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北阙，拂袖南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哪里去了？

对于“士大夫精神”？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解读，但其中最重要的精髓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官员阶层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虽然“士”和“大夫”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来源，但是基本上可以作为官员的统称。而在封建社会中官员大多数来自于儒家文化培养出的读书人。

尽管在皇权社会中，实行的是“家天下”的统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儒家思想中并不是将君王处在一个“神圣不可触犯的位置”。

儒家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大多数时候“治国平天下”这个目标不得不依附在皇权下才可以实现，但是这并不等于不可以向皇权说“不”。

实际上，在历朝历代中，都不乏敢于直言谏君、指摘君王过失的铮臣，尤其在面对重大的国计民生的问题时，总有些官员敢于站出来，不计后果、不计得失、不计成败，敢于向“一言堂”发起挑战，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才是“士大夫精神”的可贵之处。

这样的例子很多，千百年来也为人所传颂，从为“人镜”的魏征到黑面无私的包拯、再到不惜罢官的海瑞，即使在异族统治的清朝，也不乏像孙嘉诚、郭琇、于成龙这样的谏臣。

也正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存在，在面对自以为是的君主“一拍脑袋”作出的各种决策时，能挺身而出，给君王发热的大脑降降温，校正一下君王混乱的思维，使得国家这艘大船不至于驶向惊涛骇浪中，最终落得船毁人亡的下场。

当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如遇上唐宗宋祖这样的明君，在其暴怒之余或许会咬牙接受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遇到昏君，好的下场会被直接发配岭南或宁古塔，倒霉些的便会身首异处或者像比干一样被挖了心出来。

但尽管这样，官员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喜欢做“谏臣”，甚至去主动挑战皇权的威严，为此不惜被罢官夺爵，就是为了换取“直言上谏”的令名，如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所描绘的杨慎一句“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官员便闻风景从，泣血而谏。

虽然当个“官”并不容易，需要至少“十年寒窗”的苦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们都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大不了“挂冠而去”，落得个“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也是不错的，其实每个士大夫的心中都有个“田园梦”。

“上书北阙、拂袖南山”，那是一副多么令人神往的场景啊，何等的豪迈！何等的风流！何等的不羁！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买好了自己的棺木，诀别妻儿，遣散家僮，向嘉靖呈上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在疏文中，海瑞批评嘉靖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生”的情况下，仍然“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力劝他“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数十年阿君之耻”。

嘉靖看后大怒，恨不得立刻就把海瑞千刀万剐，但是最终他没有这么做，只是将海瑞下了诏狱。从这一点上说，嘉靖还不算一个昏君。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士大夫精神”，君权与臣权被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使得各个封建王朝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

“士大夫精神”贯穿了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即使王朝更替、异族入侵，也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样的精神既照亮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照亮了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

这样的精神可以归结为“以天下为己任”，不唯上，不媚主。

越是有“明君”的朝代，就是越有很多的“铮臣”；而没有了“谏臣”的时代，那时的君王往往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一句顶一万句”，而往往这样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遗憾的是，随着“五四”之后儒家被打倒，“士大夫精神”逐渐消亡，中国再无直言抗上的官员，再无为民请命的官员，再无敢于“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