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衷中学6432班追记（作者：钱平雷）
澄衷中学6432班追记
这原是我在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幸福相对论》中的一篇文章，当时没有微信，也没有附照片。最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上海老底子》上刊登的文章，很受欢迎，因为它登载有关上海过去的人和事的文章和照片。这使我想到，由于大家都对中学时代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且在当下同学聚会盛行的背景下，提供回忆此类文章，容易引起感叹和共鸣。于是我挑选了此文，因有些年头了，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稍作改动，并请孙行琦同学帮我搜集一些照片，奉献给广大微友和读者。
▲澄衷中学老教育楼蒙学堂
以前在我们填写自己的履历表时，在本人出身一栏中往往填上“学生”。看来学生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之一。而到如今，同学之间相对联系较多的应该是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同学。这是因为这一阶段的人生身体、智力发育最显著，变化最大，而人际关系又比较纯真，给人的印象也最为深刻，记忆也是最为珍贵。同样，本人高中阶段的“6432班”也最值得作为过去岁月中最令人怀念的一幕来回味。
一个优秀的集体
这个以阿拉伯数字命名的班级，似乎带有部队番号的色彩，其实是我高中毕业班级的代号，即64届高三（2）班！如果用现在称为澄衷中学而当时叫做五十八中学的代码时，这个班级更可以称作为586432班，这个名字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我们高中这个班级基本上是由61届初中8个毕业班中继续在五十八中学上高中的同学所组成。除了一名是从外校调来的高炉森，或因各种原因从上届来到我班的，其余同学都是初中就在五十八中学上学的。我在《忆母校》一文中已谈及，据黄立民老师告诉我，我们这一届高中只有4个班级，其中（1）、（2）班的同学基本上是本校初中考上来的。但相比之下（1）班的考高中成绩水平比（2）班要高些。但到今天这批同学都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时候，相比较一下，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总的说来（2）班的学生与（1）班相比至少不相上下，甚至可以说要来得更出色。当然作为每一个学生的个体而言，同学之间是不能相比较的。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论及的：“我一直坚信人生并不是一场你胜我败的角逐……，谁跑得慢一点，谁跑得快一点，很可能是环境和气候使然。要是我也像他一样遇到那么多风霜雪雨，陡坡泥潭，步子也许比他还慢……。”我是非常同意他的观点的。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才能，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于个体而言，毕竟机遇并不多，但作为一个群体，两个班级相比，机遇的概率应该是相同的。这就要比较两者的素质才能了。当然成功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
▼6432班毕业照
中国历来重视仕途，认为只有做大官者才是有出息的人。这确实是一种误导，哪有那么多的官位可坐？因此把不应该属于做官范畴的职业，如：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将在庙里出家的方丈都用“官本位”去衡量，并给套上科级、处级的头衔，令人啼笑皆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又确实存在。因为人一旦被评上级别，他的一切待遇就会跟上。到了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这官本位的东西正朝着被人淡化的过程中。效益成了待遇的决定因素。我很同意我大学时代一位同学的一句话：“什么叫能干?由于人的机遇和所处环境不一样，只要你在所处环境中被人视为能干就算你成功了，不同的机遇和环境，其成功程度无可比性可言。”我花了这么一段笔墨来阐述这个观点，因为就群体而言，64届高三(2)班是一个成功的集体。不仅表现在学生时代，同时也表现在56年后的今天，这个群体仍旧有很强的凝聚力。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6432班是个优秀的集体。在今天回顾过去的岁月，或许可以勾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
