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胡琬莹、赵杨：词汇层面语码转换代价的语言内部来源

好文荐读（第五十六期）词汇层面语码转换代价的语言内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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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层面语码转换代价的语言内部来源

胡琬莹1 ，赵 杨21.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胡琬莹,赵杨.词汇层面语码转换代价的语言内部来源[J].世界汉语教学,2023,37(04):547-562.

摘要：语码转换是双语者语言生活的重要特征之一。目前诸多研究关注了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但 对于语言加工过程是否是代价来源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主要考察正字法和语言节点的加工过程是 否产生转换代价，前者反映词汇加工的早期阶段，后者反映晚期阶段。实验结果表明，词汇识别早期 正字法加工过程不产生转换代价，词汇识别晚期语言节点提取阶段产生转换代价;在语码转换加工 中，转换发生之前词汇的熟练度对加工有较大影响。研究验证了双语词汇识别交互激活扩展模型，并 修正了该模型，从加工进程上区分了产生和不产生转换代价的识别过程。研究还发现汉字、拼音和英 语可能存储于同一心理词典内。

关键词：语码转换；词汇识别；转换代价；正字法；语言节点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中外联合研究专项课题项目“量化辖域的习得对比研究”(22YH01ZW)的资助。《世界汉语教学》匿 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感谢胡琬莹老师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引言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指在单一话语、句子或其他语言成分中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是双语者(bilingual)语言生活的典型特征之一(Toribio & Bullock,2009:1)。Poplack(1980)以日常生活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语码转换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见例(1):

例(1)中，双语者首先使用了西班牙语单词“leo(读)”和不定冠词“un”，但是他没有继续使用西班牙语单词，而是选择英语单词“magazine”(杂志)完成句子。

在语码转换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转换代价是讨论较多的现象之一。语码转换代价(code-switching cost)指当双语者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时，反应时加长、错误率增高、消耗更多认知资源的现象。代价具有可量化、易测量、可比较等特征，反映了双语者的语言控制能力(Zhang et al.,2021)。大部分语码转换研究都发现了显著的转换代价。

目前学界尚未对语码转换代价来源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转换代价的产生与语言加工无关，完全来源于任务切换，由语言以外的因素造成(Thomas & Allport, 2000;张积家、王悦,2012)；另一种观点认为语码转换代价也是语言加工的产物，可能产生于心理词典内的加工过程(Grainger & Beauvilain,1987; Casaponsa et al.,2020)。两种观点各有实证研究和相关理论模型支持。

二.语码转换代价的表现与来源

2.1 语码转换代价的表现

自Grainger & Beauvilain(1987)发现语码转换存在代价后，大量研究就这一现象展开讨论，且大部分研究都发现了显著的转换代价，如Moreno et al.(2002)、陈士法等(2018)。Moreno et al.(2002)使用ERP技术考察语码转换进程，证实了对于英西双语者，句内语码转换会产生显著代价。该研究改变英语单句的最后一个单词，分为预期、语码转换和词汇转换三种条件，如例(2)所示:

三种条件下，句子仅替换最后一个单词：预期条件的最后一个词是在前期完形填空测试中大多数母语者使用的词语(a句中的fire)；语码转换条件使用预期条件的西班牙语翻译(b句中的fuego)；词汇转换条件使用完形填空中出现频率较低的预期条件近义词(c句中的blaze)。被试在ERP实验中分别阅读三种条件的句子，兴趣区为句子最后一个单词。结果显示，在250-450ms时间窗口，与预期条件相比，语码转换条件激发了更明显的负波(N2成分)，说明双语者对转换部分的语义加工存在困难。在450-650ms和650-850ms时间窗口，语码转换条件激发了更明显的正波，说明转换在整合阶段也存在加工困难。研究验证了语码转换代价的心理现实性。有些研究未发现显著的转换代价(Jackson et al.，2004;Mosca & Clahsen，2016)。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了句间语码转换，转换发生的位置可能影响了代价产生。也有研究发现语码转换省力(代价为负)(倪传斌等，2015)，但相关研究较少，不能确认负向代价是语码转换代价的一类表现还是由实验因素导致的一种结果。双语者在双方向(一语到二语、二语到一语)语码转换中还常常表现出不平衡性。大量研究发现双语者从二语转换到一语时，代价较大(Meuter & Alport，1999;倪传斌等，2015)。也有研究发现一语到二语的转换代价大(Bultena et al.，2015;陈士法等，2018)或双方向没有差异(Costa & Santesteban，2004;Gollan & Ferreira，2009)。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较多，如转换层面(词汇、句内、句间)、加工模式(理解、产出)等。

