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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综述 | 孙小龙 等:后疫情时代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202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转】

三农学术 2022-12-31

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是收官“十三五”、谋划“十四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斗争最为艰辛的一年。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26—28日,由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和江苏省农学会承办的“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2020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本次会议以“后疫情时代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50余所涉农院校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本次会议安排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学术报告,采取“线下交流+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术研讨,邀请了9位知名专家进行大会报告,由14位代表围绕“技术经济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与家庭生计”两个主题作专场报告,并特邀8位专家现场主持和点评。现将大会主题报告及分会场学术报告的概况与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大会主题报告于9月27日上午和9月28日上午进行,分别由华中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李崇光教授和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谷成教授主持,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徐鸣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樊胜根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实教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教授、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季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孙洪武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王明利研究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龚斌磊教授等知名专家分别就“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现代农业建设”“国际视角下农业技术经济的挑战与机遇”“2020后中国扶贫标准与扶贫政策”“不确定外部环境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挑战及应对”“对近期与中长期我国粮食安全的再认识”“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革命”“科技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环保与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产业的冲击及应对路径选择”“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研究的挑战与展望”等热点和前沿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徐鸣研究员首先论述了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三大目标,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竞争能力;提供丰富的农产品,满足国民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其次他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建设的三种主要形态,分别是规模化的家庭农场、特色化的农村电商和智能化的农业工厂。最后他提出了长三角地区现代农业建设的三条路径,一是通过鼓励家庭农场主长期经营土地、支持支农补贴向家庭农场倾斜、建立政府与企业共同参与的农业巨灾保险制度,深化农村改革;二是通过建立与良种相适应的科学栽培体系、发挥智能工厂的效能、重视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发展农业科技;三是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田水利建设、开展乡村整治,推进城乡建设。


樊胜根教授全面介绍了当前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面临的现状,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带来的冲击,并对农业技术经济研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论述。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研究虽然取得显著成绩,但在当前世界发展涌现诸多变化的情况下,传统农业技术经济研究将面临新挑战。农业技术经济研究要重新定位研究目标,从经济单目标向经济、环境、生态、营养、健康多目标转变;要拓展研究领域,从农业生产到农食系统整个产业链,扩展到市场营销、资源环境、病虫害诊断和风险管理、营养健康等;要丰富研究内容,关注更多的技术,不仅包括农业技术,更包括生计来源的各种技术;要使用新数据和新方法,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构造跨学科的综合性大模型。


李实教授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减贫成效、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2020年后扶贫标准、2020年后扶贫政策的设计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实、系统和权威的论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显著减贫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赞扬。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不同的贫困标准带来不同的减贫效果、减贫效果的区域差别、特殊贫困人口具有较高的贫困发生率、收入差距的扩大、扶贫效率有待提高。随着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贫困的消除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把绝对贫困标准调整为相对贫困标准,同时还应该考虑多维贫困标准。为此,2020年后扶贫政策应从运动式的扶贫战略转向常规化的扶贫制度,提升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和增收能力,促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强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减贫作用。


朱晶教授结合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着重论述了粮食安全进入新阶段、开放环境下的全新挑战、“不确定”条件下的“定力”应对等三个方面。粮食安全已进入高安全水平和高开放水平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开放环境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想挡挡不住”“想做不能做”“想进有风险”“想为难作为”的全新挑战。通过“三元平衡”框架分析,中国应通过制度设计、贸易谈判、进口多元化、风险管控等措施打造“定力”应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


