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也许有坏人,但理客中可能不算人。

现场有坏人

孩子们,不要怕

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跑

这是北京,你看谁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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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老师就该被举报!


来源丨必记本

景来律师导读


“必记本”注:钱穆就读的是离县城40 里以外小市镇上的一所小学。这样一所农村小学却能网罗到这么多的好老师,不仅旧学有深厚基础,在新学上也能融会,更是深谙教书育人之道。今天,农村小学校舍越来越漂亮,设备越来越先进,却始终引不进、留不住优秀教师。两相对比,令人唏嘘。


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用浅显的文言文写成,相当于一本自传。对于今天的我们,他受教于父母师长的经历,仍能带来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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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创办香港新亚书院,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学于父亲


钱穆的父亲非常疼爱自己的子女。


他曾经对人说:“我得一个儿子,就像别人得到200亩的田地一样。”


自从钱穆记事起,父亲每天晚上回家时,都会带一点小吃,如蛋糕酥糖之类,放在床前的桌子上,用帽子或者碗盖着。等钱穆第二天早上起来,揭开帽子或者碗,就会得到一份美食。


可是,等到钱穆7 岁进私塾后,早上起床就再也找不到那份美食了。


母亲告诉钱穆:“你已经进入私塾,就算是小学生了。以后就应当学习大人的模样,与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早上起床后的那份点心,以后就不用再期盼了。”


从给小吃与不给小吃这件小事上,我看到父亲对钱穆的爱与严。两者层次分明,绝不混淆。在上学后,父亲对儿子的爱并未减少,但是方式变了。这一变化,遵循了孩子身体和心理的成长规律。


钱穆回忆说,父母对我们子女,从无疾言厉色。我们偶尔犯一点错误,父母教育子女依旧言语温婉,期望子女自然悔悟。



钱穆的父亲有一习惯,每晚必到街口鸦片馆。镇中有事,也是在鸦片馆解决。


那一年钱穆9 岁,常跟随家仆到鸦片馆玩耍。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父亲并不禁止。


一天,一位鸦片馆的客人问钱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了点头。


另一位客人说:“ 今天就现场试一试?”钱穆又点了点头。


又有一位客人说:“那么就由我来命题吧。”于是,他让小钱穆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那一段。


那天晚上,钱穆一边背诵一边表演,一会儿扮演诸葛亮,一会儿又扮演张昭等人。客人们称赞不已。唯有钱穆的父亲坐在一旁,默默无语。


第二天,父子俩去鸦片馆时路过一座桥。父亲问钱穆:“认识桥字吗?”


钱穆回答说:“认识。”


问:“桥字什么偏旁?”


答:“木字旁。”


问:“把木字换成马字,还认识吗?”


答:“认识。骄字。”


问:“骄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答:“知道。”


这时,父亲挽着钱穆的胳膊,轻轻地说:“你昨晚上的行为是不是跟这个‘骄’很接近了?”


钱穆听了,如闻震雷,低着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从此以后,钱穆再也不去鸦片馆了。


父亲似乎不该让儿子进鸦片馆,这是父亲失职的地方。但是想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就不会过于苛责这位父亲了。实际上,这位父亲算得上是相当了不起的“家庭教育家”。从“桥”字到“骄”这样蜻蜓点水般的自然过渡,真是韵味十足,令人拍案叫绝。


不容忽略的是,儿子钱穆的悟性也是父亲教育成功的关键,此所谓“响鼓不用重锤”。如果钱穆不是“响鼓”,父亲无论是说再多“桥”与“骄”,还是狠狠地“敲打”,都是没有用的。此所谓“教育有法,但教无定法”。


等到自己年满八十的时候,钱穆对父亲的教育方法做了十分精炼的表述:“父亲从不作正面教诲,常常侧面启发。”


学于母亲


父亲去世时,钱穆只有12 岁,哥哥17岁,下面还有年仅5 岁和3 岁的两个弟弟。此后的岁月,母亲凭借自己的勤劳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父亲去世,族人前来吊唁时提出,由家族里的“慈善基金”拿出一部分钱,补助孤儿寡母的生活。


母亲哭泣着,不答应。她说:“丈夫在的时候,曾经因为‘慈善基金’的事情跟族人产生矛盾,留下遗憾。丈夫稍稍感到心安的是,在‘慈善基金’一事上从未谋求个人利益。如果丈夫尸骨未寒,妻儿就要领取‘慈善基金’,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他?”


