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伍秋萍等：中介效应分析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及方法评述
好文荐读（第七十一期）中介效应分析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及方法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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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大学中文系国际汉语中心
2. 北京语言大学心理学院
3. 中山大学中文系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伍秋萍,吕宁,陈胤泽.中介效应分析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及方法评述[J].语言文字应用,2023(03):86-97.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23.03.002.
摘要：近十年来，中介效应分析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统计方法，引起学界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相较于以往的统计方法，中介变量的引入能够解释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及作用机制。本文回顾了中介效应相关概念，介绍常见模型、基本操作步骤并总结了中介效应分析在二语习得实证研究中的运用。本文以问卷调查和教学实验两种常见的研究范式为例，演示汉语二语习得领域中介效应的研究思路与操作，以期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对汉语二语习得过程与教学促学机制相关研究的关注，并提供新的方法论视角。
关键词：中介效应；二语习得；研究方法；量化研究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2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2022SFKC001）;中山大学2022年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项目（11100-12220011）的资助;感谢《语言文字应用》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引言
当前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处于“后方法时代”已成为学界共识，跨学科方法的融合与运用无疑将为二语习得领域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和研究范式（陈申等，2014；崔永华，2015）。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类，常见的实证研究包括量化研究、质化研究和混合研究，而量化研究又可依据研究者对变量的测量方式与目的分为调查法、实验法及准实验、结构化访谈等（文秋芳、林琳，2016）。近年来，以测试、检验、证明或证伪某种理论假设为研究目的的量化研究被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且融合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文化、认知等多学科视角（王璐璐、戴炜栋，2014）。量化研究依赖于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分析，但二语习得领域现有量化研究侧重于描述和对比不同群体的二语习得特点及影响因素，较少探讨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对二语习得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路径。
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分析作为量化研究中的一种统计方法，可揭示变量间的作用机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温忠麟等，2004；温忠麟、叶宝娟，2014；杜岸政等，2014；杜勇等，2017；焦豪等，2008）。在二语习得领域，国内英语二语学界对中介效应已有较多应用（常海潮，2012；陈天序、李晓萌，2022；张凯等，2021），而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来深入探讨汉语二语习得机制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将回顾中介效应相关概念，介绍常见模型和基本操作步骤，总结中介效应分析在二语习得领域的运用，并以问卷调查和教学实验两种常见的研究范式为例演示中介效应的研究思路与操作，以期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对汉语二语习得过程与教学促学机制相关研究的关注。
二.中介效应概念、分析方法及模型
已有研究对中介效应的概念和检验方法展开过详细论述（温忠麟等，2004；方杰等，2012；温忠麟、叶宝娟，2014；江程铭、李纾，2015；方杰等，2021），其中温忠麟等（2004）在《心理学报》上发表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是知网上第一篇引用过万的文章。然而，上述论述多从统计学角度展开，缺乏语言习得领域的应用视角。本节试图厘清中介效应相关概念、并介绍常见的检验方法和可能应用于语言学实证研究的中介模型。
