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张子豪、李胜梅：新世纪二十年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生态及发展趋势

好文荐读（第十五期）新世纪二十年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生态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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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二十年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生态及发展趋势

张子豪1 ，李胜梅2

1.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北京，100083

2. 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院，北京，100083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张子豪,李胜梅.新世纪二十年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生态及发展趋势[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03):44-52.

提要：本文从学科生态的视角出发，考察新世纪二十年来汉语修辞学的基本态势，探索发展趋势。语言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由描写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深化，但其他学科的竞争压力导致其生存空间萎缩。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将修辞理解为人类认识、行为和存在的根本方式，释放修辞学的研究空间，但也存在如何消解新形象和刻板印象之间的矛盾、如何面对多学科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升学科标识度等问题。在对学科生态进行上述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就汉语修辞学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相关思考。

关键词：汉语修辞学;学科生态;新世纪二十年;发展趋势;

基金项目: 北京语言大学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新世纪汉语修辞学的学科发展态势及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汉语修辞教学的若干思考”（项目编号为22YJ0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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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系列修辞学著作尤其是陈望道(1932)《修辞学发凡》的问世，汉语修辞学摆脱文论附庸的地位，成为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汉语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术观念持续更新，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涌现出大批优秀学者和高质量著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汉语修辞学在缺乏问题意识、缺少学科资源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度陷入“困境”。到了新世纪，中国修辞学人重新思考老论题，努力开辟新论域，使汉语修辞学呈现新面貌。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发展历程，宗廷虎主编(2007)已有详尽论析，本文则聚焦新世纪二十余年的发展。新世纪以来，各学科在2008年和2018年(改革开放30、40年)、2009年和2019年(新中国60、70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总结学科发展历程，汉语修辞学亦如此，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修辞学大视野”专栏在2013—2018年推出六组“修辞学科学术观察与思考”,纵览新时期汉语修辞学的“云卷云舒”。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语修辞学的现状进行总结和反思，如高万云(2004)从学科困境出发探寻未来的出路，段曹林(2015,2021)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展望中国修辞学的走向，胡范铸(2016)以五十个问题为线索展示当代修辞学研究的整体面貌等。

本文将从学科生态的角度内省外察，把握学科基本态势，探索未来发展趋势。

二.新世纪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生态

学科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传导”的知识型组织，其成长过程具有遗传与变异、竞争与合作、适应与发展等生态学特征(武建鑫2017)。“学科生态”并不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而是将学科看作复杂动态的有机体。从生态学角度理解学科特点，提醒我们更自觉地观察学科的组织结构和生存环境，更理性地兼顾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推力，重视学科与学科之间、学科与学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科生态”的观察视角，适应当下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现状，有利于综观学科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整体和局部、动态和静态等多重关系，有利于全面深入地揭示学科发展的规律，或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综述框架用以回顾具体学科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尝试作为评价视角用以预测学科的发展未来。修辞是一个多因素互动的过程，修辞学研究涉及多门相关学科，因此，采用“学科生态”的观察视角，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更系统地观察修辞学发展进程中多门学科之间的复杂互动规律。由于汉语修辞学的学科定位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语言学科，一是交叉学科，因此本文同时考察这两种定位下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生态。

2.1 语言学科定位下汉语修辞学的生态

自《修辞学发凡》以来，汉语修辞学长期定位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刘焕辉2011),研究表达者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语言材料和表现手法，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情感。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在语言学科的定位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也暴露出深度不足、方法陈旧等问题。相较于20世纪，在语言研究更加强调探讨机制和动因的大环境下，新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告别以往“定义+例证”的感悟式研究模式，关注修辞现象的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如李胜梅2006)、语义基础(如谭学纯2011)、认知过程(如刘大为2001)、心理机制(如吴礼权2002)等，推动汉语修辞学由描写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深化。

辞格和语体是汉语修辞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也是新世纪学科生态变化较大的领域，下面我们试从这两个方面观察汉语修辞学的新变。

