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全面抗战的怒潮，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中的抗战“圣地”，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其中有家资钜万的豪门闺秀，有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有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女。她们进入到革命队伍后，为革命奉献了一生。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经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在石墙院。这个石墙院乃是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旧居，在当年算得上气派非凡，然而等到陈独秀入住之时，已经是年久失修，有些破败了。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陈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包惠僧曾经回忆到：“他们（陈独秀）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都是些破烂桌椅，生活很苦。”虽然生活拮据，但陈独秀依然是一副执拗的性子。当时他编著了一本《小学识字教本》，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此书完成后，稿件送审时，有关部门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费退回去了。即使不得不依靠朋友们的接济，陈独秀也并非谁的钱都要。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依旧被陈独秀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拒绝。后来任卓宣曾经给陈独秀寄去200元大洋，任曾经是我党高级干部，1928年被捕后叛变，后来做到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而陈独秀却叫人按原址退回。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县长和当地名绅，还有已做了大官的学界名人傅斯年、罗家伦。至于陈的老友高语罕、邓仲纯等安徽老乡、北大同学，江津名流，就更多了。1939年2月，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陈独秀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独秀，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诊治但并无起色。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享年63岁。《江津日报》大幅标题独家报道了陈独秀去世的消息：“陈独秀去世：一代人杰陈独秀先生，青年时期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前驱者。”国民政府中央社亦发布通讯，向全国公布了陈独秀逝世的消息。《大公报》、《申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古今》、《新申报》相继转载，并刊发悼念文章。得知陈独秀去世的消息后，国民政府派出以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为首的奔丧团赴江津为先生致哀。江津大小官员、地方名流百余人自发来到陈独秀住处，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送行。独秀先生的安葬仪式，由北大同学会操办。陈独秀灵柩于6月1日下午1时30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此地也是邓蟾秋捐献。出殡之日，陈独秀亲属和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从鹤山坪到康庄30里，两旁站立许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陈独秀去世后，衣裳、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和赙仪总数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何之瑜回忆说国民党要人多有资助：“蒋介石捐了10000元，朱家骅5000元，陈立夫和段锡朋各2000元。”胡汉民在广州曾对其属下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蒋介石也曾对胡宗南说：“陈独秀的见解深甚，眼光远大。”虽然陈独秀与国民党政见相左，但就对待陈独秀去世一事来看，国民政府尚存些许宽容。而此时的延安，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风运动，因此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主要喉舌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冀察冀日报》则没有陈氏去世只言片语的报导。陈独秀晚年曾作过一首诗：《寒夜醉成》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纵横谈心忌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或许只有在醉梦中，陈独秀才能回忆起曾经的荣光。END往期回顾#瞿秋白与杨之华：一段超越世俗的不羁之恋#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却一生摇摆在国共两党之间，人称“和平老人”#他是拥地万倾的大地主，但却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农民运动，四十五岁被刺杀#陈独秀：先生本色是书生青史可鉴读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不过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先后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然而却中途意气用事一怒退出；他曾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参与筹办了黄埔军校，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前半生极尽辉煌，后半生却蜷缩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伴随着青灯古籍，孤独终老。