一个中游学生的视角
平心而论，我在这个班级里是一个品德、功课、体质都处于中等水平的学生。如果说得客观一点，综合水平是一名中等偏上的学生。当然可能在某些方面如体育课的跳高项目可数得上班中的第一。但也有个别的学科曾经处于下游。但总的说来，我是一个中游同学。我的成绩手册最能说明问题，尽管我每逢期终考试的成绩都较好，但由于平时成绩有起有落，到高三毕业我的全部科目成绩总平均，除了几门是5（百分制的92-100）分外， “4（80-91）”分的科目也不少。在政治上，我自始至终是一名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一直在团组织的关怀帮助下，但是最终也没有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在身体上，我发育得较迟，开始是班中个子最矮小的学生之一，以后长身体是在高中、大学交替阶段中完成的。所以虽然没有什么疾病，但也没有强壮的体魄。因此从德、智、体三个方面来看，我都是一名中等学生。而在这个班级中，政治上有校团委副书记，学生会委员，区级优秀团支部的书记。学习上有学校作文、化学竞赛第一名的优胜者。体育上也有数名校级优秀运动员。处于这个班级中的我，其视角应该是比较居中的。用56年后今天的眼光，再去追记和审视当年班级里的人和事，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这也是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动力。
一个正气占着主导地位的班级
6432班是一个正气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的班级。尽管同学中也有先进和后进之分，也有对班中的事物有着不同看法，甚至存在分歧，更有个别同学之间到今天仍抱有成见。但这一切没能阻止班级一直沿着正道向前发展。作为家长，最怕自己的孩子走歪道，尤其处于所谓“十六岁花季”的时代，学生处于长身体，但对于许多事情又处于似懂非懂的时期。这个阶段对孩子的培养教育方法正确与否将会对孩子的一生都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回忆从1961年到1964年这三年中，由于国家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质生活是比较匮乏的。极“左”的思潮也影响着各项工作。但同时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党的正统教育还是占着主导地位。因此，这段时期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总的说来还是以正气抬头为主线的。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非颠倒。在这个时期以学习雷锋和向团组织靠拢是学生走正道的主要潮流，正是由于这股潮流，使班级能茁壮成长。这里不得不提到几位这股潮流的主导者。
6432班团支部书记先后由陈庭旺和蒋琴英担任。那个时代的学生党员很少，因此团支部书记在学生中是政治上最有地位的人物了。如果要我谈及这两位的印象，均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陈庭旺是“老成”；蒋琴英是“诚恳”。当时我们那一届的初中班级是按年龄来排班次的，陈和蒋都是原来七班的同学，我们这一届标准年龄是1945年出生，而他俩均大于这个年龄。但尽管年龄稍大，毕竟只有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呀！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陈庭旺是有点“政治手腕”的，因此讲他少年老成。高一时，第一批吸收入团的是邵洁人和孙爱珠，他俩是初中时就列入入团计划的。而接下来的是陈怡群和郑柏林。陈怡群是学生会干部。而郑柏林则是到了高中才让其打的入团报告。两人同时开的支部扩大会议获得通过，但此后不久陈怡群就获得校团委批准入团。而郑柏林因对他“考验”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迟迟没有获得正式批准。这个接受考验的时间内，日子是很难过的。像我这个很幼稚的人，随后也打了入团报告。尽管陈庭旺也表示欢迎，但实际上是把我晾在一边，根本不予考虑的。侯馨岳从现在眼光看来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时也不在考虑之列。后因班主任曹文希很赏识他，再三推荐，因当时的班主任还是有一定发言权，因此，在高一后期，侯馨岳也被吸收入团。当时班内打入团报告的同学不少，由于团组织也是有计划地发展，所以团支部特别是陈庭旺是严格根据计划行事的。由于班主任曹文希健康等原因，高一时班级是比较混乱的。陈庭旺为控制班级局面是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的。