作为汉语修辞学的经典论题，辞格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留在举例说明的层面，虽然不断拈出新辞格，但整体上对辞格的认识缺乏深度。对此，陆俭明(2008)指出：“对修辞格的研究，也较多的是停留在表面的描写上，往深里思考不够，很少有人能深入分析研究各种修辞格的形成机制以及跟其他语言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新世纪的辞格研究出现如下新变：一是对辞格的再定位。辞格不只是锦上添花的语言技巧，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刘大为(2001)区分认知性辞格和表达性辞格，其中认知性辞格可以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关系。王珏等(2008)认为辞格首先是认知、思维的方式，然后才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手段。二是对与辞格相关的修辞现象进行结构描写。李胜梅(2003)提出结构分析方法，解析修辞现象的结构成分，描写各成分的特点、各成分之间的各种联系和组合模式，分析各结构体的生成过程、表义特点、解码方式、修辞功能、语体特征等，由此建立由修辞结构成分组合而成的修辞现象体系。三是注重刻画辞格生成与识解的内在机制。徐国珍(2003)通过对仿拟的认知过程、认知功能等的研究，指出范畴和原型是仿拟创造的基础，类推和完型是仿拟理解的途径。刘大为(2012)提出“主过程和随激过程”与“分时处理和并行处理”两组概念，富有新意地考察谐音的心理机制和语言机制。辞格研究的新变拓宽了辞格的研究空间，加深了对辞格的理论认识，提升了辞格的研究价值，也为辞格的辞典编纂、翻译、教学等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认识。

语体是汉语修辞学着力较早的研究领域。20世纪的汉语修辞学著作和教材一般设有语体章和风格章，均将语体研究看作修辞学研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世纪二十余年来，在修辞学理论框架下，语体研究在考察各种语体中的语言现象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语体学的理论体系(王德春、陈瑞端2000;袁晖、李熙宗主编2005等)。但从文体类型和表达效果入手对语体进行经验式分类描写及罗列经验事实、将语体看作不可分析的混沌的做法使研究遭遇瓶颈(刘大为2013)。新世纪以来，部分学者开始转向解释性、生成性的研究路径，透过杂乱的语体现象归纳影响因素以说明语体的运作机制。丁金国(2004)、李熙宗(2006)提出“功能性因素”和“功能域”等概念，指出功能性因素制导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功能域则是功能性因素的集合体与交际功能分化的语言变异类型形成互动关系而造成的语体依存体。从功能域出发可对语体作出更系统、更有解释力的分类。曾毅平(2008)指出功能是语体分化的依据，形式、意义与功能的相互印证是语体分化的方法论原则。刘大为(2013)提出“语体变量”的概念，认为语体的形成是语体变量组配的结果。也有学者对何为语体、语体如何发生等问题进行理论探索，如李熙宗(2005)、丁金国(2010)等。语体成为当下语言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不能忽略汉语修辞学所打下的重要学术基础、所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

除传统领域的新变外，新世纪汉语修辞学还在积极开拓生存空间。修辞和语法的互动关系是学界非常关注的话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讨论(参看林文金、周元景编1996),但对于二者如何互动并未形成深度认识。新世纪汉语修辞学着力打开语法和修辞的互动通道，探索修辞现象和语法现象的接口有何特点，思考修辞学理论和语法学理论如何互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大为(2010)“修辞构式”概念的提出。修辞构式以不可推导性区别于语法构式，修辞构式和语法构式作为连续统，可将修辞学和语法学整合为一个学科统一体。修辞构式的提出随即引发语法学界的热切回应，陆俭明(2016)进一步提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再到新的语法构式的演化过程，施春宏(2017)对修辞构式的增殖效应、网络系统、创新层级等进行系列探索。“互动论”已经成为修辞语法的新观念，语法学的某些观念已经拓展到修辞研究，同时修辞学的某些观念也已渗透到语法研究(施春宏2012)。汉语修辞学长期致力于语篇层面修辞现象的研究。20世纪对谋篇布局、段落组织等有深入探讨，继承古代篇章理论并赋予现代语言学理念；新世纪汉语修辞学的语篇分析则注重吸收国外篇章分析理论，系统考察汉语语篇的结构类型、衔接连贯、生成理解等。近十年来的语篇互文研究尤为活跃。祝克懿(2010,2011)探索互文理论与语篇修辞对话的生长空间，以新视角描写文本互涉的路径和结构特征，建构语篇生成与理解的动态过程，并对文学评论等具体语篇中的互文现象进行分析。还有学者将互文理论推向比语篇更高的层面，如体裁互文、语体互文、风格互文等。与互文理论相关的主体间性、对话性、多声性等概念对汉语修辞学的创新探索以及语法研究、话语分析等均有启发意义。当然，修辞学与邻近学科之间的互动，不能仅限于同语法学、篇章分析之间的互动。我们认为，语言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从语音修辞、词语修辞、句子修辞、篇章修辞、汉字符号修辞等方面展开对修辞现象的观察，可以更有理据、更为系统、更加有效地揭示汉语修辞规律。因此，修辞学应该同汉语语音学、汉语词汇学、汉字学等也保持密切的互动，但遗憾的是，二十年来这几方面的研究成果却极为有限。总体而言，新世纪语言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向着纵深发展，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语言学科定位下汉语修辞学的生存空间逐渐萎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他学科带来的竞争压力。例如辞格本是汉语修辞学的核心领域，但新世纪以来许多辞格现象引起语法学的敏锐关注，比如对移就、通感、列锦等结构进行深入描写，对其生成机制作出富有新意的解释，一跃成为语言学热点话题。修辞学的语体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修辞学的语体研究起步很早，有着可贵的历史积累，新世纪却被迅速发展的语体语法理论弯道超车。竞争力不足的背后是理论生产力和影响力的下降。理论引导问题的发现，理论推动学科的发展，但语言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更多的是引进理论，并没有向外推出有影响力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汉语修辞学内部对于新论题缺乏跟进研究，学者的个人学术行为占主导，较少得到同行的即时反馈和深度跟进，较少形成学术的代系传承。例如“修辞构式”提出后，修辞学者声音渐稀，反倒是语法学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修辞学失去对这片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让人感到遗憾。汉语修辞学在语言学科的道路上步履艰难，有被边缘化的倾向。有的学者选择继续坚守深耕，如胡习之(2014)基于对修辞学研究基点的深思，立体勾勒核心修辞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系统；有的学者选择向交叉学科“转向”和“突围”,而这也进一步导致本就有限的修辞学研究群体的人才流失。