（一）基本概念及易混淆概念
如果自变量X通过某一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影响，则称M为X和Y的中介变量。如图1所示，在没有引入中介变量M前，自变量X与因变量Y的关系如图1中第一个方程（γ和e分别为截距项和误差项）。随着中介变量M的加入，X和Y的关系包含两条路径，一条是X直接作用于Y，另一条是X通过M作用于Y，其中a、b、c、c`代表各自的路径系数。例如，二语者的学习动机（X）通过影响学习策略（M）而进一步影响自主学习行为（Y）（王利娜、吴勇毅，2017）。这里的学习策略就是学习动机与自主学习行为关系中的中介变量。
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使用中介效应分析前需要厘清几组概念：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协变量；中介效应和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
首先，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协变量的区分。中介效应是指自变量X通过某一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中介变量要求和自变量或者因变量的相关要显著（温忠麟等，2004）。对于调节变量当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呈现时有时无或时强时弱的情况时，研究者可引入调节变量，用于解释自变量在何种情况下影响因变量。为了更好地解释交互效应，调节变量最好与自变量和因变量均无关（Baron&Kenny,1986；卢谢峰、韩立敏，2007；温忠麟等，2005）。协变量是指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但需要得到控制的变量，属于控制变量的一种。一般来说，协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相关，与自变量无关。数据类型上，中介变量和协变量一般是连续变量，而调节变量可以为类别变量和连续变量（卢谢峰、韩立敏，2007）。
其次，中介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区分。一般来说，当涉及的中介变量只有一个的时候，中介效应等价于间接效应。当研究涉及多个中介变量，或中介变量属于不同层级的时候，间接效应可以指某一变量的单独效应，也可以指所有中介变量的总间接效应，因此在论述时应当谨慎区别这一组概念（温忠麟、叶宝娟，2014）。
最后，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的区分。中介效应关心的是自变量X如何影响因变量Y，而遮掩效应与之相对。我们预期自变量X对因变量Y应当有影响，但是实际操作中发现X对Y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这时我们应当讨论遮掩效应。也就是说，在X不影响Y的情况下，变量M起到了什么作用（温忠麟、刘红云，2020）。
（二）中介效应分析常见方法及评价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较多，按照检验思路有以下常见的两类。一种是逐步检验法，需要检验全部的c、a、b以及c`的显著性；另外一种是通过系数关系确认中介效应的存在与否，分为系数乘积法和系数差异法。通过检验c和c`差异的系数差异法因为较高的I类错误率而逐渐被淘汰，使用较多的是系数乘积法（温忠麟等，2022）。本节重点介绍逐步检验法以及系数乘积检验法的思路，并总结目前统计学界对这些方法的评价。
逐步检验法也称因果步骤法，最早由Baron&Kenny(1986）提出，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温忠麟等，2004、2014、2022）。该检验法步骤分为三步：第一步，检验X对Y的总效应c；第二步，依次检验回归系数a和b的显著性；第三步，检验c`的显著性。如果总效应c不显著，不继续后续操作，中介效应分析结束。如果a和b同时显著，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然后再根据c`的显著性判断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尽管这种方法思路清晰且容易理解，但是面临一些质疑，如逐步检验法要求X对Y的总效应c显著，如果不显著则停止中介检验。若存在上文论述的遮掩效应，则限制了研究者对于中介变量的研究（温忠麟等，2020、2022）。需要指出的是，逐步检验法在学界并没有被淘汰，改良后的逐步检验法详见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
系数乘积法是指计算ab乘积的显著性，既可以通过分别计算a和b的显著性来间接确认ab乘积显著性，也可以直接检验ab乘积的显著性。前者是一种间接检验法，也叫依次检验法，即依次检验回归系数a和b的显著性，同逐步检验法中的第二步。依次检验法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检验力较低，二是没有给出ab的置信区间（温忠麟等，2022）。直接检验系数乘积指的是直接计算中介效应值ab，常见的直接检验法包括Sobel检验、Bootstrap检验、贝叶斯法以及乘积分布法。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前两种。其中，Sobel检验虽然可以直接检验ab的显著性，但是要求ab乘积呈正态分布，然而即使a和b分别服从正态分布，其乘积也可能是偏态的，因此往往使用受限（方杰等，2012）。Bootstrap法是一种重复抽样的方法，分参数和非参数两种方法。