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成：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与转型——基于高校(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转】

摘    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农业经济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业经济学科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必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本文在对以我国高校(高等教育)为主的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客观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学科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结构转型,该学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基础学科的介入、研究重点的变化和全球化的竞争等。在总结和借鉴国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了促进农业经济学科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经济学科; 学科建设; 研究范式; 新农科; 乡村振兴;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战略研究”(编号:18ZDA072);

早期的经济学研究范畴主要是指“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萨缪尔森等,2004),但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开始与心理学、社会学等交叉融合,越来越被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以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社会科学”(钱颖一,2002;田国强,2005),这当然也就包括了人类的管理行为及其活动。农业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其发展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她是研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和农民经济行为的一门学问,不同于一般的国民经济部门经济学,其与生命和农业生产、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民群体发展紧密结合,涉及农林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交换、消费及营养健康等问题,也涉及农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公共治理等相关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还包括农户农民的经济行为、发展福利与微观决策等问题。因为其同样包含了大量与“三农”有关的管理行为及决策活动,在学科门类中又经常被设置为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总体来看,该学科具有鲜明的生命特性、地域特性和经济学科特性,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应用型特征明显。

一、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已经具有较长的历史。20世纪 20—30年代许多高校就开始设立农业经济学系或相关课程。金陵大学最早于1921年开设农业经济本科专业并成立农业经济学系,1936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其首任系主任为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浙江大学于1936年成立农业经济学系,1942年设立农业经济研究所,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这一时期成立农学院并开设农业经济类课程的高校还包括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等,湖北省立农学院于1940年成立了农业经济系。从研究范式上讲,其时虽然存在诸多派别,但实证调查方法是当时最主流的方法,最具影响的是以卜凯为代表的农场管理学和以陈瀚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当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卜凯的两次大规模农村经济调查、陈瀚笙“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大规模农村调查等。

新中国成立后,该学科基本上照搬了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体系,并结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和中国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改造或改革。在高等院校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中,绝大部分农业经济学科从综合性大学调整到了农业专业高校或研究机构。“文革”期间,该学科深受“极左”思想的损害,基本上被取消或消失。“文革”结束以后,各相关院校分别于1977年或1978年基本都恢复了农业经济系。相关的专门学术团体也陆续成立,如1978年分别成立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1,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年会等形式聚集学科人才,探讨“三农”问题,并编辑出版《农业经济问题》和《农业技术经济》会刊,挂靠中国农业科学院。随后,《中国农村观察》和《中国农村经济》分别于1980年和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刊。这就是学术界经常提到的国内农业经济四大刊。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也于1982年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另外,随着整个高等教育走向春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教育部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青年部)等陆续成立或建立,不少高校或研究机构2也都新设立了农业经济系、专业或研究中心(所)等,整个学科步入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大家一起开始为探索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农业经济学科做出共同而不懈努力,包括先后发起举办全国中青年农业经济学者学术年会、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术年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设计培训会等。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学科把握住历史性发展机遇并得以蓬勃发展。陈秋红等(2018)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的文献计量统计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学科收录文献多达1443421篇,期刊论文1325297篇,年均增长13.31%,总体上呈“倒U型”变化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轨迹和趋势。

农业经济研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问题导向,为研究对象服务,关注政策研究。所以,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其研究对象和重点也不断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发轫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拉开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央在1982—1986年连续5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这五个“一号文件”也成为了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专有名词——“五个一号文件”。当时的农业经济研究主要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而展开,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研究为主,方法手段多采用定性分析工具,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把群众实践经验提炼到学术理论高度。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为代表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团队。鉴于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农业技术方案选优和技术评价为内容、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技术经济学也在 50—60年代有所起步的基础上真正开始走向成熟和发展,安希伋、沈达尊等都是这一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朱希刚、顾焕章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林毅夫、樊胜根和黄季焜等则为当时国际农业经济学界认识中国“三农”问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们在实证化和定量化等很多方面为国内农业经济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三农”问题凸显其严峻性。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时隔18年后的2004年,“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到2019年的《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已连续16年高强度关注“三农”问题。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整个农业经济研究及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陈秋红等(2018)统计的CNKI改革开放40年3944篇高被引论文中,年均被引频次高于整体篇均被引频次的年份集中在1997—2008年,2000—2004年所有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均高于117次,被引频次900次以上的11篇经典论文集中在1997—2005年,其中有6篇讨论农村土地问题。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农业经济研究涵盖了农业市场化与国际化、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农业农村改革与政策、可持续发展、农业微观与产业组织、城乡统筹与农村区域发展、农民福利与贫困等方方面面。但毫无疑问,政策研究成了国内农业经济研究最为核心的内容。除了高校的“学院派”研究外,许多农业政策文件诸如“一号文件”、农业发展规划与战略等本身也都反映了农业政策研究的进展,是许多政策工作者研究成果的反映,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众多研究机构或智库等。另外,黄季焜1995年创建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科赢得了国际影响力。根据RePEc & Ideas的2018年全球前10%经济学者和机构排名,黄季焜在农业经济学者中排名第16,CCAP在农业经济研究机构中排名第56,是中国唯一入选并在亚洲排名第一的研究机构,包括一系列成果发表于Nature、Sc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等期刊上。