黄季焜教授围绕近期粮食供需和安全保障状况、未来粮食供需与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中长期粮食供需和粮食及食物安全保障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近期我国口粮供给远超预期,全球粮食生产和库存也再达历史新高,粮食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饲料粮或畜产品供给问题。我国未来粮食供需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包括口粮供需结构性失衡、饲料供需不平衡、饲料结构不合理、科技体制不顺和基础与应用研究不足、粮食支持政策空间受限、水资源短缺和土壤耕层变浅和退化等。未来15年我国农业发展趋势是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但农民素质不断提高、食物需求向多元化和高值与安全方向转变、养殖业和种植业逐渐转型、农业生产社会服务不断完善、现代技术对于突破单产潜力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全球耕地面积继续增长为谷物产量的增加提供更多可能等。最后,报告从保障粮食安全的生产能力和管控能力、提升口粮的有效供给和促进饲料粮多样化等方面给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刘守英教授分析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农业的转型困境,并就要素组合、制度变革与农业回报率进行了论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呈现出第一产业产值份额和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不一致、农业回报率低甚至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等反常规现象,存在着农业结构单一、农产品复杂度低、产业融合层次低、乡村功能和价值窄化、农产品成本持续上升等问题。我国农业发展困境的根源在于,强调单一要素的单兵突进、要素不匹配带来的利用不经济、提高土地单产的现代投入使用过量、农业机械利用不合理等。要实现农业回报率的提高,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打破要素组合的原有均衡,实现要素组合的变化与升级。此外,刘教授还基于湖南湄潭和上海松江两个地区的典型案例,对制度变革、要素组合与农业工业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没有强大的农业,就没有无后顾之忧的城市化,农业要素组合与升级是提升农业回报率的关键因素,制度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革命的力量。


孙洪武研究员从时代价值、重点领域、科技赋能路径三个方面论述了科技赋能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发展经历了多个时代变迁并具有不同的特性,传统农业“靠天吃饭”时代,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得不到保障;生物化学农业时代,农药和化肥的过度使用在促进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同时导致了健康威胁、土壤酸化、营养失调等多重问题;质量绿色农业时代,需要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精准平衡;智能智慧农业时代,先进技术例如区块链技术和智能供应链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农业科技赋能的重点领域集中在“7能”,分别是巩固“产能”,向土地赋能;提高“势能”,向市场赋能;增强“环能”,向环境赋能;激发“潜能”,向主体赋能;创造“动能”,向客户赋能;增进“效能”,向生活赋能;完善“治能”,向管理赋能。科技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主要从政府兜底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主体联合作用和网络特别作用几个方面开展和推进。


王明利研究员分析了环保与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行业产生的冲击与应对路径选择。政策约束和疫情冲击对我国生猪产业,包括生猪存栏量以及生猪产能变动都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政策约束对生猪养殖业的影响机理主要为投资抑制和生产约束,疫情冲击对生猪养殖业的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个体养殖决策和生产条件两个方面。当前我国生猪养殖成本高位运行,且面临着土地资源、饲料资源、优质种质资源、劳动力成本等养殖资源约束。此外,紧张的动物疫情防控形势以及日益增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使得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发展面临着疫病风险、生产要素欠缺、环保政策稳定性不足、支持政策与市场背离以及先进技术推广普及不到位等多重困难。因此,为了推动生猪养殖产业发展,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注重实施效果,制定合理的环保标准,不断提升生猪疫病防控水平,并选择科学的规模化和区域化发展方向。


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建设的重要指标。龚斌磊教授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阐述了农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研究的挑战与展望。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传统的生产率模型—传统生产函数、随机前沿分析以及数据包络模型,在开展生产率分析时存在着各自的优势与限制。当前生产率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不同时间阶段下生产函数有所不同;二是不同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变化条件下生产函数有所不同。使用变系数生产函数,通过分解生产率打开生产率的“黑箱”,采用最优权重的模型平均法综合使用多种生产率模型,利用空间技术处理空间相关性,解构产出变量以明确驱动因素影响农业产出的途径等方案或可解决以上问题。此外,龚教授还对投入和产出变量的界定、如何将新事物纳入现有的生产率模型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技术经济与绿色发展