其中，非参数Bootstrap法的基本原理是把研究样本作为总体，通过反复有放回的抽样且每个个体被抽取的概率相同构建足够多的Bootstrap样本，依据每个样本计算系数乘积ab的估计值，把ab排列后构成一个分布，以此分布来估计乘积ab所在的区间，如果区间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显著。Bootstrap法对乘积分布没有要求，但需要反复抽取样本，目前SPSS和AMOS等软件已经可以自动执行这一过程，因此使用Bootstrap检验中介效应被广为推荐（杜岸政等，2014；江程铭、李纾，2015；温忠麟等，2022）。需要注意的是，SPSS仅可以处理显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如果研究涉及潜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者可以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实现，在结构方程中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思路同上。
（三）变量类别和数据收集
一般来说，中介效应分析的变量都是连续变量。当自变量是类别变量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构建虚拟变量将类别变量转化为数值变量，然后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但是当因变量或中介变量是类别变量时，应该使用Logistic回归取代线性回归（温忠麟等，2014；方杰等，2017）。当变量同时包括潜变量和显变量的时候，建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检验中介效应（王阳等，2022）。值得注意的是，过往检验中介效应的数据多为横断数据。除了横断数据以外，历时的纵向研究也可以利用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具体检验思路详见温忠麟（2017）以及方杰等（2021）的研究。
（四）常见的中介模型及扩展中介模型
中介模型一般分为简单中介模型和复杂中介模型。简单中介模型只涉及一个中介变量的模型，而复杂中介模型涉及多个中介变量或中介变量位于不同层级。例如，研究多个中介变量的多重中介效应（柳士顺、凌文辁，2009；温忠麟、叶宝娟，2014）；研究多层数据变量相互影响的多层中介效应（方杰等，2010）。复杂中介模型的提出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完善了简单中介效应模型在变量数量和类型层面的不足。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简单中介模型是较为常见的模型，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二语研究也可以依据研究需要将简单中介模型拓展为复杂中介模型，以揭示更深层次的二语习得机制。
三. 二语习得领域中介效应研究述评
语言习得是个复杂的过程，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包括情感因素、语言学能、元认知等。近些年语言习得研究呈现跨学科趋势，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一些量化手段被引入到二语研究中（Berwick&Chomsky,2016;Yang,2021；王璐璐，戴炜栋，2014；周鹏，2021）。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例举中介效应分析在英语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重点评述汉语二语习得领域新进展。
（一）中介效应分析在英语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
回顾近十年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中介效应在英语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于探讨学习者心理因素（如学习策略、学习动机等）和语言因素（如元语言意识）对英语整体习得效果（余卫华等，2015；杨丽恒、张珊；2017;Ma&Liu,2018;Teng,2020）及各项语言技能（Zhang&Koda,2012；陈天序、李晓萌，2022）的影响机制。关于心理因素，中介变量多涉及学习者的动机、情绪等内容。在动机方面，Dörnyei(2009）提出的二语动机自我系统已在国内外英语二语习得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韦晓保，2014；洪民，2018;AlHoorie,2018），验证了学习者动机对英语学习的直接效应，且揭示了学习者动机的多条间接作用路径（王利娜、吴勇毅，2017；张凯等，2021）。情绪方面，学习者的外语焦虑、信念等均是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例如，余卫华等（2015）发现，外语学习焦虑在情商和英语自评成绩之间起中介作用。语言因素方面，如Zhang等（2012）以及陈天序等（2022）发现，国内英语作为二语的成人学习者的语素意识可以通过词汇、语音解码以及听力理解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阅读理解。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随着中介效应分析的使用，英语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有了许多突破。