他就是复杂又难以言说的——张申府，一个对于大众来说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历史不应该忘记......01顶头上司张申府，也叫张崧年，他的弟弟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献县，祖父是当地的富农，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由于优渥的家庭条件，张申府从小就在私塾学习，因此拥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十三岁那年，父亲将他送往北京顺天学堂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西结合的学校之一，开设数学、英文和科学课程。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张申府在这里迷上了数学，知道了罗素，并率先接受了罗素关于自由和平的学说。通过罗素，张申府开始深入研究西方思想。1917年毕业后，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在北京大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三人于后来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他同时还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张申府右一

不过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先后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他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但却发起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农民运动；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但最后却叛党并向曾经的同志举起了屠刀；他高举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但本人却妻妾成群。他有过辉煌的人生，只是因为走错了路，曾经的光芒被浩瀚的历史所遮蔽。在他四十五年的人生中，有过很多的身份和标签：地主、诗人、记者、学者、官员、留学生、共产党早起党员、思想启蒙者、国民党信徒、西山会议派、极右派等等。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却经历了不平凡的人生，他就是——沈玄庐。投身革命沈玄庐在近代史中的官方名字是“沈定一”，“玄庐”是他的号，浙江萧山县人，出生于1883年。其父亲沈受谦是清同治时的进士，曾经出任过台湾知县、永春知州等官职。之后沈氏衣锦荣归，遂在萧山广置田产，开设钱庄、药铺、多佣仆妇，积家财巨万，为当地豪绅首富，名震浙东。1901年，沈玄庐赴萧山县学应试，中秀才。1904年出任云南楚雄府广通县知事。在任上，沈玄庐出资办学校以开民智，募团练以防盗匪。因政绩卓著，被提拔为武定知州、省会巡警总办。（沈玄庐领导农运时所建小学）清宣统二年（1910）汤寿潜因弹劾盛宣怀而被革职，浙江爱国人士十分愤怒，以保路名义与清政府展开了斗争，沈玄庐被浙江保路会推荐为代表之一，与其他爱国士绅一起赴京交涉。沈玄庐在京耽搁时日，虽不能解决路权问题，但沈玄庐乘机结识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不少志士。

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开拓者，他们也是新中国的创造者，但他们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血与肉、爱与恨。

不过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先后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行进，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他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反对封建帝制。后参与创办了《民国日报》，以笔为武器，号召民众奋起反抗旧制度，并第一个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后来，他结识了陈独秀，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然而在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他却突然退出共产党。1927年之后，他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中央监察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期间，亲历了西安事变，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力奔走。全国解放前夕，他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了和平谈判，事后却选择留在北平，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他见证和亲自参与了国共两党的成立，最后却只能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盖棺论定。幸也？亦或不幸？他归根结底只是一个文人，有理想的文人，他希望这个国家发展壮大、民主和平，却无奈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身不由己。他就是——邵力子。文化急先锋能在近代史留名的人幼时大都不凡，邵力子也是这样。1882年，邵力子出生在绍兴府会稽县陶堰乡邵家楼村，他6岁便进入私塾，10岁便读完《论语》、《诗经》，被乡亲们称为“神童”。年幼的他彼时还叫做邵闻泰，“力子”是他后来取的笔名。据说这个名字是摘取自《后汉书》中“游子天所弃，力子天所富”的句子，“力子”一词、意即“勤劳之人”。绍兴自古钟灵毓秀之地，不仅出名人，而且出优秀的文人，忧国忧民的思想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生生不息。1898年，正值变法维新运动走向高涨的年代，17岁的邵力子青春年少、意气勃发，离别故土，奔赴上海，考取南洋公学特班生，与李叔同成为同学。