▼获得虹口区优秀团支部称号
▼首轮团支部书记陈庭旺
高一接近暑假，陈庭旺与黄松涛应征入伍参军去了。高二时一位富有教育经验的老教师黄立民担任了班主任。她为改变班级面貌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又正值号召学雷锋，班级的良好基础是在那时打下的。由于黄老师的丈夫有“历史问题”，因此黄老师对团支部工作的关心是非常掌握分寸的。蒋琴英同学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与陈庭旺不同，蒋琴英更像一位大姐姐。她待人很真诚，也很会做人的工作。例如：我的功课一般，但她有时也向我“讨教”。用今天“行为科学”的理论来认识，她能满足人们在高层次的需求尊敬和自我尊敬。所以在那种环境里迫使你不断地要求进步。到现在回忆起来有些事情真是难以解释：我在当好小组长的同时，坚持与周玉坤、陈怡群、江似鹤等同学出黑板报。每学期为迎接新学期，与赵瑞康、周玉坤等人通宵剪裁美术字。可以这样说，我在以后争取入党的过程中也没有达到过如此积极的程度。尽管如此，却总也入不了团。不过从来没有泄气过，仍旧不断向组织汇报思想。到了大学时，班级的团支部组织委员给我看了中学团组织转来的材料，我自己都奇怪，思想汇报会有如此之多，厚厚的一大叠。即使这样，我至今仍认为蒋琴英并非故意将我排斥在团组织之外。主要毛病还是在我自己身上。用现在眼光来看，当时我年幼，比较单纯，嘴巴又比较“老”，不注意场合，是个有个性的学生，“修养”不够。但是正是由于我一直要求进步，因此自己的成长道路一直是在正道上。毕业三十多年后，我曾对蒋琴英的女儿说：“我们当年是很听你妈妈的话的，至今仍很尊敬她。”
▼优秀团支部的书记蒋琴英
高三时，班主任陈美娟是位党员，政治老师周涛和团委书记陆康源也很关注我们班。陈老师产假后，接替她的胡祖濂也是一位很慈祥的老教师。班级里还是比较团结友爱的。当然听说团支部内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势不两立的态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到了今天，蒋琴英仍在热心地把分散在各地的同学联络起来，在节假日时回忆过去的岁月，共度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当时这位班级的核心人物“余威”犹存。当大家谈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一定成绩时，也深深地怀念那个使自己走上正道的高中时代。
一个使母校打翻身仗的年级
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潮，使学生的本职是学习这一天经地义的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1958年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半农半读以及为了解决青年的就业而让一部分毕业生到新疆军垦农场去，搞运动式的动员。在学生的思想中造成许多困惑，以至学生念了高中想念大学也成了思想不端正的表现。光是功课好还不够，如果家庭出身不好，加上社会关系中有人在海外，就会丧失继续升学的机会。但是作为一所学校，其升学率还是被社会认定其教育质量的惟一依据。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今天市场经济的观点来认识就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升学的名额有限，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更多的机会。由于五十八中学也同样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其升学率直接带来困难。自61届开始，62届的升学率相当低。只有个别学生才能进入重点全日制大学，大部分同学当了社会青年。作为校长的董思林也为此感到恼火。63届虽比62届好些，但升学率仍旧很低。与虹口区的市重点中学不用比，与其他区重点中学如虹口中学相比也落后不少，甚至还不如新沪中学那样的普通中学。