族人再三劝说。母亲迫不得已,把几个儿子叫到身边,说:“你们兄弟几个都听到了吧?希望你们能够立大志,早点自谋生路,自立自强。”


读到这里,我脑海里很自然地就浮现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母亲的如此骨气,自然会“耳濡目染”地传递到儿子身上。历史上有“孟母三迁”,这是孟轲的幸运;有如此铁骨铮铮的母亲,这是钱穆的福气。



钱穆的母亲不仅甘守清贫,而且胸怀“大志”。


父亲去世时,钱穆的哥哥已经17岁了,族人打算把他介绍到商店任职,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也是坚决不答应,她的理由是:“我的丈夫教两个儿子读书,心思恳切。如今大儿子学业还没有完成。我要遵守丈夫的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


第二年冬天,恰逢常州府中学堂新成立,钱穆的哥哥考取师范班,钱穆考取中学班。两个儿子都很争气。


不吃嗟来之食,可能是凭借本能做出的决定;为钱家留下读书的种子,这样的决定则堪称远见卓识。一个农村家庭的普通母亲,能有这样的见地,实属罕见。


事实上,钱穆的母亲并不识字,16 岁就嫁到了钱家。她与子女交流时,从来没有教诲的话语,更没有斥责,只是闲话家常。每当与子女拉家常时,一定会说到孩子们的祖父祖母和父亲,有时还会涉及家族和邻居间的事情。说的内容听起来都是日常琐事,但话语中都暗含着教育,都有一个中心。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跟孩子们说的,更是以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主。


钱穆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家人生活非常的贫困。但是我们兄弟内心并没有感觉到苦。听着父亲的遗言遗行,反而觉得快乐。”


父亲在世时,家里向镇上各店铺购买货物,都是先赊账,年终时一次性结清。


父亲去世后,钱穆每次上街买东西,母亲都会让他带着钱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再赊账。


店铺老板觉得很诧异,不接受,说:“你们家不是一直都可以赊账吗?为什么要给现钱呢?”

实在没办法,钱穆只得带着钱回家。


回到家,母亲说:“这就让我们为难了。你父亲在时,我们只要稍微节俭一点,总还能应付过去。今非昔比,万一年终没钱结账,可怎么办啊?”


到了年终,镇上的店铺派人四处收账,而且会分区分家,认为最可靠者往往最后去收。到钱穆家时,必定是在午夜后,甚至有黎明才到的。



母亲就会让儿子们一直守在门口,收账的没来,决不关门。母亲说:“如果家里有钱,就不用常常记挂着债务。但是如果家里没钱,心里难免愧疚难安。”


在这个关于赊账的故事里,母亲没有一句教诲儿女的话语。但是,她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最深刻的教育。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那些习惯了拿着教材站在讲台上谈论诚信的老师,应该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很多启发。


后来,孩子们都慢慢长大了,结婚成家,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子女。母亲就对兄弟们说:“现在我老了,也没有什么事,主要任务就是督导孙辈们好好读书了。”


月夜青灯下,老婆婆日复一日陪伴着孙子们读书。钱穆在家的时候,也会参加这样的月夜读书会。三代同桌,在贫苦中享受读书的乐趣。


学于小学老师


钱穆7岁入私塾,10 岁进新式小学,名字叫果育学校。


果育学校有一位先生叫华倩朔,既教唱歌,又教国文课。



一天,华老师布置了一道命题作文,叫做“鹬蚌相争”。


第二周星期一早上,钱穆跨入校门,就看见自己上周星期六所写的作文已经贴在教室外的墙上了,同学们正在围观。


华老师的评语写道:“此故事本在战国时,苏代以此讽喻东方诸国。教科书中未言明出处。今该生即能以战国事作比,可谓妙得题旨。”


钱穆作文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若鹬不啄蚌,蚌亦不钳鹬。故罪在鹬,而不在蚌。华老师的评语说:“结语尤如老吏断狱。”



因为这篇作文,钱穆跳了一级。华老师还奖励钱穆《太平天国野史》一部两册。


钱穆后来回忆说:“我这一辈子喜爱读史书。但是,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读到尾的史书,就是这一本。”


一件奖品,影响一位学生终身的志向。这样的事情,似乎并不少见。看似偶然,实则有一定的必然性。


跳级后,国文课换成了另一位姓华的老师。没想到的是,钱穆竟然又因为一篇优秀的作文再次跳级。而这位老师又奖励钱穆一本书,书名《修学篇》。这是一本翻译过来的日本人的著作,书中网罗英法等国家自修苦学而成为名学者数十人,详细讲述了他们的成才故事。


钱穆说:“我自中学毕业后,没有机会进入大学,但是依然立志苦学不倦,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两位老师都姓华,两次都因为一篇优秀的作文而跳级,两次都以优秀的书籍作为奖品,而这两本书都对钱穆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偶然事件中,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必然呢?这是值得当今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老师对学生的一句话,一个行动,对于老师来说的可能并不显得意义重大。但是,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生来说,可能会产生一辈子的影响。这就应当引起教育工作者注意了:其一,要“谨言慎行”,别乱说话,不小心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对学生造成伤害;其二,要“巧言巧为”,有意地说一些看似无意的话,让学生从中得到无形的教益。言语如此,行为也是如此。




一天,一位同学问老师:钱穆的一篇作文,开篇就用“呜呼”二字,老师倍加称赏,这是为什么呢?


老师回答说:“你真是善忘啊。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序论,不都是以‘呜呼’二字开篇的吗?”


此后,同学们都拿钱穆开玩笑说:你的作文可以跟欧阳修相提并论了哦!