此时，任特班总教习的正是蔡元培。1902年，邵力子回杭州应乡试，考中第67名举人。1906年10月，邵力子同于右任一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良药。在日本，他们在同盟会会员康心孚的引荐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与孙先生的一席交谈，使他们二人当场就要求加入同盟会，愿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共举反清大旗，孙中山欣然同意。1907年，他与于右任等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封建帝制。回国后，1910年去陕西高等学校任教，因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遭到陕西当局迫害，被驱逐出境。1912年，他与于右任等创办《民立报》，担任编辑兼《民声报》记者，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军阀统治。1915年，因揭露袁世凯复辟、卖国的罪行，《民立报》被封闭停办。他再接再厉，在讨袁声中又筹办《生活日报》，和陈英士、叶楚伧等办《民国日报》，邵力子任主笔，同时兼编该报《觉悟》副刊。这一时期，邵力子写了大量文章，号召推翻旧制度、旧文化、旧文学，向旧社会作斗争。他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改革教育，发展科学，向新文化进军。同时倡导革命，反对军阀割据，向帝国主义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人。发起成立共产党

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师生被迫自租校舍，坚持开学，继续进行斗争。12月，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继续兴办女师大，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肚哥书接上回。再说宣王，听说卖弓箭的女人被抓住杀了，心里可长长出了一口气，以为童谣的事情被破解了，然后剩下的日子就是享乐呗，毕竟朕带着这个国家奋斗了四十多年了，也该享享福了，于是开始了吃喝玩乐的日子。转眼到了宣王四十六年，姬静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将太子宫涅托付给老臣尹吉甫和召虎。显然，他比较了解自己的儿子，认为其“性颇暗昧”，让俩老头好好辅佐他。宣王其实还算一个长寿的君王，他自共和执政十四年后在位四十六年，虽然国人暴动时藏在召公家时年岁不详，但是算起来也将近七十了。周宣王在历史的评价也算不错，落了个“中兴之主”之名。一个王朝所谓的“中兴”看起来更像是“回光返照”，犹如太阳下山时西方天空的那一抹亮色，其实它离走向灭亡已经很近了。比如唐宣宗人称“小唐太宗”，在位十三年，国内政治稳定，史称“大中之治”，但是他死后十八年唐朝就爆发了黄巢起义；明万历继承了张居正改革的成果，一度使当时的大明呈现繁荣和复苏之势，但是万历死后也仅仅二十四年，清兵就入关定都北京；而清朝自火烧圆明园后，在慈禧的努力下，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也曾出现“同光中兴”的短暂繁荣，结局如何，大家都知道的。在位三十多年的太子宫涅终于变成了“周幽王”，他立申候之女为王后，立其子宜臼为太子，顺便还把自己老丈人申候进封为申伯。事实证明，当储君时间久了的人都有压抑感，永远看着皇位离自己只有一步之遥而不可得，因此一旦上位，必定要疯狂地报复以前的生活。宫涅也是这样的心理，所以在居丧期间就胡作非为，史称“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老丈人申候劝也几次也不听，一气之下就回自己封地申国了。又过了两年，托孤重臣召公和尹吉甫相继去世，宫涅就更没有了约束，因此周围迅速集结了几个能投其所好（谗谄面谀、贪位慕禄，唯王所欲，逢迎不暇）的谗臣：虢公石父、祭公和尹吉甫的儿子尹球。人如果贪图权力和金钱，就一定会对上位者巴结奉承；巴结奉承，一定挑领导喜欢的话说，不管这话对或者不对。很多时候，“昏君”往往是“谗臣”造成的，你那里随便说一句话，马屁精就马上变成“最高指示”，甚至以法律的形式公之于众，其实结果无非是贻笑天下，所以作为领导者一定要学会辨别是非。但是，人一旦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往往就飘飘然自以为是了，哪里还能分清好坏呢？基本上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了。当然，朝中也不全是佞臣，司徒郑伯友（郑国的伯，名友，厉王的小儿子，全名姬友。算起来是幽王的兄弟）就是一个正人君子，大夫赵叔带也不错，不过两人不受宫涅的重用。这一天有人来报说，“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宫涅听说后，笑道：“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有过了几天，又有人报，“三川俱竭，岐山复崩”。泾河、黄河、洛河，本来都在一个流域范围，同时地震却也不算新鲜。而地震之后河道形成堰塞湖，下游断流，上游水位升高，引发山体崩塌。从这方面说，宫涅算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天人感应那一套。唯物主义者宫涅不管三川情况如何，却让底下人寻访民间美色，用来充实后宫。大夫赵叔带实在看不下去了，上表劝幽王，说山崩川竭，这都是不祥之兆，君王应该体恤民情，不应该这时候还惦记着美女啊。这时候谗臣虢公石父露出了谗臣本色，大王啊，你看赵叔带他骂你呢，这绝对是寻衅滋事啊。幽王一听很生气，心想骂我还了得，下令将大夫赵叔带罢官回家。赵叔带心想，这啥事儿啊，为你好你不听，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于是带全家去往晋国，成了晋国大夫赵氏的祖先，后世有名的“赵氏孤儿”就是他们家的事。赵叔带有个朋友大夫褒珦（食地在褒城，名叫珦），听说了赵叔带的事儿，赶紧劝幽王，说大王别老这样，像叔带这样的都是忠臣，你都轰走了，咱们国家不得亡国吗？幽王更生气了，靠，你TM不是咒我吗？你才亡国呢，你全家都亡国。一怒之下下令把褒珦抓进来，扔进监狱。话分两头，再说上回那个“檿弧箕服”的男人，抱着拣来的女婴投奔了褒城。他一个大老爷们养一个孩子也费劲啊，正好邻居有个叫娰大，他媳妇不能生养，后来就把这女婴要过来抚养，指望以后养老送终。转眼间，女孩长到了十四岁，取名叫褒姒。褒姒长得怎么个漂亮法呢？史书称“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画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简而言之，就是满足了男人对于女人的一切想象。