2.2 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

针对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解释：有的研究认为，语码转换代价完全产生于非语言加工过程(Thomas & Alport,2000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语码转换代价可能来自于双语者的心理词典(Grainger & Beauvilain,1987;Casaponsa et al.,2020)。

有的研究认为，语码转换代价完全产生于语言之外的加工过程，主要来源于任务切换。任务切换代价已被大量心理学研究证实。由于语码转换和不转换属于两类任务，难度不同，使用的策略也不同(Dijkstra & vanHeuven,2002)，所以语码转换本质上是任务切换的过程，受到一般认知机制的管控。实验参与者在切换认知任务时，会出现反应时减慢，错误率增高的现象(Monsell,2003;刘晓瑜等,2015)，与语码转换代价的表现相似。因此，一些研究认为语码转换的代价全部来源于任务切换。在实证研究中，一些研究发现语码转换代价来源于心理词典提取过程，双语在这一阶段发生竞争而产生代价。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在亚词(sub-lexical)层面上，语言提取是特异性的。也就是说，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的心理词典，双语者在提取某一语素的正字法和语音信息时，仅激活一种语言的心理词典。发生语码转换时，双语者要激活另一个心理词典，占用额外的认知资源，这个过程产生了代价。Grainger & Beauvilain(1987)通过调节双语正字法信息，证明在亚词加工中，双语存在竞争，这一阶段产生了语码转换代价。他们的研究以词语是否同时符合两种语言正字法作为自变量，将词语分成两组，例如：例(3)a中，“brain”是英语词，其字母组合在法语中也被允许，属于符合英-法双语正字法的英语词，“canot”同理；例(3)b中，“white”中的“wh”是英语允许、法语不允许的字母组合，所以这个词非同时符合英-法双语正字法，“proie”同理。在词汇判断任务中，a组词语的语码转换不存在显著代价；b组出现了显著代价。Grainger和Beauvilain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代价来源于词汇自下而上的通达过程：在视觉词汇解码时，如果词汇具有特异的正字法信息(如，英语词“white”具有“wh”，法语不具有这一特征)，这个词仅能激活与其正字法信息一致的词语(其他英语词)作为备选。当转换到法语词时，双语者需要重新提取正字法信息，产生转换代价。如果词汇的正字法信息与另一种语言一致(如英语词“brain”，其字母组合也可以在法语中出现)，这个词会激活双语的正字法，这时转换到法语就不需要重新激活正字法信息，也就不会产生代价。前人研究主要考察了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类型接近的语言，对语言类型差异较大的语言(如：汉语和英语)间的转换关注较少。双语词汇识别交互激活扩展模型(Bilingual Interactive Activation Plus Model，后文简称BIA+)(Dijkstra & vanHeuven,2002)从理论上解释了语言内部产生转换代价的可能性，是最有解释力的双语词汇识别模型之一，可以解释词汇理解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如图1所示，BIA+模型将词汇加工过程分为语言识别和任务图式两个系统。语言识别系统由正字法、语音、语义和语言节点构成。其中语言节点(languagenode)指在词汇识别晚期关于习得顺序的要素，通过对这一要素的加工双语者判断词语属于一语还是二语。在语言信息输入时，正字法信息首先在亚词层面激活(据崔占玲、张积家(2010)，“亚词”在英语中指前后缀等字母组合，汉语中指汉字的声符与意符。)，然后激活亚词层面的语音信息和词汇层面的正字法、语音信息，最后激活语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识别系统判断输入信息所属的语言节点(一语/二语)(Dijkstra & vanHeuven，2002)。BIA+模型认为语码转换代价存在三个来源：刺激-反应的联结过程、反应过程和语言激活过程。前两者属于任务决策层面，第三个过程指语言节点加工。此外，对于正字法差异较大的语言，Dijkstra & vanHeuven(2002)认为在词汇识别的早期阶段，可能只激活一种语言的正字法结构，语码转换会产生代价。图1 BIA+模型(Dijkstra & vanHeuven,2002;翻译引自倪传斌等,2015:24)目前的研究对语言加工过程是否是语码转换的代价来源尚没有一致的答案，特别是对于正字法差异较大的语言，正字法效应尚不清晰。同时，也少有研究直接考察语言节点加工过程是否会产生代价。

