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常 辉：论我国二语研究的主要任务

好文荐读（第113期）论我国二语研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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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二语研究的主要任务

常辉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40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常辉.论我国二语研究的主要任务[J].外语导刊,2024,47(01):79-87+160.

摘要：我国二语研究需要立足本国，探讨和解决我国外语教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二语发展、教学和评估问题，同时探索二语对国人健康的积极作用等社会关心的问题，为我国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和人民福祉服务。此外，我国二语研究需要立足汉语，验证和修补现有的基于西方语言提出的二语理论，并提出新的二语理论，走向国际，为世界二语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提升我国在世界上的学术话语权。本文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和二语理论建设3个方面阐述我国二语研究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二语研究；外语教育；国际中文教育；二语习得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标国际中文教育的二语习得理论创新研究”（23&ZD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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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二语研究是对一个人第二语言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二语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二语教学和测评。这3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例如，“动力是影响二语学习最重要的因素”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二语教学和测评都必须围绕提升二语者的学习动力而设计，才能实现二语学习的高效率；“接口知识”由于涉及不同语言层面的相互配合而较难习得，二语学习和二语教学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二语测评应给予这样的知识点更高的赋分才科学合理。因此，要使得二语教育效率高、效果好，需要“学、教、测”一体化。

西方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开始了二语教学研究，探讨语法翻译教学法在二语教学中的应用（罗立胜、石晓佳2004）。有了二语教学，就开始了二语测评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二语习得研究又从二语教学中分离出来，正式形成了二语研究的３个维度。我国二语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末还以介绍为主，但发展迅速，21世纪初开始涌现大量原创性研究。目前国内从事二语研究的学者数量众多，研究方向宽广，研究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少学者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二语理论，这都是可喜的进步。然而，我国二语研究总体水平与西方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理论建设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二语研究多以微观研究为主，没有把二语的学、教、测统一起来，探讨我国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我国国民的外语能力现状是怎样的，能否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外语教育的问题是外语能力过剩还是能力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匹配？我国儿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是否科学合理？外语学习对国民健康有哪些积极作用？国际中文教育呈现出本土化、低龄化、信息化和职业化的特点，在这些新形势下汉语二语学习有哪些特点和规律，汉语二语教学和评估如何有效地服务国际中文教育？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前往往都学过英语或其他外语，他们的汉语学习往往是第三语言学习，他们的第二语言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目前研究所忽略的。

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和理论建设3个方面阐述我国二语研究应完成的使命，树立学科意识、本土意识和服务意识，并举例说明在每个方面可以开展的重要工作，旨在与同行共勉，加强学科建设，突出国家意识，提升学科服务能力和在世界上的学术话语权。

1.服务国家

二语研究能够，也需要很好地服务国家战略，为国家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做出贡献｡我们以外语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

1.1 外语教学

外语人才培养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与对外交流十分重要，外语教育为我国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需要根据发展需求对我国的外语教育进行规划和政策制定，但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准确地把握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之上，需要调查清楚我国国民的外语能力现状，并判断我国国民的外语能力是过剩的、合适的、不足的，还是能力结构与社会需求不匹配，抑或是哪些过剩或不足，哪些能力结构不匹配｡做这项工作，首先需要科学的外语能力测评工具，再去科学合理地采集、处理和分析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这项工作主要是二语测评需要做的｡

基于二语测评调查我国国民的外语能力现状，并与国家发展需求对接，可以为解决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提供重要的反馈，并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通过调整外语教学体系来完成，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等，从而找到正确的方向、科学的内容和高效的模式｡而科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交际任务，需要对接国家发展需求，同时还要借鉴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尤其是内容难度｡高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也需要吸收二语习得研究成果或开展二语习得研究，探索什么样的教学组织模式和方法适合什么样的现代学生，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