老师听了这话,很庄重地说:你们不要洗涮他。说不定他将来学有长进,当真能比得上韩愈。


钱穆听了,心里十分震撼。从此以后,就暗暗下决心学习韩愈。到了中学后,专心背诵韩愈的文集。


钱穆一辈子的学问成就是否堪比韩愈,似乎难下论断。但是,老师的这一段话,对钱穆学术人生产生的影响,确实不容小觑。钱穆本人回忆说:“我正式知道学问是怎们一回事,就是从老师的这一段话开始的。”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一点题外话:钱穆就读的是离县城40 里以外小市镇上的一所小学。这样一所农村小学却能网罗到这么多的好老师,不仅旧学有深厚基础,在新学上也能融会,更是深谙教书育人之道。今天,农村小学校舍越来越漂亮,设备越来越先进,却始终引不进、留不住优秀教师。两相对比,令人唏嘘。


学于中学老师


13 岁的时候,钱穆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在这所学校,他读了三年零三个月。在这里,钱穆受到的教育也堪称“优质”。


有一年的图画课考试,分临画、默画两项,默画的题目是《知更鸟,一树枝,三鸟同栖》。钱穆画一长条表示一根树枝,长条上画三圈表示三只鸟,再各加两个墨点表示每一只鸟的双目。墨点很浓,既圆且大。同学们见了,课后戏说纷纭,都说墨点又圆又大,特别像图画课杨老师。


不料,同学们的这番戏说被杨老师听到了,他感到非常愤怒。这样,钱穆的图画分数只有“零下二厘”,不到1 分。学校有规定,各科平均必须要满60 分,才得升级。任何一科分数不足40 分,都要留级。



几天后,校长屠孝宽(“必记本”注:著名史学家屠寄之父)把钱穆叫到办公室。告诫钱穆,每一科目都要平均发展,不得轻视任何一科。今年考试图画课得分太低,已经跟其他老师商量,考虑将其他各科得分多的酌情减一点,移补到图画课上。校长让钱穆马上去找杨老师请罪,以求得原谅。


没想到,对学生爱护有加的好校长遭遇了一位犟学生。钱穆跟校长说:“图画课考试不及格是我罪有应得,非常感谢校长的爱护之意。但是,我平时对国文历史两课非常用心,不愿将这两课的分数减低。”


校长面露怒色,对钱穆说:“你小娃娃不懂事。赶快去找杨老师道歉,其他的话就不要再多说了。”


钱穆去找杨老师。因为校长已经跟杨老师打过招呼,他也就不再斥责这位调皮的学生了。


等到最后成绩单发下来,图画课分数添加上去了,而国文历史两科分数并没有改动。钱穆说:“由此可见校长对我爱护的诚心。”


事实上,校长屠孝宽对钱穆的关爱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体现出来了。那时,钱穆正参加入学考试,考的是国文课。屠孝宽走进来巡考,接过钱穆交上来的试卷,略一翻看,拍着钱穆的肩膀说:“这个孩子可以录取。”


作为校长,怎么能随意修改学生的分数让学生“过关”呢?作为校长,怎么能随意地看看试卷就录取学生呢?校长屠孝宽对钱穆的所作所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草率的,甚至是违规的。


在那个时代,校长的这种随意举措是较为常见的,很多名人在年幼时都有过这种“被关照”的经历,钱钟书即是一例。在当今时代,各项制度越来越严密、严苛,哪怕是再惜才爱才的校长,也不敢“随意”,不敢违规了。


那个时代随意的方式好,还是当今时代的严密制度更好?这个可以讨论,我不敢妄下论断。


我心里感到格外难受的是:当下,一方面制度卡得非常死,看起来似乎没有通融的余地,来自贫寒家庭的怪才、天才,往往因此被扼杀,被堵在上升的通道之外;但另一方面,部分校长轻易就能找到制度的漏洞,依然还是很“随意”,只不过不是为了怜惜人才而“违规”,而是迫于权贵的淫威,贪恋金钱的魅力,照顾亲朋的关系。


吕思勉(“必记本”注:1884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是另一位给中学时代的钱穆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他教历史地理两课,当时只有25 岁,是全校最年轻的老师。



一次考试,吕思勉出了四道题,每题25 分。第三题是关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钱穆特别喜爱。


于是,他就从这一题开始答起,洋洋洒洒,写得入了迷。不料,考试时间到了,不得不交卷。所以,钱穆就只答了一道题就交卷了。


吕思勉批阅试卷时,一群孩子围在窗外偷看。在翻到钱穆的试卷时,吕思勉仔细读完,然后在试卷背后密密麻麻地加了不少批注。写完一张纸后,又加了一张纸,竟然也入了迷,停不下来。


最后,钱穆也不知道吕老师在批语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他只知道,这张试卷他只答了四题中的一题,竟然得到了75 分。


一个疯子一样的学生,遇到了一个疯子一样的老师。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俩都“不按常规出牌”。事实上,如果我们扼杀了疯子,往往也就扼杀了天才出现的机会。

再说一点题外话:我们都知道钱穆与陈寅恪等人同列为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但是少有人知道,吕思勉也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在一所偏远农村初中,能有如此老师,如此学生,岂不令人惊诧?


在这乏味的人世间,能有如此师徒,如此疯子,岂不令人钦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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