2.2 交叉学科定位下汉语修辞学的生态

将修辞学定位为交叉学科的看法早已有之，陈望道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修辞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并在80年代引发不少学者的讨论。虽然已有交叉学科的定位，但学界对于修辞学与什么学科交叉、如何交叉都未有清晰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支持。

世纪之交，西方新修辞学理论和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汉语修辞学向交叉学科转型的理论契机。西方新修辞学呈现鲜明的多元化理论倾向和多学科交融新气象，热切关注人类一切话语形式、修辞与政治、修辞与认知、修辞的社会功能、修辞的交际性及交际的互动性等。修辞学和语用学都以语言运用为研究对象，语用学讨论的言语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修辞行为，也应是修辞学的核心问题(胡范铸2003)。在西方新修辞学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汉语修辞学将修辞理解为人类认识、行为和存在的根本方式，研究视阈出现重要转变，其中“广义修辞学”3和“新言语行为分析”较有代表性。广义修辞学继承本土学脉，吸收域外理论，以表达者和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三个层面的展开为理论框架(谭学纯、朱玲2001),拓宽了汉语修辞学的研究空间。谭学纯(2008)基于修辞学与文学之间的天然联系以及相互渗融的可能性，指出文学修辞研究可延展修辞学和文学的学术空间，实现能量交换。广义修辞学吸引众多青年学者在该理论框架下考察修辞现象，如高群(2021)从夸张构式到语篇夸张结构，尝试构建广义修辞学下辞格研究的新模式，给学界耳目一新之感。胡范铸(2003,2017)强调汉语修辞学和言语行为理论结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汉语修辞学的“新言语行为分析”。在该理论框架下，“修辞”被定义为“一切使用语言实现自己意图的过程”,修辞学的研究目标被设定为“以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入手，有效地推进人的个体的社会化、群体的互动性、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胡范铸2017:9)。以“新言语行为分析”为逻辑起点，在目标、问题、方法的统一下，胡范铸及其研究团队提出“机构形象修辞学”“实验修辞学”“案例库修辞学”等理论命题，开发出“主体构成”“行为类型”“规则系统”等工具性范畴(参看胡范铸2017)。“新言语行为分析”积极观照社会生活中的修辞现象，回应政府、企业、社团等的修辞需求，提升了汉语修辞学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方兴未艾，除上述广义修辞学和新言语行为分析外，张宗正(2004)的“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傅惠钧(2017)的“大语言修辞观”等从不同角度走出纯语言学的场域，主动融入新时代的学科大生态。在修辞学外部，人文学科各分支领域如科技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美学、历史学、法学等纷纷出现Rhetorical Turn(“修辞转向”或“修辞学转向”),产生科学修辞学、历史修辞学、艺术修辞学、经济学修辞学等(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甚至可以说，所有涉及人类言语交际行为的研究，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自觉不自觉地出现了修辞转向和修辞学转向。总体而言，新世纪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向着更广阔的空间发展，但也面临一些困难。首先是新形象与刻板印象之间的矛盾。与20世纪相比，新世纪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在理论假设、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但学科之外对于“修辞”和“修辞学”的认识仍停留在“修辞就是语言的艺术化技巧”“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格的学问”等。这种“不了解”和“误解”影响对汉语修辞学研究成果的评价，限制学术资源和研究人才的进入，降低汉语修辞学在学术界的美誉度。汉语修辞学如何消除这种“不了解”和“误解”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学科自身逻辑起点的不确定造成生存路向的不确定。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有诸多逻辑起点，而语言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把‘辞’确定为中国修辞学的逻辑起点”(刘焕辉2011),二者缺乏沟通和能量交换。再次，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尚未获得稳定的生态位。交叉学科的研究面对的是多学科现象，自然需要迎接其他学科的挑战，如文学修辞学既是修辞学的论题也是文学批评的论题，国家形象修辞学既涉及修辞学也涉及政治学，面对多学科现象怎样发出汉语修辞学自己的声音、怎样创造具有“学科标识度”4的研究成果是交叉学科定位下的汉语修辞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前文我们集中讨论了修辞学的理论问题，接下来简略说说修辞教学问题。广义的修辞教学包括修辞知识教学和修辞学教学。修辞知识教学不论在语文教学还是二语教学中都处于“失声”状态。在语文教学中，有不少中学语文教师狭隘地将修辞理解为修辞格和语言表达技巧，教学安排随意，并未切实培养学生的修辞能力(汪国胜2010;傅惠钧2016),这与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中学语文教材只提几个辞格有密切关系，我们希望能从大纲修订和教材编写环节作出具体调整，重视中学生修辞知识的系统掌握和修辞能力的切实提升。在二语教学中，汉语修辞学与国际中文教育的联系明显弱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汉字等级大纲、词汇等级大纲、语法等级大纲的研制以及国际中文在线教学资源的建设都已取得突出成果，但汉语修辞学却几乎未见相应的等级大纲研制和教学资源开发，与修辞知识和修辞能力的重要性极不匹配。修辞学教学同样面临困境，一方面修辞部分在现有教材中所占比例偏低，有的教材甚至没有设置修辞部分(袁毓林、李新良2016),另一方面修辞学教材的内容与当下的修辞研究成果脱节严重，影响入门者与语言学同行对汉语修辞学的认知。修辞教学的“失声”现状亟待改变。