1.2 国际中文教育

面向国际学生提供汉语教学是汉语走向世界、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提升我国世界地位的有效方式｡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名称也从最初的“对外汉语教学”到21世纪初的“汉语国际教育”，再到新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李宝贵、刘家宁2021：4），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加深和我国世界地位的提升，尤其近年来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汉语作为二语的学习和教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形势和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基础教育体系、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汉语二语学习和教学中被广泛应用，汉语作为工具支撑专业发展的“中文+”需求急剧增大，即国际中文教育呈现出本土化、低龄化、信息化和职业化趋势｡此外，对于多数海外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汉语之前往往都学习过英语，汉语学习基本上都是第三，甚至第四语言的学习，而这一事实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关注，更没有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新形势下的国际中文教育而言，我们同样需要首先准确地把握现状和问题，这要求我们对目前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低龄化、信息化和职业化新形势做全面的调研，梳理出存在的问题，并从“学、教、测”3个方面构建体系和解决问题｡在“学”方面，需要大力开展本土化、低龄化、信息化和职业化形势下汉语作为第三、第四语言的习得特点和规律，探索母语、二语、语言类型距离、结构相似性等因素对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影响，并对比在我国二语环境和国外外语环境下汉语学习的异同｡在“教”方面，需要研究本土化师资的培养、适合当地情况的教材编写、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问题，探讨如何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远程汉语教学，以及汉语学习如何促进海外学习者的职业发展等｡在“测”方面，则需要评估各种环境下海外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及其发展，为国际中文教育持续改进提供反馈和数据支撑｡总之，我们需要从“学、教、测”3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把握现状和问题，探索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成效和水平｡