2018年是中国农业政策和农村改革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一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并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这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契机。以十九大为起点,CNKI以乡村振兴为主题收录的文献已达14796篇,期刊论文10837篇。这些文献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理论逻辑、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和制度安排等展开了系统性探讨,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总要求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毫无疑问,乡村振兴必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经济研究的重点,这也是农业经济学科继续作为一门单独学科而保持一定独立性的重要原因,整个学科开始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不断迈进。

二、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进展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后,绝大部分农业经济学科都被调整到农业高校进行发展。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需要,该学科十分强调学习前苏联经验。例如,教学大纲和内容大都照搬前苏联高等农业院校的相关课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适当修改和补充,或偏重于农业政策讲解或解释等,学术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随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教育领域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1961年《高教六十条》以后,农业经济学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始高度强调农村社会实践,强调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学科虽然屡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然就学科建设和教育教学规律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当然,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学科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活动和可以延续的理论命题,其主要功能是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运动做论证(郑京辉,2009)。然而,随着“文革”的开始,“左倾”错误思潮泛滥,城市学校全面停课,专业停止招生,教育秩序陷入混乱,农业经济学科也难逃厄运,无论是师资建设、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遭受到了严重损失,就更加谈不上进行理论创新或学术研究了。

改革开放给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春天,农业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也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林毅夫曾提出,中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要实现国际化就必须在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上做出非常自觉的努力(林毅夫,1995)。时过境迁,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的显学。农业经济学科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科,长期以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服务“三农”的使命,而且受益于“三农”问题在政府决策目标体系中的特殊优先地位、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也基本完成了“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的任务,正在为建设一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而进行不懈努力。

这些长足进展主要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

1.研究范式日趋规范化。农业经济学科的主流范式已经由传统重逻辑推演和定性分析转变为数量和实证分析为主,以现代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计算机技术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已发展成为国内的主流范式,农业技术经济学、交叉科学开始兴起,包括国际上最近兴起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机器学习、大数据等前沿方法都能迅速地影响到国内。陈秋红等(2018)统计的《经济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等CNKI高被引论文来源期刊近15年来50%以上的论文都是实证类文章,论文写作格式和匿名评审程序等在国内都已经高度规范化。创办于2001年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每年都会设置专门的农业经济学会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整个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已经日趋主流化、规范化。

2.教育体系日趋国际化。近年来该学科所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每年都会大量引进海外尤其是北美地区的农业经济博士,包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等大量高层次人才,还有一些高校直接聘用国际知名学者担任国际学术院长、系主任等,这都大大提高了国内农业经济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国际化程度,以中高级微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系列课程趋于完善,并逐步开设了相关全英文课程,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等接收和培养了大量留学生,一些“双一流”和A类学科的课程体系与国际一流高校已经非常接近,教师和学生出国深造比例大幅提高。

3.国内外研究水平日趋接近。中国学者对于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有着近水楼台之便,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研究具有浓厚兴趣。最有资格解释中国“三农”问题的,当然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学家。虽然目前本土学者在国际农业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还不是很够,但是从国际高水平农业经济类刊物如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Food Policy等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许多年轻学者每年都能发表相当数量的高被引论文和入选Elsevier高被引学者,也有学者长期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顾问或咨询专家,包括国际主流农业经济期刊Agricultural Economics、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等的编委、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的理事等。现在每年都会有大量中国学者在美国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AAEA)、IAAE等高水平国际农业经济会议上汇报论文,AAEA还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分会(China Section)进行学术交流,共同发出“中国声音”。

4.国际学术联系日趋紧密。农业经济学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长期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联系,注重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打造学术共同体。早在1987年,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就曾与国际农经协会(IAAE)在北京合作举办过国际农业经济学术研讨会。1996—1998年由原农业部牵头、国内12家教学科研单位与美国温洛克国际农业发展协会联合举办农业经济学博士培养项目(Winrock博士班),开创了农业经济学科研究生教育直接与国际接轨的先河,许多学员都已成长为所在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主管领导等,为教育界早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做了有益探索。2009年樊胜根当选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下设的研究中心担任所长一职。2010年由Emerald集团、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联合创办的China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CAER)被SSCI和SCIE检索双收录,成为中国大陆经济管理第三本、农业经济第一本SSCI收录的学术期刊。被誉为“国际农经界奥林匹克”的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于2009年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学术会议,现在每年一度的 CAER-IFPRI会议、南京农业大学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影响力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世界农经界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的不断认同。