研究视角上，中介效应的引入使得研究者可以验证之前所构建的理论，同时启发研究者关注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并使用中介检验求证作用途径，由此深入解释二语习得机制。以动机为例，在使用中介效应之前，二语习得领域关注理论的构建和完善。但随着中介效应的使用，研究者开始关注动机如何影响语言习得，例如努力程度、自我效能感共同作用于语言习得（王幼琨，2014；霍炜、芮燕萍，2020）。研究内容上，研究者考察的因素多为动机、情绪等心理学概念，这可能和中介效应本身发轫于心理学这一学科有关。此外，在语言技能层面，研究者多关注阅读技能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而口语、听力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中介效应分析在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
相较于英语二语习得领域，中介效应在汉语二语习得方面的应用研究起步晚、总量少。我们通过“中介效应*汉语”和“Mediation Effect*Chinese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的关键词组合分别在知网和Web of Science中搜索近十年的相关研究，但仅检索到2020～2022年期间的最新发表，表1例举了相应研究主题的研究实例。
从研究主题来看，研究者关注的多是汉字学习以及阅读理解的作用机制。在汉字学习方面，研究者尝试从元语言意识层面以及汉语特点探讨汉字的阅读、书写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及机制（郝美玲、赵春阳，2022；郝美玲等，2022）。在阅读理解方面，研究者分别从元语言意识（Zhang et al.,2021）、拼音（Xiao et al.,2020）以及词汇（Zhang&Koda,2021）等多个层面探讨阅读理解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路径。关于其他语言技能，仅冯浩和吴江（2021）探讨了影响汉语二语口语的影响因素，听力、口语等的影响机制还有待探究。除此之外，Ke&Koda(2021）利用中介效应分析验证了语言迁移的可能性，这对利用学习者已有母语知识促进其二语学习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除语言技能外，研究者也充分借鉴英语二语习得经验，探索学习者学习动机（李丽生、马明珠，2021）和情感因素（Sun&Teng,2021）对汉语二语习得的影响。此外，中介效应分析也被研究者用于探索华裔学习者的汉语认同形成机制（王晶等，2021）。
由上述研究可见，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的中介效应分析处于起步阶段，虽在汉语语言技能、动机系统以及文化认同等主题方面都有涉及，但是研究数量和规模不足。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考察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较少关注海外低龄儿童的汉语二语习得规律。李宇明（2018）指出，海外汉语二语学习者呈现低龄化趋势，低龄儿童是未来汉语二语者的重要群体。中介效应分析或许可为未来揭示海外低龄儿童的汉语二语习得规律提供研究思路。除学生以外，教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尚未看到中介效应分析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拓展至海外低龄二语习得规律、课堂教学、教师发展等方面。
表1 汉语二语习得领域（2020～2022年）关于中介效应分析的研究实例
此外，中介效应在国内汉语母语儿童以及少数民族汉语学习研究中也有应用，如伍新春研究团队（2019）利用中介效应分析的方法逐步揭示影响汉语母语儿童阅读理解的因素以及作用路径；也有研究者从文化认同（王艳，2015）、学生个体差异（邱静远等，2020）以及家庭环境（方建华、李月琦，2018）等角度出发，探讨提高国内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成绩以及学业成就的路径。实际上，汉语二语习得与国内汉语母语儿童习得以及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存在一定的相似性，未来利用中介效应分析进行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参考以上两个方面的最新成果。
四. 案例及方法演示
本文基于汉语二语习得领域常见的问卷调查和教学实验，同时演示目前使用较多的SPSS的PROCESS插件、AMOS以及Mplus软件完成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
（一）问卷调查案例：学习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1. 调查简介
文化认同会影响留学生的心理状况，如自我肯定、忧郁、焦虑等（郑雪&Sang,2003）。那么文化认同是如何影响留学生心理状况的呢？如今线上教学已成为面向国际生的一种常见的教学形态，这种教学形式无疑会对国际生的学习和心理状况产生一定影响，课程建设能否成为改善心理状况的可能途径？因此，本案例以中山大学国际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到92份有效问卷，题目涉及文化认同、学习满意度以及心理状况（此处仅考虑自我肯定维度）等内容。试图以此分析文化认同对留学生心理状况的影响，并检验学习满意度是否是可能的中介变量，以期验证改善国际生心理状况的核心因子、找寻改善国际生现状新的突破点。