2. 服务社会

二语研究还应更好地服务社会，从专业视角回答社会关注的问题，探索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我国儿童英语学习和外语学习与国民健康为例来阐述二语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
2.1儿童英语学习我国人口众多，优质资源有限，因此竞争比较激烈，很多家长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有的请外教对着还不会说话或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说英语，还有的家长甚至只跟孩子讲英语｡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孩子学英语是否越早越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二语习得专家们对此做深入探索和研究，让社会了解基本事实，而不是像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多半是外语培训机构或外行，他们的回答主要依赖经验和主观判断｡二语或外语学习的年龄问题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国际上有诸多研究和讨论｡例如，Penfield & Roberts（1959）首次提出人类大脑对于语言学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失去可塑性｡Lenneberg（196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认为从出生到青春期以前，语言学习者的大脑可塑性较强，语言学习较快，比较容易成功；而青春期以后大脑逐渐失去可塑性，语言学习较为困难，而且往往不能成功｡关键期在一语习得中得到了证实，但在二语习得中到底起多大作用，甚至是否存在关键期一直是二语习得界、认知科学以及心理语言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语言知识在大脑内部的表征方式以及外语教学方法的选择，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对于二语学习中的年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区分二语和外语｡在二语环境下，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是比较一致的，即越早越好，尤其是在句法（Birdsong & Molis 2001；DeKeyser 2000；Johnson & Newport 1989；Patkowski 1980）和语音方面（Flege 1991；Flege & MacKay 2004）｡另外，Pallier et al.（1997）和Urponen（2004）发现，二语习得者开始接触第二语言的年龄与他们最终的第二语言水平有密切关系｡Weber-Fox & Neville（1996）和Dehaene et al.（1997）发现，母语者和很早就开始学习二语的双语者展现出很强的大脑左半球启动效应，而7岁以后开始学习二语的双语者启动的区域和模式与母语者的都不重合，或只有部分重合｡但在外语环境下，情况就不完全是这样了｡例如，Munoz（2006）通过长期跟踪调查从8岁和从11岁开始学习英语的两组西班牙学生，通过完形填空、听写、语法测试、听力理解、作文、接受性会谈、产出性会谈7项测试，发现后者除接受性会谈外，其他结果均优于前者，而且前者的最终英语水平也没有表现出优势｡对于外语学习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几岁开始学习英语，而是学习英语的动力和投入｡动力是影响外语学习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动力是绝对学不好英语的｡但只有动力，不投入时间精力也不可能学好英语｡Cook & Singleton（2014：33）认为，只要有动力和足够的时间精力投入，任何年龄学习外语都可以取得成功｡在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秋在我国城市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小学英语课程之前，我国大部分人是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到大学学习英语专业时才开始学习英语听说，日语、德语等非通用语种专业的学生大部分从大学开始学习这些外语，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毕业工作后从俄语转学英语，听说读写都能学得不错，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人们普遍认为儿童越小外语学习效率越高，其实不然｡在我国由于生活中几乎没有使用外语的环境，学习外语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在这种环境下外语学习更多地是有意识地活动｡大龄儿童学习者由于认知能力更强，理解得更好，学习效率会更高，学得也自然更快｡Munoz（2006）发现，在西班牙学习英语的大龄儿童比低龄儿童学得更快｡其实，即使在二语环境下，Snow & Hoefnagel-Höhle（1978）也发现大龄儿童二语习得者学得更快，效率更高｡低龄儿童不仅外语学习效率更低，他们遗忘外语的速度也会更快｡例如，Allendorff（1980）对3名4—8岁的儿童进行了调查，发现18个月后这些儿童所掌握的外语已基本磨蚀殆尽｡Kopke & Schmid（2004）认为，8—9岁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个临界点，在这个年龄段前的儿童外语磨蚀程度非常大，而超过这个年龄的儿童，其磨蚀的速度和程度均会明显下降｡再者，语言有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篇、语用等层面，即使二语学习存在关键期，不同层面的二语习得关键期也很可能是不同的，即二语习得存在多个关键期｡Weber-Fox & Neville（1996）发现，二语习得中有些方面，如语音和句法，更容易受到关键期的影响，而另一些方面，如词汇和语义，不受关键期影响｡其实，我国儿童早早学习英语除了语音、句法有一定优势外，可能没有其他太多优势，反而显现出较多的劣势｡首先，学习效率低，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可能耽误儿童其他方面的学习｡其次，磨蚀速度快，一旦一段时间不学，遗忘的风险和代价更高｡再次，如果启蒙教师水平不高、发音不好，语音优势也没有了，反而儿童学习的错误发音后期很难纠正；如果教学方法不对或教学内容不适合，容易让儿童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这比不学英语更可怕｡更严重的是，学习英语会受到西方思维和文化的影响，过早地接受西方思维和文化可能会影响中国思维和文化的形成，变成具有中国面相但文化思维西化的“香蕉人”，更是家庭和民族的悲哀｡不少高中或大学去英美国家学习的孩子，接受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很多人选择不回国工作，按照西方的方式对待父母｡我国学者也对外语学习的年龄做了一些思考和研究｡例如，桂诗春（1992）质疑“外语要从小学起”的做法，他认为，外语学习越早越好只是一个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充分的依据｡赵世开（2002）结合自己的感受，认为幼儿时期和小学时期学的外语对他语言能力的开发没有起到大的作用｡董燕萍（2003）对广东省小学英语教育现状做了调查，认为“外语从小学起”在我国没有很大的必要｡林庆英、殷小娟（2013）发现，学习英语的早晚并没有对其高考成绩和大学英语四级总成绩及各分项成绩产生显著的影响｡可以说，目前研究的结论几乎都是年龄不是我国学生外语学习最关键的因素｡当然，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实证研究，还缺乏跟踪研究，尤其是大样本的调查研究，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这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应做的工作｡
2.2双语与国民健康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语言障碍会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语言是反映人类身心健康的窗口，是体现人类身心健康状态的外显标志物，也是调整人类身心健康状态、进行健康活动、促进个体或群体健康的重要资源（黄立鹤2021），为我们关注和促进人类健康提供了新视角和途径｡人到老年，各种机能都开始衰退，各种疾病风险也逐渐增大｡2023年9月20日，中国老年保健协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等机构联合发布《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需求洞察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居全球之首，而且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60岁以下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患者在调查中占到了21.3%｡此外，根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23）》，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脑卒中患者达1242万，且发病人群呈年轻化，平均每10秒就有1人初发或复发脑卒中｡根据Harvey et al.（2020），约有38%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失语症｡国际多项研究显示，双语对衰老造成的认知下降具有保护作用（Bak et al. 2014），双语可延迟阿尔茨海默病发病5年左右（Bialystok et al. 2007；Craik et al. 2010；Alladi 2015；Alladi et al. 2013，2017；Woumans et al. 2015），Zhengetal.（2018）发现普通话和粤语双言也有类似的作用｡Costumero et al.（2020）发现，双语患者脑代谢的减低（特别是在颞顶叶皮质方面）比单语患者更明显，且灰质萎缩更小，双语者比单语者脑萎缩速度更低，认知水平下降也更慢｡此外，Paplikar et al.（2019）发现，与单语者相比，双语者脑卒中病人的失语严重程度更低｡Alladi et al.（2016）发现，双语有助于改善脑卒中病人的认知功能，且与单语者相比，双语失语症的恢复更快｡Wong et al.（2019）发现，外语学习对于具有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老年患者的认知改善有明显作用，且比填字解谜和听音乐效果更好｡这都说明双语对人类认知障碍和语言障碍具有积极作用｡双语对人类认知障碍和语言障碍具有积极作用的机理是什么呢?很多研究者（Adesope et al. 2010；Bialystok et al. 2012；Guzmán-Vélez & Tranel 2015；Perani & Abutalebi 2015）认为，双语这种明显的积极效果是通过使用两种语言以及两种语言间频繁转换获得的，因为在一种语言产出时，大脑执行控制系统同时还要抑制另一种语言的潜在竞争，这个“抑制控制”过程增强了大脑控制系统的执行能力｡当然，目前的研究几乎都是基于西方语言的，而且样本量较小，非常有必要基于汉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且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近百分之二十｡在我国开展双语/双言对于老年人认知障碍和语言障碍积极作用的研究，不仅可以满足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和减轻家庭负担，还可以对接“健康中国”和“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3.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是一个学科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学科高度和深度的体现，在历史上能够被记住的学者往往都提出过重要的理论｡在二语研究领域，现有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国外学者基于西方语言提出的，我国虽然拥有数量庞大的二语学习者和教师，但在二语理论建设方面却非常薄弱，即使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大｡可以说，我国在二语研究理论方面，一直都是在跟跑，现在还没有到达并跑的阶段｡这一方面与我国二语研究起步晚、基础薄有关，另一方面与我国二语研究者的理论建设意识和能力不强也有关｡