不过,从国际经济发展史来看,后发国家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以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为特征的起点阶段和以索洛式新古典增长为特征的目标阶段。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实还存在一个以人口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刘易斯二元过渡阶段,或者从产业结构上观察的库兹涅茨结构转换阶段(蔡昉等,2016)。这也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都不断下降的阶段,完全可以与农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划分相对应。舒尔茨认为农业发展存在两个阶段的问题:低收入阶段(或后发国家)的粮食问题(food problem),主要目标是廉价提供农产品;高收入阶段(或发达国家)的农业调整问题(farm problem),主要目标是防止农民相对收入下降,并开始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速水佑次郎在两者之间加入了一个新问题——中等收入阶段(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贫困问题(poverty problem),这是上述两个目标并存的时期(速水佑次郎等,2003)。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刘易斯人口转移和库兹涅茨结构转换过程。1978—2018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从27.7%下降到7.2%,就业人口比重从70.52%下降到27%,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82.08%下降到40.42%,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9.58%,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进入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给农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开始更多地考虑农业多功能性如营养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涵养及文化传承等,包括与非农产业的资源分配调整等问题,国民经济进入到农业调整问题优先的阶段。与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对应,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一些深层次问题在近十多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等基础学科的介入和发展。从根本上讲,农业经济学科只是这些基础学科的一个应用领域,而并不存在其他研究范式,其理论和工具都主要来自于这些基础学科。加上农业的市场化和农产品的标准化,农业部门的特殊性不再那么明显,越来越成为一个标准化的普通产业部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三农”问题总有解决的一天,必然一天一天趋于缓解。因此,农业经济为一个特殊领域并保留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些基础学科会大幅度覆盖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对学科空间形成“碾压”态势。

2.政策研究的影响力下滑。因为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和“三农”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重点长期集中在宏观领域,尤其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研究,如各种智库建设、政策评估等,取得了较大的政策影响力。不过,现在政府部门邀请“学院派”参与的决策咨询越来越少,其往往拥有自己的智库或研究机构,“学院派”专家更多地扮演了一种政策解释者的角色(于晓华等,2015),或者越来越具有“黑板经济学”的特征。随着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农产品趋于标准化,产业链越来越长,大量涉农企业和行业组织崛起,三产融合趋势明显,农业经济研究的重点必然要面向市场需求,从政策研究转向市场、行业和企业微观研究。

3.人才和优质生源的不断流失。学科的繁荣关键在于人才,但近年来农业经济学科的生源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下降。该学科早期的就业去向主要是农村基层、农业部门及研究机构等,但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以后,农业的特殊性日渐消失,其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相对经济管理等基础学科并不具备竞争优势。现在的教育竞争是全球化的竞争,无论是生源、师资还是教育供给,都已面向全球开放,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全球胜任力至为关键。目前农业部门和研究机构等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就业需求大幅萎缩,但农业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仍以理论、政策等宏观问题为主,学生对企业实务及操作技能等的训练不够,国际视野不强,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其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生源流失严重。

4.来自“新农科”的挑战。当前农业4.0已初现端倪,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跨界融合,原有的农科知识体系过于狭窄,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需要把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空间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新技术新材料和食品安全、农业农村治理、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知识纳入“新农科”知识体系,实现其与现实农业发展的匹配。这必然会对原有的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和专业设置等产生重要影响,并必然会伴随着新学科的不断萌生、老学科的自然延伸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一些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也纷纷增设农学院或介入农业经济学科,抢占制高点。农业经济学科作为一个直面现实经济问题的应用学科,如不能主动对接“新农科”的发展,则极有可能迅速走向衰亡。

三、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未来展望

作为一门典型的应用社会科学,农业经济学科的天然使命就是回答和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同阶段“三农”问题要解决的重心不尽相同,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重心也就必然会对应发生变化。因此,时代需求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不同时期农业经济学科的学科内涵各有侧重并发生历史性演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发达国家较早地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其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可以寻找出一些规律。比如美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脉络就是非常清晰的。