2.3 研究问题与假设

本研究利用汉语的双读写系统(汉字/拼音)，通过词汇识别任务考察心理词典加工过程中汉英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尝试回答：(1)词汇加工的早期阶段(正字法加工)是否是代价来源？(2)词汇加工的晚期阶段(语言节点识别)是否是代价来源?

BIA+模型指出，在心理词典早期加工阶段，语码转换加工不产生显著代价。前人研究往往以两种语言正字法一致和不一致的词语作为研究对象(Grainger & Beauvilain，1987)，词汇本身的差异仅通过统计方法平衡。且根据 BIA+模型的预测，对于汉英这对正字法差异较大的语言来说，在正字法识别阶段可能产生转换代价，目前对这一预测的验证较少。本研究利用汉语的双读写系统验证BIA+模型对于正字法差异大的语言间转换的预测。汉语每个词语都具有汉字和拼音两种读写模式。已有研究发现，拼音和英语等语言的正字法规则基本一致，其加工过程也具有一致性；而在加工汉字时，英语的正字法不能起到促进作用，电生理研究也显示，汉字和英语字母、汉字和拼音加工的过程与激活脑区都有不同(靳洪刚,2017;Chen,Perfeti & Leng,2019)。所以，在汉英双语语码转换中，如果汉语双读写系统的正字法差异会影响语码转换代价，说明正字法加工阶段会产生代价。此外，利用汉语双读写系统的特点考察正字法效应，可以更好地平衡选词因素。对于心理词典的晚期加工阶段，根据BIA+模型的预测，在这一阶段内的语言节点识别过程是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之一，所以本研究以这一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利用汉英和英汉双语者对汉英双语双方向转换，在控制语言水平的条件下，考察母语和二语识别的反应速度差异，观察心理词典晚期加工阶段是否会产生代价。语言节点(一语/二语)的判断发生在心理词典加工晚期。在这一阶段，双语者根据识别到的语言线索(正字法、语义等)，利用已有语 言知识，判断所识别的词汇属于哪一语言。在发生语码转换时，由于语言节点需要切换，识别后一种语言需要抑制前一语言节点并激活后一节点，所以语言节点的识别过程会产生转换代价(Dijkstra & van Heuven，2002)。前人研究也发现，双语者的语言习得顺序(一语/ 二语)对代价有影响(Meuter & Alport,1999;陈士法等,2018)。这里需要指出，前人关于语言习得顺序的讨论往往没有排除语言水平因素，或者直接将一语和二语的差异等同于水平差异，即将一语定义为水平高的语言，二语为水平较低的语言。本研究通过观察汉英和英汉双语者的语码转换过程，考察一语和二语的语言信息差异是否会影响语码转换代价，在统计中将语言水平作为协变量，消除语言水平对语言节点加工的影响，回答心理词典晚期是否会产生代价的问题。同时，使用语言背景互补的双语者还排除了语言类型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3.1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3×2×2混合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词汇判断反应时。第一个自变量词汇组合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有三个水平：英语-汉字、英语-拼音、汉字-拼音，其中汉字-拼音转换组呈现同一语言系统内不同正字法的转换情况，作为基线水平，英语-汉字和英语-拼音两组考察语码转换中正字法的作用，英语和汉字分属不同正字法系统，而英语和拼音的正字法较为接近。自变量一的设置可以回答研究问题一。