另外，十四岁就长那样，显然是早熟啊，说明娰大家的营养确实不错。再说被抓紧监狱的大夫褒珦的儿子洪德，一天下乡收租子，碰巧遇见了褒姒。哥们当时就傻了，心想这乡下居然有这样的国色天姿。又想自己老爹还跟大牢里关着呢，要是把这姑娘献上去，大王一高兴，肯定把老爹放回来。于是洪德找到娰大，经过讨价还价，用了“布帛三百匹”把褒姒买了回来。又开始找人对褒姒进行包装，“食以膏梁之味，饰以文绣之衣，教以礼数。”事实证明，一个人的美是内在和外在的综合表现，光有模样没有内涵那叫“胸大无脑”，即使卖也卖不了个好价钱。而吃好的喝好的能提高一个人的品味和见识，衣着华丽得体能提升一个人的气质，知书达礼更能增加一个人的修养。因此，在洪德的调教下，褒姒犹如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一样变成了高傲的公主。洪德又重金打通虢公石父的关节，把褒姒献了上去。幽王一见就晕了，我靠，朕虽为天子，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妞，简直是全天下的美女加一起也比不上褒姒的一个脚指头。于是立刻赦免了褒珦的罪，官封原职。（待续）《说列国》之红颜祸水（一）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肚哥书接上回。上回说到，宣王听到童谣之后很不开心，于是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太宗伯召虎说，檿是一种山桑树，可以制成弓，所以叫檿弧；箕是草，可以编成箭袋，故曰箕服，这两样都是打仗的武器，看来国家将有兵戈之变。太史伯阳父说，我觉得不一定是要打仗了，童谣上说“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代表阴，月升日没，阴盛阳衰，说明以后有女人祸乱宫廷。宣王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我也糊涂了，散会吧。闷闷不乐的宣王回到后宫找皇后姜后聊天。姜后说，今天宫里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个怀孕四十年的宫女今天生了个孩子，还是个女孩儿。宣王说，你喝了吧，有人能怀孕四十年吗？这不扯吗。姜后说，可不吗，所以那孩子肯定是个妖精，我已经让人把孩子包上扔外面的河里了。宣王说，你把那宫女叫过来，我问问咋回事啊。那个宫女似乎很镇定，面对宣王侃侃而谈，说想当年夏桀在位时，有两条龙降到人间。桀王很害怕，说这玩意儿虽然稀罕，可是杀也不敢杀，轰也轰不走啊。太史出了个主意，让把龙的漦（音chi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肚哥书接上回。“共和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都城爆发“国人暴动”。这一年是中国历史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论述被写入了中学历史课本。所以，它很重要。为什么这一年是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呢？之前的历史都没有纪年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从三皇五帝尧舜禹开始就有纪年。但是，问题是但是，但是不同的史料的记载都不尽相同，因而也无法确切证明。而司马迁老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把所有记载的年份都归纳起来形成《史记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者：肚哥《说列国》之红颜祸水（一）西周亡于周幽王，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则是褒姒——这是“正人君子”们的看法。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替，往往取决于一个柔弱的小女子。比如，当越王勾践派范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时，伍子胥就进言说：“臣闻：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也，王不可受。”后来，男人们把这种颜值极高但毁灭性又极强的雌性生物称之为“红颜祸水”。不过口中说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一回事了，正常的男人们对于“红颜祸水”的态度大约都是“心向往之”，这其中就包括千古圣人——孔子。孔丘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听说卫公夫人南子非常漂亮，就特别想去见她，没想到弄得子路大发脾气，最后逼得孔老夫子赌咒发誓的，说什么“我要有什么坏心思，天打五雷轰”。结果落下了一个话瓣——子见南子，让人家议论了两千多年，弄得道德家们时不时得出来替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孔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其实无非是想对女人这样美好的事物研究一下而已，便如同冯梦龙先生和司马迁先生，前者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后者是半个男人，两人分别在《东周列国志》和《史记》中对褒姒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肚哥是个正常的男人，也不能免俗，所以咱们的春秋战国也从褒姒开始说起。当然，故事开篇之前先得简要回顾一下周幽王的爷爷和爸爸。周幽王的爷爷是周厉王，名叫姬胡。姬胡在位三十七年，留下了两个著名的成语：“道路以目”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实周朝自从武王伐纣建立大周开始，传到姬胡的手中快二百年了，还算风调雨顺、四夷宾服。如果姬胡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和他的祖辈们一样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或许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那么恶劣的名声，可他偏偏是一个有想法的君主。有想法了就要想改革，改革就要得罪人。众所周知，周朝施行的是封建制，也就是将领土分封给诸侯国，领土以内的山川土地及物产归各诸侯所有，而各诸侯只需向周天子缴纳一定的贡赋即可。但是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各诸侯国不断发展兼并、扩张势力，逐渐地有些诸侯过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多，也就慢慢地不受周天子的约束了。姬胡想要东征西讨、征服四夷，就要发展军事，就要练兵，就需要钱。