后疫情时代农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既要确保产业发展,也要减轻资源环境负荷。因此,必须加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科技创新,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围绕该主题,学者从生产函数模型、农户农业技术和机械化服务采纳、环境规制与产业经济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李辉尚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放宽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产出弹性为固定常数的假定,构建地区异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来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和阶段农业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空间异质性,且劳动力投入、农业资本深化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时变特性。


为了分析政府政策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意愿与采纳行为的影响杨兴杰基于湖北、湖南、安徽三省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补贴、宣传引导、约束惩罚等政府政策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意愿和采纳行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政策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性。因此,政府要基于地区实际情况,调整不同政策的标准与方式以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实现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目的。


高天志基于陕甘宁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女性参与家庭决策和女性劳动参与程度角度出发,构建了其家庭采纳水土保持技术的决策模型。研究发现女性参与决策及女性劳动参与程度对其家庭采纳水土保持技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可行能力在女性参与行为与技术采纳关系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经济赋权、组织赋权和自我赋权在女性参与行为与可行能力关系间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曹铁毅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需求与供给的二维视角综合考查了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机械化服务选择并剖析了其特征表现。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农场的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相关,经营规模与服务需求和供给之间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马如意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阶段牧户潜在娶妻压力对牧区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有适龄未婚男性的牧民家庭超载过牧的程度更高,且超载程度随着家庭中未婚男性的数量增多而提高,而“儿女双全”的家庭超载过牧的程度相对较低。


江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以及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生猪生产布局和规模化养殖的影响以及生猪产业环境规制的政策互动形式。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抑制生猪产能的同时促进了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地区间生猪产业环境规制空间政策互动推动全国生猪生产布局调整和结构升级,且环境规制相对较高的地区对其他地区环境规制整体变化的敏感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


许佳彬基于十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Tobit模型检验了奶牛养殖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奶牛养殖产业集聚水平和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十年间大规模奶牛养殖平均环境效率值高于小规模和中规模奶牛养殖的平均环境效率,且奶牛养殖产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呈现明显倒“U”型关系。


三、乡村振兴与家庭生计


后疫情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根本目标是提升农村居民家庭生计水平。围绕该主题,学者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劳动力流动、农户认知和健康、农村家庭教育等视角进行了探讨。


徐亚东就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内在逻辑、衔接内容、现实困境和路径设计六个方面,认为未来关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研究可以聚焦制度供给、案例验证、测度分析、理论扩展等方面。


张欢从要素价格视角尝试构建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及产业转型对农民工流动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要素价格及产业转型对东中西等不同地区农民工流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相对价格主要通过产业转型对农民工流动产生影响,证明了诱使产业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效应已经减弱,并且论述了产业已经开始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事实。


王灿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美丽乡村建设与人才流向农村意愿的关系,探讨是否可以通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吸引人才流向农村。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城乡收入差距不大,乡村环境治理可以显著引致人才流向乡村,但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乡村环境治理则不是引致人才流向农村的影响因素。


陈菊慧基于一手线上调研数据和卫计委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估计新时代下以信息网络为媒介的故乡感知对农民工返乡和留乡行为决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故乡感知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故乡和农民工之间的联结越紧密越容易促进他们返乡与留乡,对家乡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故乡感知在内生联结影响农民工流向意愿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十分微弱。


许海平基于2015年和2017年CHFS调查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金融认知水平对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认知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无论是低收入还是高收入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认知水平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蔡文聪采用山东、云南、陕西、甘肃四省1710个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Probit、二元Probit和IV-Probit模型,分析收入、收入差距对农民自评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加强收入对健康的正向影响,收入提高会弱化收入差距对健康的负向影响,收入差距和收入间的交互作用是健康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


陈博欧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其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来自全体理事、各界专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共收到应征论文179篇,经评审组专家评审,选出8篇获奖论文,旨在鼓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到农业经济学领域,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施展拳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孙小龙,廖小静,葛灿菂,李寅秋.后疫情时代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202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J].农业技术经济,2021(02):140-144.

  • 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 如有不妥,请公众号 或 snxsac@163.com 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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