第二个自变量转换方向为被试内变量，有两个水平：正向(英语-汉字、英语-拼音、汉字-拼音)、逆向(汉字-英语、拼音-英语、拼音-汉字)。第三个自变量语言背景为被试间设计，有两个水平:英汉、汉英双语者。观察语言背景互补的双语者双方向的语码转换，可以考察语言节点激活过程中的代价产生，回答研究问题二。对于英汉双语者来说，英语到拼音/汉字的转换首先加工一语词汇，然后加工二语词汇，另一个方向的转换相反。如果一语到二语和二语到一语的转换代价不同，说明在转换语言时需要重新激活另一种语言，产生了代价。使用汉英、英汉双语被试，并以语言水平作为协变量，可以较好地消除语言类型和水平的影响。
3.2 被试共有37位汉英双语者(汉语母语、英语二语)和17位英汉双语者参与实验。实验通过自我语言水平报告来衡量被试的语言水平(满分10分)。汉英双语者自评汉语水平M=9.59(SD=0.72)，英语水平M=6.51(SD=1.11)。相关样本Wilcoxon符号秩检验显示，汉英水平差异显著(p<0.001)。英汉双语者自评汉语水平M=7.53(SD=1.14)，英语水平M=9.53(SD=0.70)，相关样本Wilcoxon符号秩检验显示，汉英水平差异显著(p=0.005)。独立样本Mann-WhitneyU检验显示，汉英被试和英汉双语者的汉语水平差异显著(p<0.001)，英语水平差异同样显著(p<0.001)。
3.3 实验材料从新HSK词汇大纲1-4级中选择180个双音节词，名词和动词各90个。将这180个词分为3组，并将其中两组词语分别转换为拼音和英语。保证每组包括动词、名词各30个，词语等级随机分布(χ2=6.427，p=0.372)。英语和汉语母语者分别确认了这些词语的词性，确保90%以上的母语者认同词性分类。材料举例见表1。汉字、拼音和英语组词语的频率和具体性平衡。使用SUBTLEX的每百万词词频指标衡量词频，英语词频来源于Brysbaertetal.(2012)词频表;汉语词频来源于Cai&Brysbaert(2010)词频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汉字组(M=71.30，SD=77.53)、拼音组(M=124.00，SD=284.31)和英语组(M=114.59，SD=486.66)词频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F(2，177)=0.437，p=0.647。事后检验显示，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汉语和英语母语者分别判断了汉英拼三组词汇的具体性(使用5度量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汉字组(M=3.79，SD=0.86)、拼音组(M=3.73，SD=0.73)和英语组(M=3.96，SD=0.67)的具体性不存在显著差异，F(2，177)=1.514，p=0.223。事后检验显示，两两之间差异均不显著。 

英语组和拼音组词语的词长和音节数平衡。词长和音节数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Mann-WhitneyU方法进行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英语组(M=6.40，SD=2.05)和拼音组(M=5.97，SD=1.28)的词长不存在显著差异，Z=-0.533，p=0.593。英语组(M=2.15，SD=0.91)和拼音组(M=2.00，SD=0.00)的音节数不存在显著差异，Z=-0.629，p=0.618。汉字组和拼音组声调平衡，χ2=4.649，p=0.321，声调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

3.4 实验过程被试提前熟悉所有词语及其词性，并完成英语水平测试和词汇量测试。由于汉英双语者日常生活中很少阅读拼音，他们在实验前阅读了一篇拼音和汉字混合的文章，用来熟悉拼音阅读。练习后，被试完成动/名词判断任务。实验程序使用OpenSesame v3.3.5(Mathôt et al.，2012)程序编写。每个被试按顺序完成6个系列的实验。系列1、4为英语、汉字转换组，在这个系列中，词语按照“汉字-汉字-英语-英语-英语-汉字”的顺序呈现(仅收集下划线位置的数据，分别为汉字重复、英语转换、英语重复和汉字转换四个条件，其他两组数据收集位置相同)，例如:日记-放弃-egg-arrange-swim-衬衫，使用固定顺序是为了保证重复效应完全来源于重复的试次之中(对比“汉字-汉字-拼音-拼音-汉字”)，并排除了转换的滞后效应(对比“汉字-拼音-汉字-拼音”)(Mosca & de Bot，2017)。系列2、5为英语、拼音转换组，系列3、6为汉字、拼音转换组。在每个系列中，固定顺序重复20次，被试对120个词语的词性进行判断。词语的语言/读写系统固定，词汇条目从实验材料中随机抽取，保证在每个系列中，一个词语只出现一次。系列的顺序在不同被试间采用拉丁方编排。每个系列分为练习和正式实验两部分。正式实验共120个试次，各试次流程一致:首先呈现注视点500ms，然后呈现目标词，被试判断词语的词性，做出反应后进入下一试次。具体流程见下页图2。完成一个系列的实验后，被试自行休息。被试的按键反应也被平衡。3.5 数据处理与分析判断错误试次的数据以及三个标准差之外的异常值被删除。数据统计使用SPSS20.0和R3.6.3:SPSS20.0用于数据的初步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等；使用R语言的lme4程序包(Bates et al.，2015)对实验数据进行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在使用R分析时，反应时数据取对数。