可是各诸侯国贡赋的钱越来越少，所以姬胡就推出了“国有化”运动——收回一些诸侯和贵族的土地和河湖——收归国有，同时也不让人们进去打鱼捕猎。当然，被动了“奶酪”的既得利益者是不情愿的，就难免要背后议论。面对国人的“谤”，姬胡使用了绝大部分统治者都喜欢的招数——打压。史书记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卫巫应该是一个人，但是一个人肯定不能监督所有的人，所以肚哥怀疑卫巫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特务机构，如同后世的锦衣卫，发现了说君主坏话的人就抓来杀掉。在这样严密的言论控制下，结果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史记》云）。当然不是议论少了，是不敢议论了，大家在街上碰见也不敢打招呼，只能用眼神来交流。诸侯也不敢来朝贡周天子了，生怕来了就被抓住下大狱。对于取得的成果，姬胡很得意，告诉召公说，“吾能弭谤矣”。可是召公回答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看来，几千年的古人还是很聪明的，知道控制YAN

对于“士大夫精神”？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解读，但其中最重要的精髓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官员阶层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虽然“士”和“大夫”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来源，但是基本上可以作为官员的统称。而在封建社会中官员大多数来自于儒家文化培养出的读书人。尽管在皇权社会中，实行的是“家天下”的统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儒家思想中并不是将君王处在一个“神圣不可触犯的位置”。儒家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大多数时候“治国平天下”这个目标不得不依附在皇权下才可以实现，但是这并不等于不可以向皇权说“不”。实际上，在历朝历代中，都不乏敢于直言谏君、指摘君王过失的铮臣，尤其在面对重大的国计民生的问题时，总有些官员敢于站出来，不计后果、不计得失、不计成败，敢于向“一言堂”发起挑战，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才是“士大夫精神”的可贵之处。这样的例子很多，千百年来也为人所传颂，从为“人镜”的魏征到黑面无私的包拯、再到不惜罢官的海瑞，即使在异族统治的清朝，也不乏像孙嘉诚、郭琇、于成龙这样的谏臣。也正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存在，在面对自以为是的君主“一拍脑袋”作出的各种决策时，能挺身而出，给君王发热的大脑降降温，校正一下君王混乱的思维，使得国家这艘大船不至于驶向惊涛骇浪中，最终落得船毁人亡的下场。当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如遇上唐宗宋祖这样的明君，在其暴怒之余或许会咬牙接受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遇到昏君，好的下场会被直接发配岭南或宁古塔，倒霉些的便会身首异处或者像比干一样被挖了心出来。但尽管这样，官员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喜欢做“谏臣”，甚至去主动挑战皇权的威严，为此不惜被罢官夺爵，就是为了换取“直言上谏”的令名，如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中所描绘的杨慎一句“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数百官员便闻风景从，泣血而谏。虽然当个“官”并不容易，需要至少“十年寒窗”的苦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官员们都愿意“为五斗米折腰”的，大不了“挂冠而去”，落得个“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也是不错的，其实每个士大夫的心中都有个“田园梦”。“上书北阙、拂袖南山”，那是一副多么令人神往的场景啊，何等的豪迈！何等的风流！何等的不羁！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买好了自己的棺木，诀别妻儿，遣散家僮，向嘉靖呈上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疏文中，海瑞批评嘉靖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生”的情况下，仍然“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力劝他“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数十年阿君之耻”。嘉靖看后大怒，恨不得立刻就把海瑞千刀万剐，但是最终他没有这么做，只是将海瑞下了诏狱。从这一点上说，嘉靖还不算一个昏君。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士大夫精神”，君权与臣权被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使得各个封建王朝保持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士大夫精神”贯穿了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即使王朝更替、异族入侵，也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样的精神既照亮了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也照亮了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这样的精神可以归结为“以天下为己任”，不唯上，不媚主。越是有“明君”的朝代，就是越有很多的“铮臣”；而没有了“谏臣”的时代，那时的君王往往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一句顶一万句”，而往往这样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时候。遗憾的是，随着“五四”之后儒家被打倒，“士大夫精神”逐渐消亡，中国再无直言抗上的官员，再无为民请命的官员，再无敢于“上书北阙、拂袖南山”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