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鲁迅骂作“心理变态”，但面对鬼子的刺刀却毫无畏惧，慷慨赴死
以下文章来源于是为斯民 ，作者雷剑
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杨绛
相信很多人知道她的名字是通过鲁迅先生的文章。在鲁迅的笔下，她被刻画成一个作风保守、专制粗暴的“老巫婆”，甚至被鲁迅尖刻地暗讽为“寡妇主义”、“心理变态”。
但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鲁迅先生去世两年后，她为了保护同胞，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刀大义凛然、怒斥日寇，最终被日本兵杀害，时年54岁。
她就是中国第一位女子大学校长——杨荫榆。
历史人物的形象总是容易被文艺作品所固化，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盖棺论定的，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近一百年前的这个女人，从历史的视角回望这段岁月，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1884年，杨荫榆出生在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兄弟姊妹共有六人，她是最小的一个。
杨氏家族属于无锡鸿山杨氏，鸿山杨氏祖先叫杨邦乂（yì ，1085-1129年），北宋徽宗朝政和乙未科（1115年）进士，后担任建康（今南京）通判，金兵南侵遇难，赐葬雨花台。儿子杨璿（璇的繁体字）侨居钱塘（今杭州），祭扫父亲坟墓不便，就选择半路上的无锡鸿山建造房子，作为扫墓的歇脚之所，到他的孙子杨燧时定居无锡鸿山。后来的《鸿山杨氏宗谱》尊杨邦乂为始祖，到杨荫榆她们这一代已经是第28世。
兄弟姊妹中，大姐杨荫枰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大哥杨荫桓在湖北武备学校学习，因试炮失事而死；最小的弟弟杨荫樾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商业经济科硕士，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二姐杨荫枌嫁给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裘剑岑，后来嫌丈夫有肺病，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了手。
她的三哥杨荫杭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荫杭考入天津北洋公学，后因参与学潮被开除，旋即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二十五年由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日期间，受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思想影响，成为了一个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等职，后转而研究音韵学、古钱币及梵文。
杨荫杭还是中国近代史著名的法学家，他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代议政府》等资产阶级启蒙著作。
杨荫杭后来生了个女儿，起名叫杨季康，后来她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杨绛”，杨绛后来嫁了个丈夫，名叫钱钟书。
所以，杨荫榆是杨绛的三姑母，不过杨绛称呼她为“三伯伯”。
在少女杨绛的印象中，她的二姑母和三姑母都不是太漂亮。她后来回忆，“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引自杨绛《回忆我的姑母》）
世家都是讲究门当户对的，所以很早杨家就给杨荫榆定了亲，是同在无锡的大族蒋家。遗憾的是，蒋家少爷不仅不是一位风流倜傥的佳公子，反而相貌和智商都大大低于正常人。
“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杨绛在文章中是这样描写的。不过那时年少的杨荫榆还无法反抗家庭的决定，虽然极力向母亲表示反对这段婚姻，但是收到的却是严厉的训斥。
婚后的生活对于杨荫榆来说显然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听说她把那位傻爷的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就不肯到夫家去。”杨绛回忆道。
不过她的婆婆据说是有名的厉害，“竞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忍无可忍的杨荫榆决定自己主宰自己命运，“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
蒋家少爷给了少女杨荫榆一段无法抹去的痛苦回忆，也让杨荫榆丧失了对男人所有的美好幻想，在以后的人生中，她再也没有走入过婚姻，再也没有过情和爱。
深谙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写道，“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
尖酸刻薄，无过于斯。
也正是在和这段失败的婚姻的抗争中，杨荫榆学会了自立，学会了个人奋斗，性格日渐强势。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了她以后在女师大事件中强势的处理方法。
她本可以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一个错的人，从此人生的轨道就向另外的一个方向而去。
婚姻失败的杨荫榆很快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毕竟她才不到十八岁。起初，她在杨荫杭的资助下，去苏州的景海女中上学。两年后，转到上海的务本女中。
1907年，杨荫榆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3年，杨荫榆毕业回国，受聘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时兼任生物解剖教师。
1914年，30岁的杨荫榆来到北京，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学监。杨绛回忆道，“我五周岁（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也不怪僻。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
1918年杨荫榆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7岁的杨绛跟着大姐来到火车站给她送行。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杨绛回忆道。
来到美国，杨荫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的杨荫榆一度在上海教书，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于1924年2月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从1907年到1924年，杨荫榆度过了她的23岁到40岁。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大多是在相夫教子中度过她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可陪伴杨荫榆的只有冰冷的书本和无尽的工作。不知道在无数的黑漆漆的夜里，孤寂一人的她在床上辗转反侧时，是否渴望过一道温暖坚实的臂弯。