三. 学科生态视角下的汉语修辞学发展趋势

以上从学科生态的角度论述了新世纪汉语修辞学的成就及存在的局限，下面我们谈谈汉语修辞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3.1 发掘传统范式价值，推动中西修辞对话

以《修辞学发凡》为代表的传统范式自创立至今已近百年，它创造过汉语修辞学的高峰也经历过低谷。新世纪以来，随着认知观、互动观、构式观、用法观等研究观念的加入，汉语修辞学界重新思考传统范式的价值，如复旦大学近些年大力推动传统修辞学概念和理论的现代阐释，其主办的第九届望道修辞学论坛以“消极修辞的现代认知”为会议主题，汇聚多学科力量共同开拓以往关注不够的消极修辞的理论空间。也有学者大力倡导重读经典，如李胜梅(2010)提倡精读《修辞学发凡》,感受经典魅力，科学认识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推动学科新发展；霍四通(2012)积极挖掘《修辞学发凡》的当代学术价值。

汉语修辞学在努力发掘传统范式价值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中西修辞对话。一方面主动引介和推广西方修辞学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成果，如《当代修辞学》开设“国外修辞学”专栏译介西方修辞理论，历届中国修辞学年会均邀请外语界修辞学者共同探讨。另一方面结合西方修辞理论与汉语修辞实际开展中西修辞比较、修辞批评等研究，如温科学(2009)、袁影(2011)等。我们看到，中西修辞学在学术体制、研究旨趣、理论范式、基础概念等方面差异明显，二者如何对话、整合是难点也是突破口。汉语修辞学要与时俱进，辩证处理好厚重文化底蕴与西方修辞学的关系(刘焕辉2011)。
3.2 更新修辞观和研究方法

从《修辞学发凡》至今，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一般集中于语言的两种存在形式——口语和书面语，但随着言语行为理论、多模态理论等新观念的引介，人们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理解。胡范铸(2017)从言语行为的角度理解修辞，国家外交、政府宣传、新闻报道、疫情标语、商业洽谈、广告代言等国家行为和社会活动都应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在多模态研究的热潮下，顾曰国(2013)、黄立鹤(2018)提出动作、发型、服饰、图像等符号资源同样能够实现修辞行为，倡导开展多模态修辞研究。甚至有学者将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一切符号，如霍四通(2022)将陈望道的“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说法扩大为“符号的一切可能性”。我们认为，研究对象的扩大体现汉语修辞学对社会交际新现象的密切关注，是学科生命力的表现之一，但是每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都是明确的“一亩三分地”,学科的创新发展，重要的不是表面上扩大研究范围甚至离开学科自身的边界进入其他学科的“耕地”,而是观念的深度更新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入理解。新世纪的汉语修辞学，既要回应社会语用需求和大众修辞关切，回应语言学邻近学科的新观念、新理论，与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篇章分析等密切互动，同步更新修辞观，也要辩证地守正，深刻理解修辞学研究对象的本质特点和核心研究范围。

