安等地先后举行了追悼会。国立北平大学师生募捐集资,在农学院建立“许叔玑先生纪念堂”。同时,中华农学会设置“许叔玑奖学金”。

中华农学会为纪念许璇,于1935年7月在会刊第138期编辑、发行纪念专刊,题目是《中华农学会许叔玑先生纪念刊》,载有照片、年谱、墓志、遗稿、纪念文章等。

许璇,一个在早期农学界、农业教育界响当当的名字,一个在当今的农业经济学界备受敬仰的名字。他以振兴祖国为己任,投身农业教育事业;他四次出掌农专农大,创建农业经济学科;他注重农业实践,为农民谋利益;他重视中国的粮食问题,奋笔疾书留力作于世;他嗜书若渴,殚心著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毕生的才智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事业。

许璇先生虽然已经去世80年,但其毕生的卓越建树和成就不应被忘记,其提出的“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高度重视实践的教育思想更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继承发扬。

——END

编者后注：

• 本文转自：刘建平,李茂茂,王玉斌.高等农业实践教育的先驱──记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开创者和奠基人许璇先生[J].中国农史,2015,34(02):31-38
  

• 注释、参考文献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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