回国后的杨荫榆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希望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有学识的独立女性。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
如果放在和平时期，杨荫榆应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家。遗憾的是，她赶上了一个动荡的年代，她看不清历史潮流发展的方向，当然那时也很少有人能看得清。
杨绛在文中写道，“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所以，在当上校长一年多以后，因为“女师大风潮”，杨荫榆成为众矢之的，最后只得黯然离职。
对于“女师大风潮”，杨绛先生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一带而过：“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聊聊几字，却耐人寻味。
“女师大风潮”是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包括鲁迅先生自己。
我们没有能力去厘清该事件背后的真相，只能先引用主流的定义和解释：
“1924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新任校长杨荫榆与政府勾结，压制学生的革命活动，滥用经费，违章收费，等等，引起学生公愤。1925年初，学生派代表要求教育部撤换校长。5月，杨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7月，出布告解散学生自治会，并以修理校舍为由，逼令学生搬出学校。学生群起反抗，向教师和各界求援。8月1日，杨又宣布解散4个班的学生，并锁门，断电，关闭伙房，警方指挥军警毒打学生。
8月2日，北京各大学代表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招待新闻界，推举代表与政府交涉，声援女师大。女师大以鲁迅等人为首，成立校务维持会，并撰写《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其他教授签名后在报上发表。8月中旬，教育总长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 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女师大师生被迫自租校舍，坚持开学，继续进行斗争。12月，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继续兴办女师大， 并撤销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作为女师大的兼职老师，鲁迅先生全程经历了该事件，并先后写出《寡妇主义》、《忽然想到（七至九）》、《“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与“系”》、《补白》、《答KS君》、《咬文嚼字（三）》等文章，尖锐批评杨荫榆在事件中的应对，并称其为“一广有羽翼的校长”。
值得注意的是，从1925年初，许广平就与鲁迅先生频繁通信，或许双方也是从彼时互生情愫的吧。
其实，梳理杨荫榆在整个事件中的“罪过”，也无非是“应对失当”而已。作为一个没有养育过孩子的女人，她不知道对待孩子们除了“管”，还得“哄”——一手硬、一手软。她的经历造成了她只能强势地对待学生们的诉求，而不愿意委曲求全。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校长希望自己的学生们参与到政治中来，毕竟因为年龄的关系，他们无法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做出清醒的判断。而学生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很容易被“长胡子的人”所利用，去达到某些组织背后的意图。而一旦别人的目的达到，学生们就会像抹布一样随手扔掉。
所以，杨荫榆的悲剧不仅是她自己的，也是所有民国教育家的悲剧。
一九二五年的冬天，杨荫榆回到了苏州自己哥哥杨荫杭的家里，于她来说，哥哥的家就是她自己的家。
不过对于这个姑母，她的侄女和侄子们似乎并不大欢迎，而性格怪癖的杨荫榆，似乎也不能很好的处理与下一辈的关系。
“那时候，她还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反正和她不亲。”杨绛回忆自己少年时，“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1927年，杨荫榆至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苏州中学兼授外语。
杨绛在文章中回忆道：在东吴大学期间，她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静......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人情世故于她来说似乎是一个奢侈品，对待人和事她只从自己的好恶出发，因此导致的结果是不光得罪人还经常被骗。
杨绛回忆说：她有个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她吃饭，她很高兴，不知道那人请饭不是白清的。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还钱的时候，他就推委不还，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来咬她。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忍不住才讲出来的。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当时，杨荫榆居住在盘门，四邻的小户人家饱受日军蹂躏，她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是女学生集中的地方，自然也无法幸免。杨荫榆忍无可忍，跑去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曲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有名有数的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
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本兽兵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敌酋所乐见的，于是他们想出毒招，征用杨荫榆的住宅。杨荫榆怎肯搬家，于是双方形成激烈对抗的局面。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用一番鬼话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兽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兽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扑腾，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这才扬长而去。
一个为杨荫榆造房子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
杨绛文章中回忆道：
我看见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卒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