“修辞学科学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多位学者强调，新世纪以来仍是汉语修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科学化”直接相关的是研究方法的更新。鉴赏法、评点法、统计法、归纳法、比较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在面对汉语修辞学的新目标和新问题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对此，曾毅平、杜宝莲(2004)提出问卷调查、心理实验、社会调查、交流访谈等实证方法，并提倡思辨和实证的互补。ERP、fMRI等新技术在修辞学研究中的应用同样值得期待。另外，当下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时代，计算无处不在，已经成为人们观察世界的一种方法论。语料库是大数据研究的基础，目前已有学校研制面向修辞研究的专用语料库，并取得一定成果，如暨南大学的“现代汉语辞格语料库”,但总体而言目前的修辞语料库尚不成熟，仍需继续建设。修辞学人需要积极跟上时代的学术大潮，思考大数据、定量研究、实验研究可以为修辞学提供什么样的理念启发和方法创新并有效运用于修辞现象的深入分析。
3.3 交叉学科定位下的修辞研究可望成为热点论题
李宇明(2019)在总结中国语言学70年学科发展时提出两点富有启发性的思考：一是语言学研究基点要从“语言结构”移至“语言运用”,或者说实现由“语言”向“话语”的基点转变；二是语言研究要打破“蜂巢”般的碎片格局，构建“大语言学”知识体系。这两点思考与新世纪以来汉语修辞学“转向”和“突围”的观念不谋而合。新世纪汉语修辞学一方面突破语言技巧的局限，还原“修辞”在人类存在方式和言语行为中的本来面貌，另一方面积极搭建学术共享平台，呼唤多学科共建，注重与语言学科内部以及其他学科的中外学者互动共鸣，推动汉语修辞学突破学科藩篱，形成松散异质的跨学科“研究体”(刘亚猛2009)。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交叉学科定位下的修辞研究可望成为热点论题，并再一次站在语言学的前沿，这样的展望令人振奋。

四.结语

以“学科生态”的框架综述具体学科的发展变化，适应学科渗融的趋势，顺应学科生长的规律，在关注学科内部研究范式改变、研究方法创新、学术群体活力的同时，更关注学科生存空间的变化、学科能量的流向以及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通过观察作为有机体的汉语修辞学在新世纪二十年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状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也获得了新的认识：(一)关于汉语修辞学的学科自身。从核心研究对象、基础概念、逻辑起点、学术成果形式、学术阵地、学术共同体及其传承等方面可以观察到汉语修辞学新世纪二十余年的新气象与困顿不前。培养一批有学术影响力的修辞学者，是汉语修辞学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最为迫切的时代重任。(二)关于汉语修辞学与社会历史环境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从对社会需求的回应看，修辞学人在新世纪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语言生活，但对同时期的重大修辞事件缺乏即时的学术思考，与学科应有的学术担当不匹配。修辞教学应该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汉语作为二语教学承担应有的学科任务，为个人修辞形象的塑造和国家修辞形象的塑造发挥学科的独特影响。(三)关于汉语修辞学与邻近学科乃至时代学术大潮各要素的相互关系。邻近学科的弯道超车，提醒我们反思修辞学的慢速，反思守着一片宝贵富矿却没有找到有效科学方法去挖掘的深层原因。时代学术大潮裹挟着所有的学科门类奔涌向前，新世纪二十余年的汉语修辞学却徘徊在路上。紧跟学术前沿，勇立潮头，是每位修辞学人的学术使命。中国修辞学人应清晰认识学科所处的生态大环境，找准生长点，推动汉语修辞学向着更具学科标识度、更有理论深度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新世纪未来的汉语修辞学，与学术生态中的各“物种”、各“种群”协同成长，呈现更加精彩灿烂的学术风景。

作者简介

李胜梅

个人简介：李胜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4项，参与完成国家课题4项，参与完成省级课题5项。主要成果有：在《语言文字应用》《当代修辞学》《修辞学习》《汉语学习》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论文集1部，合著、参编9部，主编教材1部。

研究领域：汉语修辞学，语篇分析，汉语国际教育，言语交际学，社会语言学

联系方式：[e-mail]

张子豪，男，福建福州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修辞学和现代汉语语法，电邮：[e-mail]

本文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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