其最早是以农场经营为核心,又被称为“农场经营管理”(farm management),从农场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到农场金融、农产品营销、期货、贸易及合作社等,重点是农场的利润最大化问题。然后以政策研究为重点,受 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其农业经济学科的重点开始转向政府支持政策,包括贫困、食物保障和农业补贴等问题。再者就是回归市场研究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农业地位下降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国际竞争开始转向规则化以减少各方农业补贴负担等,该学科开始重新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和市场化,涉农工商管理(Agribusiness)逐渐兴起。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者需求发生转变,农业不再局限于食物供给功能,该学科在美国近年来普遍出现了与资源环境、营养健康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学科内涵开始发生重大转向。

农业经济学学科内涵的这种阶段性转换背后其实隐含着时代需求的变化,其根本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总结起来,现今北美地区高校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主要存在以下趋势:(1)转型为应用经济系,这可以从2008年美国农业经济学会更名为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可见一斑。(2)合并入经济系,农业经济学只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其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殊性。(3)转向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少农业经济系已经更名为农业与资源经济系。(4)向整个食品供应链及关联产业延伸,包括食品产业管理(或营销,Agribusiness)、涉农产业管理、食品营销(food marketing)及农商MBA等。(5)继续保留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发展、粮食安全等生产领域的经典问题仍然是研究重点,但其课程设置和科学研究等也逐步向发展经济、食物经济、资源环境经济等领域扩展。(6)逐渐消失或直接被关闭等(周应恒等,2009;于晓华等,2015;李谷成等,2019)。

从前文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历程回顾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该学科的发展同样也深深打上了时代需求的烙印,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和演变。总结起来,20世纪80年代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改革使得学科研究重点以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为主;90年代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学科日益重视市场化研究,并逐步为“入世”未雨绸缪,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研究等开始兴起;21世纪初期,面对城乡二元鸿沟扩大等形势,农业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并提出“两个反哺”,学科发展迎来黄金期,农业补贴与政府支持、反贫困、农民福利等诸多发展经济学议题开始纳入学科范畴;近十多年来,随着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凸显,学科研究同样存在向资源环境经济、食物经济和营养健康经济等扩展的趋势。

但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在本质上其实仍然是以政策研究为主,只是不同阶段政策研究的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中国有着最为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对农业经济学科有着最重大的发展需求,为该学科发展提供了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机会(李谷成,2009),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得以蓬勃发展的最根本原因。目前中国经济正由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向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农业自身发展阶段也开始发生转变,高收入阶段的农业调整问题呈现,并与中等收入阶段的农民贫困问题叠加。而且从长期来看,在我们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三农”问题最终也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了经济理论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林毅夫,1995,2001),经济发展阶段和农业自身发展阶段的转变必然会导致农业经济学科的内涵和研究重心发生相应转移。如不及时调整,就有可能对学科发展形成挑战,前文已有所提及。对此,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处理好学科发展短中长三期之间的关系,促进学科转型升级。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明确了到2035年农业农村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农业经济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仍将备受重视,仍将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必须立足于本土的国情农情,坚持问题导向,做好政策研究,这也为学科的转型升级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学科必须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服从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学科内涵的转型和演变规律,未雨绸缪、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城市化、市场化和农业小部门化等给学科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继续推进学科的规范化和国际化进程。弗里德曼曾提到,“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就更不应该舍近求远,而更应该从本土问题着手,倡导用规范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好本土的“三农”问题,讲清“中国逻辑”,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本着开放的心态进一步推进学科发展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

2.在宏观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行业、企业、市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学科的微观基础数据库建设。虽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基于中国数据,但缺乏高质量的微观基础数据库已经成为农业经济研究的最大制约,并极有可能制约到学科发展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加强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基础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发扬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直面现实,提倡问题导向的实证和调查研究,避免一个应用经济学科沦为“为模型而模型”、对经济现实和科学问题把握差等“黑板经济学”的境地。

4.注重向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两个学科延伸,夯实学科基础。一方面,要在农业政策评估、粮食安全、反贫困和农产品贸易等经典领域的基础上,向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经济、食物经济和营养健康等领域拓展;另一方面,应在加强学术人才培养的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市场和行业研究,加强涉农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和企业实务操作的训练,向涉农工商领域拓展,提高全球胜任力。

5.积极应对“新农科”的挑战。农业4.0的出现必然要求一些传统学科加强与新兴技术和前沿理论的结合,农业经济学科作为一个开放的学科,同样必须加入新的主题,关注新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以及衍生出的一些新模式、新产业和新业态,关注乡村社会及其公共治理和文化传承的最新发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包括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的交叉融合,积极引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质性分析等方法手段支撑农业经济研究的范式转型;与自然科学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农业科学等的交叉融合,积极引入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空间计算分析和GIS等现代信息手段开展跨学科研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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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12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

2. 主要包括地方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学院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以及党校系统等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李谷成.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与转型——基于高校(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J].农业经济问题,2019(11):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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