当时领导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口号。暗中还是要求学生首先是争取考上大学，然后才是去新疆。但那是很隐蔽的。原来有些同学甚至不准备考大学直接去新疆，也在这个口号的规劝下作了考大学的准备。可是即使是这样，公开地说全力准备考大学，还是要受谴责的。于是在班级里出现了在学校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晚上很晚回家后还要开夜车复习功课的现象。因为高考要考高中三年的课程，所以在高三时还要复习高一、高二学习的内容。难怪连当时学生标兵王成在介绍经验发言时也要美其名曰：“把三年功课加以回顾是为了向祖国作一个全面的汇报。”班中同学体质下降很严重，不少同学得病，还有人住院，甚至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胡祖濂老师对升学进行了精心指导。按照每个同学不同的情况填好每一张志愿表。事实证明，个别不听从指导的同学因此吃了亏，因为当时除了你的高考成绩外，决定你能否上大学的，还有“政治因素”。这个因素又是“内部掌握”不能公开的秘密。而有些高校或某些专业又与这个“政治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上海交大属国防科委管的高校，出身不好和有海外关系都可能成为不能进入这所高校的决定因素。
▼陈庭旺与全校标兵王成同学从初中时代就是好伙伴
我们班级不少同学功课都很好。在一些科目上有特长，如：毛信国曾经获得学校化学竞赛第一名，贺雅珍获作文比赛第一名。邬静芳的英语也很突出，但是更多的同学是各科都好。男同学中乌明皓、邵洁人、赵瑞康等，女同学中的孙爱珠、奚其清、陈怡群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像孙行琦、侯馨岳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有些同学不仅功课好，而且知识面也很广。其中王海川很典型，他看了不少课外读物，如：《海底两万里》之类科普读物，可以“吹”这方面不少见识，动手能力也很强，如装半导体。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个社会适应性很强的学生。在我的印象中，班中智商最高的同学要数王强华了，他喜欢数理化，不喜欢文科，又很贪玩。在背诵份量较大的文科科目考试前夕，他是不复习的。只是在考试的当天，找一位按照复习提纲准备，背诵得滚瓜烂熟的同学，拉到一边，逐条背给他听，他在一边，强记一番，然后就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居然也能及格，只要“3”分，他就满足了。
班级中像我这样水平的也有一大批：如周玉坤、朱林根、蔡大伟、王吉茂、高炉森等。
高考揭晓的结果很能说明6432班的质量是较高的，尤其是男同学几乎全部被录取，而且名牌大学，也就是如今的985大学居多：乌明皓、邵洁人进了清华；赵瑞康、毛信国去了北大；朱林根进了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郑凯声录取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王海川被南京大学天文系所录取；王吉茂、高炉森一起进了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的自控系。周玉坤、孙爱珠进了上海交大，我进同济。陈怡群到了华东化工（华东理工）。华东师大去了四位：吴文治、赵美英、张仁娣为中文系，奚其清为物理系。贺雅珍被上海外贸学院提前录取。第二批录取通知书为：侯馨岳、蔡大伟进二医（交大医学院）；尤惠新为中医学院；王根娣是上海科大；宋爱华到了上海师院；马喜荣去了上海工学院（上海大学）；蒋琴英考上了浙江化工学院。王强华由于政治原因最后与褚佳英一起被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理工）录取。在全日制大学录取工作结束后，还有一些同学进了大专：王金如和董阳光是冶金工专；秦月娟和李和莲上了仪电工专；黄金莲到了机电工专，桑坚芳去了纺专。周妙英念的是上海教育学院。
像王瑞龙、邬静芳、励慧静等功课很好的同学因当时所谓“政治因素”被挡在大学的门外。孙行琦、江似鹤、傅端生等同学则因健康原因没有参加高考。承兰英、王秋娥同学则去了新疆。如果到今天的话，这些同学都应该成为大学生的。