其实，汉语作为汉藏语系和分析性语言的典型代表，与印欧语系的西方语言差异较大，我国的二语研究在理论建设方面有天然的优势｡汉语是声调语言，西方语言是语调语言；汉字是方块字，呈现方式是立体的，西方语言是字母语言，呈现方式是线性的；汉语没有屈折形态，重语义、语篇和语用，西方语言屈折形态丰富，重句法；汉语是非常经济的语言，只要依靠语境能够理解的成分，大多都会省略，西方语言则冗余成分较多｡这些差异导致很多国际上流行的二语理论不适合汉语（Zhao 2011）｡我们不仅可以基于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和教学，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基于外国学生的汉语学习和教学验证和修补现有的二语理论，提出新的二语理论｡例如，Yuan（2010）通过汉语二语研究质疑“接口假说”的domain-wide观点，提出了variable-dependent观点，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后续又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如Yuan & Dugarova 2012）加以证明｡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提升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世界地位，还可以促进国际中文教育｡

目前我们还处于跟跑状态的阶段，在进行二语理论建设时，我们需要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甚至理论框架上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与世界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完成跟跑和并跑｡如果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不与国际接轨，我们就没有与世界对话的基础，更谈不上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也无法走向世界｡只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来到了领跑阶段，我们才有可能更多地提出和发展自己的特色理论、内容和方法，并赢得在世界上的学术话语权｡为了尽快地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3个阶段，我国学者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建设意识，不断提升理论建设能力｡

目前，世界上二语理论所包含的二语习得理论、二语教学理论和二语测试理论3个维度之间的互动还不多｡Krashen（1985）提出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Swain（1985）提出的“输出假说”（Output Hypothesis）以及Long（1996）提出的“互动假说”（Interaction Hypothesis）堪称二语习得与二语教学相结合的典型优秀理论，对二语习得和二语教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依然很有生命力，值得学习｡今后，我们除了在二语研究的学、教、测3个维度内进行理论建设外，更需要提出将这3个维度联系起来的理论，在它们之间架起桥梁，使得学、教、测一体化，最终提升二语学习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空间很大，我们应从汉语二语习得、教学和测评3个方面构建能够服务国际中文教育的汉语应用语言学体系，助力中文走向世界，尽早成为国际化交际工具｡

4. 结语

本文主要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和理论建设3个方面阐述了我国二语研究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二语研究总体上发展迅速，势头较好，但大多数研究都是比较微观的具体研究，服务国家和社会以及理论建设的意识还不够，能力还不强，今后需要在这3个方面多做工作｡在未来的二语研究中，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我国还存在大量的三语学习人群，如少数民族人群的英语学习、外语专业的二外学习、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对于有的海外汉语学习者来说，汉语已经是第四、第五语言，这些情况比较复杂，但又有必要研究，今后需要长期探索；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对于二语习得的逆过程———磨蚀的关注不够，在研究层面做过一些工作，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几乎没有提及｡语言磨蚀是语言习得的伴生产物，二者关系极其密切，研究习得不能忽视研究磨蚀（蔡寒松、周榕2004）｡磨蚀的研究及其应用对解决外语环境下我国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问题有着重要意义，需要大力加强｡

作者简介

常辉

个人简介：常辉，男，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外国语学院教学院长。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 失语症。专门从事基于生成语法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研究兴趣是，句法/形态接口和句法/语义接口问题，尤其是普遍语法可及性问题和中介语句法损伤问题。近两年开始关注留学生汉语句法习得、多语习得以及一语习得等领域，研究成果卓著。

本文来源：《外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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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编：洧   宁

  审     核：心得小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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