2. 调查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按6个等级评分，三个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变量间相关关系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被试总体心理状态较好，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较高，对学习经历的满意程度较好，自我肯定维度得分与文化认同和学习满意度得分均呈正相关。
表2 三个维度得分以及变量间相关矩阵
注：**p<0.01。
3. 调查案例中介分析过程与结果
在上述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尝试构建以文化认同为自变量，学习满意度为中介变量，自我肯定为因变量的简单中介模型，变量均为连续变量。
首先，采用SPSS的PROCESS v3.3插件进行中介分析（Bootstrap检验），这里我们将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结果如表3和图2所示。撰写论文时需要汇报标准误、置信区间、效应值及效应路径等内容。结果表明，文化认同通过学习满意度到留学生自我肯定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8,0.3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
表3 学习满意度的PROCESS中介检验分析
注：CI(Confidence interval）为置信区间；Boot SE为标准误；相对效应指效应量占总效应的比例。
其次，采用AMOS24.0软件完成Bootstrap检验。AMOS需要绘制路径以及包含残差的中介效应模型图、并完成路径参数定义和对残差进行赋值。其中Bootstrap设置思路同SPSS，具体方法不再赘述。路径系数与SPSS结果完全相同，中介效应具体结果如表。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08,0.35]，不包含0，即中介效应显著，同样说明学习满意度是文化认同影响留学生心理状况的中介变量，说明通过课程建设提高学生满意度进而改善留学生心理状况是一个可行的努力方向。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方式计算的路径系数及中介效应完全相同，置信区间略有差异，原因可能是AMOS置信区间选用的是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的Bootstrap置信区间，而SPSS的PROCESS插件默认采用未校正的Bootstrap置信区间。
图2 SPSS中文化认同、学习满意度、自我肯定的路径分析
表4 学习满意度的AMOS中介检验分析
注：在AMOS中，95%CI为偏差校正的Bootstrap置信区间。
最后，采用Mplus 8.3软件完成Bootstrap检验，相关代码参见刘红云（2019）。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的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的置信区间为[0.09,0.33]，同样表明中介效应成立。路径系数以及中介效应大小与上述两种软件结果相同，不再赘述。
4. 调查研究案例点评
过往的问卷调查研究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核心变量的分布情况，汇报均值、标准差、变量间相关系数等基本信息。该调查着眼于后疫情时代国际学生的心理问题，并从课程建设方面尝试探讨改善当前问题的可行途径。由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引入，该研究建构了个体文化探索行为和学习满意度对自我积极肯定的影响路径，对学界认识文化探索的心理内涵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案例利用目前常见的中介分析软件（SPSS、AMOS以及Mplus）对变量之间如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进行了操作要点介绍以及结果解读，未来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分析探讨其他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教学实验案例：语素意识为中介变量
1. 实验研究案例简介
教学法的选择会对语言习得产生影响。例如，语素教学法相较于语境教学法更关注学生的语素意识，而语素意识和词汇习得联系紧密（赵玮，2017；赵英等，2016）。那么教学法是否会通过影响语素意识，进一步影响词汇习得？本案例选取英国莱斯特郡Little Bowden小学六年级两个班级的学生为教学实验对象，每班约30人，其中一个班级用语素法进行汉语教学，另一个班级则用语境法进行汉语教学。两个班级学生的年龄、汉语水平等均匹配。教学实验共进行两学期，分别在教学实验开展前和教学后进行语素意识（包含语素产生与语素辨别两项任务）与词汇能力（包含汉字组词和词语推测两项任务）的测试。本案例以教学法为自变量，语素意识和词汇能力在教学前后的成绩变化为中介变量和因变量，通过构建中介模型探讨教学法是否通过改变语素意识而提升学生的词汇能力。
2. 两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对比
经过两学期的汉语教学后，儿童的语素意识以及词汇能力测试均有增长。具体教学效果（教学前后的成绩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以及两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差异如表5所示。