这一届的(1)班，全日制大学录取名额比(2)班少了两名。而(3)班、(4)班则比前两班依次更少些。重点大学(第一批)(3)班为12名，(4)班仅为6名。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录取率在当年是很高的。那年的高考并不容易。我在拿了录取通知书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非重点中学也同届参加高考的邻居，他们班第一批通知数为“0”。难怪我在几十年后遇到当年的化学老师，如今已是特级教师的马骁先生对我说，64届高中毕业生为五十八中学打了一场翻身仗。这还不包括我们(2)班的郑柏林、仇淑梅和 (1)班的李立、刘林福等4名优秀学生，早在高考前就被国家作为留学生派往境外。
▼蒋琴英与陈怡群的合影留念
▼宋爱华与秦月娟很要好，最后成了姑嫂
▼张仁娣与桑坚芳的友好关系中内含故事
一个多才多艺活泼的团体
6432班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活泼团体。大个子陈庭旺对书法很有研究，还能画上几幅国画。周玉坤的个子虽然小，但是一手字也是很到位的。尤其是在高一、高二阶段，他还没有发育，还能唱出非常动听的童声，其保留节目是《桂花开幸福来》。以后在学雷锋的日子里，他的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也唱得很动人。赵瑞康在高中期间学会了手风琴，不仅可在班中发挥作用，还为一大批女同学参加国庆游行跳的那种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舞蹈作伴奏。另外班中会吹口琴、吹和平管的同学也有一批，组成一个小乐队，由侯馨岳担任指挥。在学校的各种文艺演出中倒也是一个常客。最经常演奏的曲子是《马兰花开》。宋爱华、黄金莲、尤惠新的普通话在朗诵中也能露一手。高三时，排演了一场综合造型“向雷锋同志学习”。又有唱歌、又有配乐诗朗诵、又有领唱和合唱。王吉茂、贺雅珍是串连词的编写者，宋爱华是导演。小雷锋是周玉坤演的；大雷锋是马喜荣扮的。邵洁人演乡长，王海川扮地主。结果获得了学校最高奖。除了这些，女同学中，江似鹤、陈怡群会画图。张仁娣爱唱越剧；刘林花会唱沪剧。记得有一次班中联欢会上，徐慧珠和唐莉莉还用俄语唱起了《红莓花儿开》。在体育方面，侯馨岳的乒乓是校级水平的，班中邵洁人和乌明皓也是高手。孙行琦是田径好手，400米是他的强项。刘爱珍和秦月娟的投掷也堪称一流。李和莲和励慧静写的一手刚劲有力的钢笔字。奚其清的正楷字还在学校书法比赛中得过奖。
▼周玉坤唱歌，趙瑞康伴奏的合作，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只不过当年是手风琴，现在是钢琴。
▼周玉坤要拜张仁娣为师，学习越剧，张仁娣欣然接受，古稀之年的师徒合影。
用今天中学生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水平不算很高。由于经济情况不同，不能同日而语。毕竟当时有能力买钢琴，或者请老师给子女学乐器的人家是极为罕见的。学生能在课余，在文体活动方面露一手就算不错了。但从素质教育的眼光来审视，这种课余活动往往是培养学生潜在技能的极好途径。实践证明：像侯馨岳、王海川这种不是很“本分”，比较活络的同学，如果有好的机遇是可以闯一番事业的。可惜他俩在蹉跎岁月中，均吃了苦头。但侯馨岳还是义无反顾地到海外去闯荡了。这也不是—般人所能做到的。赵瑞康、奚其清在大学毕业到农村当教师时，居然还教过音乐。同学们的多才多艺也是6432班素质较好的—种表现。
一个懵懵懂懂的花季少年群体
与所有的同年龄少年一样，正在长身体的学生，也开始对异性有一种神秘的好奇感。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在中国，特别是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用今天的教育家的话来说是：“比较希望多接近一点，并非都是早恋，”在6432班，真正结为终身伴侣的只有三对：王海川和孙爱珠、毛信国和奚其清、郑柏林和严玲儿。但在高中时期，有一点“谈朋友”苗头的只有王海川和孙爱珠，其余两对都是在走上社会，或者上了大学后才谈上恋爱的。说起来也很有趣：王海川和孙爱珠的家境都比较贫穷，不能像别人一样上电影院看电影。只能在假期里到学校来看一般家庭还不具备的黑白电视。王海川到班上来说：“看电视看饱了。”加上别人看到他俩在一起，才知他们确实在热恋之中。但我想当年的青少年恋爱还是规规矩矩的多接近点，并非如今的青少年热烈地抱吻。大学毕业后他俩终成眷属。尽管王海川当时处境不佳，可见两人的感情还是很有基础的。而郑柏林与严玲儿在学校里并无苗头，只是一个在中国银行，一个在外贸公司，业务上有联系再重新相遇。郑柏林还苦苦地追了一阵子，结果还是在严玲儿的好朋友唐莉莉出面做了严玲儿母亲的工作，才促成了这桩美满姻缘。