四.实验结果

实验共收回54份有效数据。动名词判断的正确率为97.73%，所有被试正确率均在 90%以上。由于正确率接近天花板，在统计分析时仅使用反应时数据。在综合分析汉英和 英汉双语者数据时，抽取了17位汉英双语者的数据与英汉双语者的数据混合，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单独分析汉语母语者的转换情况时，使用全部37名汉英双语者的数据。

转换和重复条件下各组反应时统计结果见表2。转换代价为转换后的反应时减去未发生转换词的反应时。结果显示，除了英拼转换时，拼音词转换代价临界显著，其他各组都发现了明显的代价，验证了语码转换代价具有心理现实性。

英汉双语者往往以拼音作为学习媒介，他们的汉字和拼音水平较难被测试与比较；而对于汉英双语者，他们的拼音阅读水平往往低于汉字阅读，两者水平差异明显。所以在讨论涉及拼音的转换时，本文主要使用了汉英双语者的结果。对于汉英双语者，汉字-拼音转换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读写系统的主效应显著，转换与否的主效应显著，两者交互作用临近显著。简单效应显示，在加工汉字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Z=-4.042，p<0.001。计算代价后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被试和项目分析，均没有发现双方向转换代价的显著差异，说明读写系统差异对转换代价几乎没有影响。

4.1 正字法转换代价

以英语词反应时作为因变量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见附录2-表1)，发现正字法(一致/不一致)的主效应显著(t=4.253，p<0.001)，转换的主效应显著(t=2.676，p=0.007)，语言背景(英语母语/汉语母语)主效应不显著，两两交互和三重交互作用均不显著。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分析与英语发生转换的汉字和拼音的代价，正字法的主效应显著(t=18.412，p<0.001)，转换的主效应显著(t=1.973，p=0.049)，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t=3.783，p<0.001)，正字法与被试背景交互效应显著(t=-7.751，p<0.001)，转换与正字法、被试背景的两两交互不显著，三者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单独分析37名汉英双语者的数据发现，以英语词反应时作为因变量时，正字法的主效应显著(t=6.956，p<0.001)，转换的主效应显著(t=3.092，p=0.002)，两者之间交互作用显著(t=2.351，p=0.019)。在加工汉字后的英语词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Z=-3.092，p=0.002;在加工拼音后的英语词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Z=-6.379，p<0.001。综合分析汉字和拼音的转换代价发现，正字法的主效应显著(t=18.176，p<0.001)，转换与否的主效应显著(t=4.820，p<0.001)，两者之间交互作用不显著。英汉双语者人数较少，未发现显著效应。