表5 两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的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对两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词义推测的测试中，两种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差异显著（t=2.26,p=0.03），说明采用语素法教学班级的儿童在学期结束后词义猜测成绩提高更明显。
3. 实验研究案例中介效应分析过程与结果
在词义推测方面，我们发现语素法优于语境法，那么语素法优于语境法的原因是否是因为语素法促进了儿童语素意识的发展进而影响其词义推测能力？因此，我们尝试构建以教学法为自变量，语素意识为中介变量，词义推测为因变量的简单中介模型。
同样使用SPSS的PROCESS插件完成Bootstrap检验。由于SPSS无法处理涉及潜变量的模型，因此在这里分别建立语素辨别和语素产生的中介模型。注意，这里的自变量为类别变量，在进行中介分析之前，需要将两类教学法进行重新编码，将语素法定义为1，语境法定义为0，其他操作同案例一。检验结果显示，语素辨别和语素产生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13,1.10]和[-0.11,0.11]，置信区间均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不显著，即本案例中，教学法无法通过语素意识影响词义推测。
在本案例中，语素意识并非直接测量，而是由语素辨别和语素产生合成，可以视为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因此，我们试图通过AMOS和Mplus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教学法→语素意识→词义推测中介效应路径。需要注意的是AMOS 24.0中某一潜变量对应的观测变量个数至少为3个，模型方可识别，而本案例中语素意识仅两个观测变量。在这里，我们仅通过Mplus 8.3演示，操作代码同样可参考刘红云（2019）。结果显示，Mplus中，中介效应的偏差校正（Bias-corrected）的置信区间为[-0.32,0.30]，同样说明本案例中，尽管实施语素法的班级词义推测成绩更好，但并不能说明语素意识是其中的中介变量。
4. 实验研究案例点评
教学实验是二语习得领域重要的研究手段。过往研究聚焦各类教学法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很少关注教学法促学效应的机制，无法回答更优的教学法究竟“优”在何处。本研究案例以儿童汉语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常见的语素法和语境法进行词汇教学。理论上，该研究预期语素法可以更好地促进学习者语素意识的提升，从而促进词汇习得。虽然结果未验证到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模型的引入是值得肯定的，未来研究者可以利用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不同教学法的促学机制。需要指出的是，除被试间实验设计外，被试内实验设计也是教学实验的重要类型，涉及被试内的教学实验如果需要中介效应分析其中可能的作用路径时，可参考王阳、温忠麟（2018）。
五. 结语
现代研究要求研究者有跨学科意识、掌握跨学科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量化研究分析手段，中介效应分析能在理论层面采用模型验证的方式论证理论假设并进一步分析探讨相关因素的影响路径，由此带来重要的教学启示，促使教学实践者加强对教学过程中的中介因素的关注。鉴于此，本文重点介绍了中介效应的概念及检验方法，以问卷调查和教学实验两种常见的研究设计作为案例，演示了中介效应分析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以期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对汉语二语习得过程与教学促学机制的关注。由前文分析可知，不同软件采用的模型算法有细微差别，所以报告的模型系数有别，但不影响中介效应的检验。对于语言学研究，变量大多是可直接观测的显变量，SPSS的PROCESS插件分析适用于此类仅关注显变量关系的研究。对于二语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教学实验手段，前人较少关注“过程”，SPSS的PROCESS插件分析同样适用于此类研究，可用于探讨更优的教学法究竟优在何处，但分析前必须把“教学法”这个类别变量转换为0、1编码的虚拟变量。若随着研究的深入，模型涉及更复杂的潜变量，可采用常用的Mplus、AMOS或其他SEM（结构方程模型）相关软件实现模型检验。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伍秋萍，女，香港中文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国际汉语中心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际中文教育南方联盟理事。
研究领域：心理学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方向：语言习得的心理机制与跨文化互动、教师发展。联系方式：wuqp@mail.sysu.edu.cn
吕宁，北京语言大学心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儿童语言习得与教学。
陈胤泽，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主要研究国际中文教育方法论。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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