严玲儿当时也没想到会当上行长太太，周游列国。中国有句俗话：“婚姻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好像有点道理。但他俩对待同学都非常客气，一点没有架子。毛信国在一次同学的聚会中坦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向奚其清求爱后谈成的。为此在男同学中还有一段戏话，郑柏林说：“毛信国，你真福气，其实我在高中时是很喜欢奚其清的，可是给你抢到手了。”我说：“奚其清与我同桌时间最长，我是近水楼台没得月。”邵洁人说：“我在小学里就是奚其清母亲的学生，对奚有好感。”事后陈怡群讲：“你们这帮男同学的皮都很厚！不怕难为情。”
▼欢喜奚其清的男同学不在个别，据说包括陈庭旺。
一个步入爷爷奶奶时代的怀旧梦
50多年过去了，如今同学们都到了七十四、五岁上下了。同学们也基本上都退休了，即使还有同学在搞写作、科研或担任名誉职务，多半也属于发挥余热性质或者兴趣爱好。同学们基本都有孙辈孩子，当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甚至有个别女同学都已经可以当太婆了。所有同学通过孙行琦、赵瑞康等，尤其是蒋琴英同学，运用各种办法寻找，已经在2016年全部找到，实现了全班同学“大团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证明我们班级的凝聚力依然很强盛。
▼同学共度70岁生日，蔡大伟点腊烛，郑柏林(戴帽子)严玲儿(绿衣)夫妇上坐。
回忆毕业后的岁月，同学中先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占了很大比例：贺雅珍、孙行琦、邵洁人、赵瑞康、宋爱华、赵美英、吴文治、张仁娣、徐慧珠、周妙英、刘爱珍、奚其清、刘林花、陈苗红等都在大、中、小学里当过老师。然而，最大的比例还是搞技术工作居多，改革开放后，也有改行从事其它职业的，当年的工程师周玉坤、马喜荣同学，后来成了党委书记和律师。当然现在同学们碰在一起对于曾经做过什么工作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共同语言就是回忆高中时代，怀念曾经给我们教诲的好老师。有一年春节聚会，当同学们凑在—起唱起《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支当年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时，忘了自己已经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怀旧成为同学们相聚的感情纽带。从心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莫大享受，愿同学之间的友情天长地久。
▼周玉坤、马喜荣没想到成了党委书记和律师
▼大学一年级寒假回母校合影
▼从2001年开始，每逢年初五到母校会议室聚会，然后聚餐。
▼2014年毕业五十周年，六四届四个班级聚会。除了朱吉晖、曹文希、陈丽华、陈崧龄四位班主任代表，还有马骁、马积祥两位老师受到了同学们邀请。
▼6432班同学与老师们合影
▼兄弟班级的同学也见面了。我与643l班的吴世平还是发小呢！
▼与6433班的黄达维同学欢谈。我表弟柴慈镛是他们班的，黄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6434班的冯德涌与我和蒋琴英在杭州合影。冯还是我同济大学时代的同学。
▼前年春节，母校要动迁了，年初五聚会换地方，张仁娣联系她家附近的饭店。餐后到她家作客。部分同学留影。
▼我们五个人，初中时代就是同班同学了。
▼我们四个人是一个小组的，我还是一个小组长呢！
▼海外同学回上海也是班级聚会的机会。这是我们最近的合照。
在这篇文章里，至此没有出现过名字的同学还有：余秀兰、吴戌梅、陈根女、戴逸美、陈珊梅、徐静华和薛凤，加上他们后，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6432班。令人遗憾的是同学中陈庭旺、王强华、孙爱珠、施馥娣等11位同学已经因病去世，但这也是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使然。为了纪念他们，也是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初衷之一。
来源：“qianpinglei”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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