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列国》之红颜祸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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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肚哥
书接上回。
“共和元年”，周厉王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都城爆发“国人暴动”。这一年是中国历史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开始，这一论述被写入了中学历史课本。所以，它很重要。
为什么这一年是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呢？之前的历史都没有纪年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从三皇五帝尧舜禹开始就有纪年。但是，问题是但是，但是不同的史料的记载都不尽相同，因而也无法确切证明。而司马迁老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抽丝剥茧，把所有记载的年份都归纳起来形成《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从十二诸侯国的史料记载中推算最早能确定的纪年，最后发现都指向这一年——周厉王三十七年，也就是共和元年。
这就是治史的严谨精神。所以，司马迁很伟大。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完全进入了信史年代，从此中华文明没有间断过，从此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大事件都能找到对应的年份。
“国人暴动”中对于“国人”的定义史学家们现在还议论纷纷，但一般认为是“平民”，至于为何是“平民”暴动，众说纷纭，但那是史学的范畴，此处就不过多研究了。
姬胡仓皇逃向彘地，可能太着急了，连老婆孩子都没能带上。他的太子静只好藏匿在召公的家里。《史记》记载，“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
这个故事有点像后来的赵氏孤儿，都是用一个生命的毁灭去换取另一个生命的存活，只因为那个生命延续了王的高贵的基因，人们把这种舍己子救人者的人格称为“伟大”，可是谁有权力决定哪个生命应该生存呢？
姬胡跑了，太子静还年少，国家还需要有人来治理，所以周公和召公一起行使了执政的权力，号曰“共和”，所以，这一年也叫共和元年。
对于“共和”的解释，《竹书纪年.周纪》的说法则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但不管如何解释，“共和”一词在后世成了一种社会制度的代名词，特指君主世袭制度外的由人民来共同治理国家的制度。
“共和执政”十四年后，太子静被周、召二公立为周王，是为周宣王。这一年，周厉王姬胡亡于彘地。
其实本来不用非要等十四年，等太子成人后才立为王，关键的问题是姬胡虽然被国人赶走了，但他依然是国家名义上的君主，而且似乎还挺能活。
在姬胡仍然活着的情况下，如果把太子静立为周王，那叫“擅行废立”，这一般是奸臣喜欢干的事情，比如董卓和曹操。周公和召公当然不愿意留下这样的历史评价，所以只能和姬胡耗时间。
不知道十四年的时间里，周公和召公有没有起过把姬胡接回来的想法——如果君王改过自新，再行执政也无不可。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商朝的太甲暴虐荒淫，宰相伊尹把他关到桐宫三年，结果太甲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后来伊尹就把接出来重新执政。
从阴谋论者的角度讲，肚哥严重怀疑当初的“国人暴动”就是这两个老家伙背后指使发动的，毕竟他们作为封建领主的利益也受到了姬胡改革的影响，因此，他们是不希望姬胡执政的。况且，一个国家是有国家机器的，怎么可能一帮平民造反而没有军队镇压呢？除非有人在背后对军队施加影响，让军队保持中立。而召公和周公显然是具有这种能力的。
周宣王姬静是一位不错的君王，《史记》称其“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俨然是中兴之主。然而历史的转折往往在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周宣王三十九年，西边的姜戎不尊周命，姬静亲自领兵出征。
姜戎是西部的少数民族，戎的一支。华夏族对于四周的民族还是很鄙视的，往往冠以不好听的名字，西方的称为“戎”、北方的称为“狄”、东方的称为“夷”、南方的称为“蛮”，反正听着就不像什么好词。
两军在千亩（地名，山西中部）打了一仗，结果是周军被打败了，史书称“车徒大损”。
对于宣王的亲征，史学家们评价不高，认为着实没必要——赢了不光彩，输了更丢人——最多派一员大将就可以了。输了不光让夷狄瞧不起，也让诸侯国起了轻慢之心，所谓丧师辱国是也。
灰头土脸的宣王回到都城镐京，晚上却听见一群小孩儿在唱歌，“月将升，日将没；檿弧箕服，几亡周国。”这样诡异的歌词显然让宣王很不高兴，宣王于是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实际上，类似的童谣属于“谶语”的一种，或者叫做“预言”，好像跟占卜学也沾边。中国的占卜术由来已久，可惜被秦始皇一把火烧掉了，到底如何，现在也无从可考。
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占卜是一件很扯淡的事情。但是，预言则不是，预言是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结合其内因和外因，判断它的发展方向，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事实上，史书上多数的“谶语”都是人为编造或者后人杜撰。
前者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比如大泽乡里的狐鸣，“大楚兴，陈胜王”、还比如元末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无非是一帮造反者给自己找个合理的借口。
后者就比较多了，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董卓被诛杀之前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人都喜欢给发生的大事件披上一件顺天应人的外衣，以彰显其发生的必然。
（待续）
历史小知识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西晋咸宁五年（279年，另说281年或280年），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人不准（不准，人名。发音 fu biao）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竹书纪年》。该书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