结果说明，正字法不影响转换代价的产生，语码转换在正字法加工阶段可能不产生代价。转换的方向会影响代价的产生；不同语言背景的被试对不同正字法的加工不同。

4.2 语言节点对语码转换的影响

对于汉英和英汉双语者，汉字和拼音的熟练度不同，在分析语言节点的影响时，主要选择了被试较为熟悉的汉语读写方式。对于汉英双语者，汉字是汉语的文字系统，也是他们最常用的书写系统，所以分析汉英双语者在语言节点加工中发生的转换时，使用了汉字、英语转换组数据。以被试对两种语言水平的自我评估作为协变量，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见附录2-表2)，语言节点主效应不显著，是否转换主效应显著(t=2.956，p=0.003)，语言节点与是否转换交互效应显著(t=2.360，p=0.018)。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加工汉语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Z=-6.288，p<0.001;在加工英语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Z=-2.956，p=0.003。结果说明在控制语言水平的条件下，语言节点激活的是一语(汉语)还是二语(英语)对转换代价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英汉双语者来说，他们往往利用拼音作为学习汉语的媒介(张金桥，2007)，所以在分析语言节点对于英汉双语者语码转换加工的影响时，使用了英拼组的数据。以被试对两种语言水平的自我评估作为协变量，混合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语言节点主效应显著(t=-9.557，p<0.001)，是否转换主效应显著(t=2.183，p=0.029)，语言节点与是否转换交互效应显著(t=2.479，p=0.013)。简单效应显示，在加工拼音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t(2244)=-2.182，p=0.029;在加工英语时，转换条件与不转换条件的反应时有显著差异，t(2201)=-5.971，p<0.001。对于英汉双语者来说，英语和拼音代表的汉英语言节点差异对转换代价有显著的影响。

五.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在词汇识别中的语码转换及读写系统转换中，均存在显著的代价，验证了语码转换代价的心理现实性。下面根据实验结果分析词汇识别中语码转换代价来源，回答研究问题，并回应BIA+模型对这一问题的理论预测。

5.1 词汇识别早期不产生转换代价本研究发现，正字法不影响转换代价，无论在读写系统切换还是在语码转换中，词汇识别早期正字法加工阶段都不产生代价，汉字、拼音和英语的正字法在词汇识别早期阶段同时激活。汉字-拼音读写系统切换的结果表明，汉字转换到拼音和拼音转换到汉字两个方向的代价没有差异，正字法差异不影响转化代价。这一结果支持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读写系统存储在同一心理词典中，两者的加工具有一致性。Dylman & Kikutani(2018)语义判断和词汇朗读任务也发现，分属拼音文字系统和图画文字系统的平假名与日本汉字，在发生转换时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的发现一致，在词汇识别的早期，同处于同一心理词典的汉字和拼音都会被激活，它们之间的转换不存在显著代价。这也解释了汉字转换到拼音代价不显著的现象：汉字激活时拼音同时激活，又因为汉字熟练度高，加工不占有额外认知资源，不影响后一词语的加工，所以从汉字转换到拼音的过程不产生代价。实验发现，从汉字、拼音到英语和从英语到汉字、拼音的转换代价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双语熟练度有关。为了分析正字法对转换代价的影响，这里首先讨论前词熟练度对后词加工的影响。综合分析书写系统切换和语码转换的实验结果发现，在词汇识别中前词的加工影响后词的转换，表现为前词熟练度影响转换代价，而后词的熟练度不影响代价。汉英双语者汉字-拼音书写系统切换结果显示，拼音转换到汉字的代价显著，反方向代价不显著。这一现象可能与汉语母语者拼音和汉字水平不平衡有关。Cho & Chen(2005)也发现，母语者对词语的熟练程度影响读写系统的切换代价。本实验的汉字-拼音双读写系统切换结果也验证了熟练度的影响。对于汉语母语者来说，他们从熟练度低的拼音切换到熟练度高的汉字时代价大(31.64ms)，反向没有显著的切换代价。在加工前词拼音时，汉语母语者消耗了大量的认知资源，所以对后一词的加工表现出了延迟效应。相反，当从汉字切换到拼音时，前词汉字的熟练度高，不需要占用额外的认知资源，不影响后词拼音的加工。同时，这一现象说明读写系统切换本身没有产生额外代价，汉字和拼音在词汇加工早期同时激活。语码转换结果同样支持前词熟练度影响后词转换代价。对于汉英双语者，当汉语转换到英语时，语码转换代价受到了正字法的影响，而当从英语转换到汉语(拼音、汉字)时，转换代价不受正字法影响；同时，英语和汉字的转换具有不平衡性，从二语(英语)转换到一语(汉语)的代价较大。这些结果都与前词熟练度相关：汉英双语者的汉字使用熟练度高，拼音和英语的熟练度较低，所以当转换发生在英语或拼音后时，前词都消耗了较大的认知资源，影响了后词的加工，表现为从拼音转换到英语、英语到汉字、英语到拼音的代价都较大，所以，本研究认为语码转换代价主要受到了前一词语熟练度的影响。转换后词的加工显著受到了前词影响，且现有测试较难衡量汉英双语者使用拼音的熟练度。所以我们控制前词熟练度，选择转换至汉语组(从英语转换到汉字/拼音组)来分析正字法对转换代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正字法差异不影响语码转换代价。这不符合BIA+模型的预测：汉语和英语的正字法差异大，分属于不同的心理词典，转换时需要重新激活心理词典，产生较大消耗(Dijkstra & vanHeuven，2002)。本研究则发现，语码转换代价并非来源于心理词典加工的早期阶段(正字法加工阶段)，说明汉字、拼音、英语可能存储于同一心理词典中，三者在加工时同时激活。这一结果也验证了前人关于正字法加工的研究结果，Chen et al.(2021)使用颜色判断的非语言任务发现，跨语言正字法差异不影响颜色判断的反应时间。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语码转换理解的证据。
5.2 词汇识别晚期产生代价分析词汇识别晚期阶段的加工情况，发现这一阶段内代价产生情况与BIA+模型的预测一致：语言节点识别过程产生转换代价，而语义信息识别过程不产生代价。以熟练度作为协变量时，语言节点(一语/二语)与是否转换的交互作用显著，显著影响语码转换代价的产生。在语码转换时，即当被识别的语言发生变化时，双语者在判断其来源于哪一种语言时，需要突破前一语言的识别阈限，才能做出这个词语属于另一种语言的判断，这一过程费力，需要消耗认知资源(Dijkstra & vanHeuven，2002)。因此，当语言发生改变时，双语者的语言节点识别过程(判断是一语还是二语)会产生语码转换代价，代价受到前一词语熟练度的影响。根据BIA+模型，语言节点的激活过程处于词汇识别的晚期，发生于亚词和词汇层面的正字法和语音加工之后，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词汇识别晚期会产生代价这一理论预测。BIA+模型将语义加工过程与语言节点识别过程平行放置于词汇识别后期(见图1)，同时也认为语义加工过程可能不是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本研究采用根据语义的词性判断任务，也分析了语义信息对转换代价的影响。结果发现(见附录2-表3)语义信息差异与是否转换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说明语义差异不影响转换代价，语义加工过程可能不产生代价。双语的语义信息共同存储在同一心理词典内，在词汇识别中，双语语义信息同时激活，所以通过语义判断词性的过程不需要额外的消耗，也说明汉英双语者对两种语言的词性判断机制一样。结果支持同源易化效应(CognateFacilitationEfect)(Costa et al.，2000)的语义强连接解释：当来自两种语言的词汇具有语义关联或同源关系时，词汇间存在跨语言加工优势，双语语义连接紧密(Thomas & Alport，2000;Kootstra et al.，2012)。但是这一分析仅基于实验任务设置，没有严格控制变量，所以对语义加工阶段的转换代价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5.3 对BIA+模型的修正研究结果表明，汉英正字法激活过程不产生转换代价，语言节点识别过程产生代价，而语义信息识别过程可能不产生代价。据此，我们修正了BIA+模型的部分论述。Dijkstra & vanHeuven(2002)在讨论BIA+模型时认为，对于汉英这样正字法差异大的语言来说，正字法提取阶段可能产生代价。但是本研究结果不支持这一假设，认为汉英和其他正字法类型接近的双语在正字法层面的加工一致，不产生转换代价。有一种可能是，拼音为汉英双语者提供了媒介。对于汉语母语者来说，在加工汉字或拼音时，另外一种正字法系统会同时激活(Chen，Perfetti，Fang et al.，2019)。所以当汉字被激活时，拼音的正字法系统同时激活，与此同时，英语的正字法系统一同激活，所以在汉字、拼音在和英语分别转换时没有显著的代价差异。范琳、李绍山(2013)对于汉-英-日三语者的研究也未发现语言文字的自身特点对转换过程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和前人研究一致，发现语言文字的自身特点对语码转换代价几乎没有影响。据此，我们认为BIA+模型关于亚词层正字法加工的描述可以修正为“无论正字法是否接近，双语/多语词汇的正字法均同时激活，发生在正字法层面的转换不产生代价”。本研究关于语言节点的结果与BIA+模型的预测一致。同时，根据语码转换代价的表现，词汇识别过程可以重新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早中期”为亚词和词汇层面的正字法及语音识别、语义识别，在这一时期中不产生语码转换代价，双语信息共同存储，同时激活。第二阶段“晚期”为语言节点的识别过程，在这一阶段产生语码转换代价，双语的语言信息分别存储，切换与识别过程需要消耗。也就是说前一阶段的信息是不区分语言的，而在后一个阶段，不同语言的信息分开存储。这种分期模式更好地反映了双语词汇的识别和激活模式，并能更好地解释语码转换的代价来源。前人研究也发现，在汉字加工时，语义信息并没有晚于语音信息激活，但是晚于字形激活(李荣宝等，2003;周晓林等，2003)。将语义激活位置提前也反映了汉语在双语加工中的特点，而使用“早中期”这一术语也可以囊括语义加工和正字法加工的时间顺序。根据研究结果，我们修正了BIA+的模型(如图3所示)：将横向排列的语言节点和语义识别阶段变为纵向，并以语言节点和语义识别为分界，区分词汇识别早中期和晚期(虚线所示)，晚期是语码转换代价的来源。更新后的模型还将语言节点中的一语和二语节点分开，示意双语语言节点不能同时激活。

六.结论

本研究使用动/名词判断任务，选择正字法和语言节点的识别过程研究词汇识别中的语码转换代价来源。实验显示：(1)词汇识别早期正字法加工过程不产生转换代价，在这一阶段两种语言的正字法同时激活；(2)词汇识别晚期语言节点提取阶段产生转换代价，而语义加工不产生代价。实验还发现，语码转换和书写系统切换的代价受到了前词熟练度的影响， 当前词占据大量认知资源时，后词加工减慢，而后词熟练度对转换代价的产生影响较小。

根据结果，本研究修正了 BIA+模型，将原有模型中并列的语言节点和语义加工阶段纵向排列，并以这两个阶段作为语码转换代价产生与否的分界，反映了语言存储的情况：双语语义及其前加工的成分可能存储在同一心理词典内，在语言节点识别过程中提取的双语语言信息则分开存储。本实验利用了汉语独特的双读写系统，使用同一语言、可以对应的汉字-拼音双读写系统考察正字法在语码转换中的作用，揭示了正字法差异较大语言之间语码转换的代价来源。 同时，研究单独分析了语言节点的识别过程，分离了语言水平与语言节点的效应。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也对汉英双语者加工汉字、拼音和英语词汇的机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于汉英双语者来说，拼音、汉字、英语在词汇层面的加工具有一致性。

附录

较等特征，反映了双语者的语言控制能力(Zhang et al.,2021)。大部分语码转换研究都发现了显著的转换代价。

目前学界尚未对语码转换代价来源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转换代价的产生与语言加工无关，完全来源于任务切换，由语言以外的因素造成(Thomas & Allport, 2000;张积家、王悦,2012)；另一种观点认为语码转换代价也是语言加工的产物，可能产生于心理词典内的加工过程(Grainger & Beauvilain,1987; Casaponsa et al.,2020)。两种观点各有实证研究和相关理论模型支持。

附录1 词汇判断材料

附录2 统计模型结果

作者简介

胡琬莹

个人简介：胡琬莹，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师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参与课题《面向美国汉语学习者的京味儿文学分级与分级标准研究》，现主持语合中心课题一项。研究领域：第二语言习得；双语加工。联系方式：[e-mail]。

赵杨

个人简介：赵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剑桥大学博士。研究兴趣包括第二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等，出版专著译著多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标准与认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中文教育》期刊主编、国际文化交流学术联盟中文国际教育与语言交流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二语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本文来源：《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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