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保继刚：旅游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中国的旅游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当下旅游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它还面临着各种问题和困难，有一些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高中基础教育如何成功转变为大学高等教育而不仅是高中教育的延续？重点可能在于转变中小学12年应试教育训练之后，不善于自主学习的被动学习习惯；而另外一些是旅游教育面临的特殊的问题，比如在中国大学扩招时期，旅游学科和旅游教育为中国提高升学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招生数量处于正常的调整时期却遇上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加剧了其调整的难度；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相对较年轻，而旅游管理学科更是一个新兴应用学科，现在正在面临的代际转换与其他传统学科相比，可能碰到的问题会更多。本文将主要聚焦于上述3个问题和可能的对策进行讨论。

一、关于学习思维转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其中，尤其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

从当前的教育现实看，中国的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最公平合理的高考录取的制度设计。但解决了公平问题的同时，中小学12年的应试教育却让绝大部分学生养成了被动学习的思维方式，即学习是寻找标准答案的“路径依赖”；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了当前不少大学生的通病。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中国的中学教育比美国中学教育好，与美国的差距主要在大学教育上。作为在中国大学从教了30多年，也到过美国、加拿大不同大学访学过两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对这样的说法不敢苟同。打个比喻，中国足球队在世界上比，少年队比青年队好，青年队比成年队强，为什么到了成年队就不行了？实际上，少年队和青年队也是“应试”训练的结果。

中小学为了应试，改革学习方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大学就成了改变的唯一希望。大学对学生的改变，培养目标和学分要求是重点。先说学分，旅游管理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总学分要求在150分左右，建议学分控制在140~160学分之间。中国大学每个学分一般来讲要上18 学时的课；而美国大学本科一般是120 个学分毕业，每个学分15个学时。如果我们以150个学分计算，每个学分18学时，共2700学时；而美国是1800 学时，比我们少900 学时。照理，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更优秀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比较每门课的阅读量和作业量时发现，我们却少很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没有培养好，学生只读教材、背标准答案的学习方式没有改，这是重要问题之所在。每学期中国大学一般排8 门课左右，有的学校更多，而美国大学生一般选4~5门课。大量的课程压力和传统的教学方式，使得我们一年级大学生从读书方式上仍然是高中的延续，读的是高中四年级，而不是大学一年级。

笔者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讲授原来安排在大学二年级的《旅游地理学》，要求学生从每章书参考文献中选中英文参考文献各1篇阅读，并写8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学生必须自己去图书馆系统查文献，学会利用图书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队作业，这样13个作业下来，学生基本理解了我们面对的很多事情（工作）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基本学会了有不懂就去图书馆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说培养目标，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而言，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具有自我更新知识能力的身心健康的人。中国古人先哲早就讲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对于旅游管理类专业，大学阶段如何平衡人文知识与专业知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的关系，是教育管理者必须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引申一点讲，大学要从一年级开始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习惯，合格的高水平的师资是保证。不仅是旅游管理类，其他学科也普遍缺少高水平的教师，旅游管理类又特别突出。因此，以探究型和创新型为特点的大学思维方式的调整和引导，是旅游高等教育建设首先需要关注的方面。

二、关于扩招带来的结构调整

中国的旅游教育是由于旅游业的发展而催生出来的，可以说是现实需求推动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将发展入境旅游作为解决国家经济建设中外汇短缺问题的重要抓手，中国入境游客量从1979年的420万人次增加到了1985年的1783万人次，增幅达324.5%；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从1979年的6.96亿元人民币增至1985年的12.5亿美元。相应地催生了国家对旅游人才的需求，1979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成立，标志着中国旅游高等教育的起步；1990年，浙江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旅游经济硕士点（现为旅游管理硕士点）；2000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成为中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旅游管理专业博士点单位；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TA）。至此，中国旅游教育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高专）以及中专4个层次。

同时，旅游业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一段时期内中国旅游人才供不应求，客观上促进了旅游教育的蓬勃发展，加上1998年开始的中国高校扩招的叠加效应，旅游管理专业被认为是就业前景好、投资小、师资要求不高的专业。全国高校旅游管理相关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自1998年高校实行扩招以来，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快速增长。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由1998 年的108.4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761.5万人，为1998年的7倍。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院校开办旅游管理专业数量首次超过1000 所，至2017 年总数达到了1694所，约为1998年（187所）的9倍；截至2016年，中国旅游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约为44万，约为1998年（3.17万人）的13.5倍。

尽管扩招政策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学生入学和人才需求问题，但其引发的负面效应也接踵而来，如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失配、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匮乏、教学质量滑坡、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等。在近3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旅游企业运营压力加大、人才需求锐减，不仅使旅游从业者失业率迅速攀升，也导致旅游专业毕业生择业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受此影响，高校开始重新审视旅游专业的设置，而家长和学生对旅游专业的报考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例如2020年旅游管理类本科专业的招生院校数量大幅减少至515所，与2014年持平；各层次本科院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招生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985院校降幅最大，减少了34.49%。2018—2020年，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桂林旅游学院这6 所高校的招生数明显减少；四川大学、新疆大学的招生数少量增加；厦门大学和西北大学基本维持不变。

从表面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业的冲击是高校缩减旅游管理类招生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中国旅游专业人才早在几年前就趋于饱和，而高校从2011年开始就在不断地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数以适应旅游人才空缺逐渐缩小甚至人才过剩的现状。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出中国旅游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供需矛盾，新时代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到了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的关键时刻。

如何调整，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1）拓展旅游管理专业的边界，将服务业中的一些专业如零售业管理、运动管理等纳入旅游管理的范畴，同时将康养管理等新兴的方向重视起来，一方面进一步进行学科的横向融合，另一方面也拓宽旅游学院毕业学生的就业途径和范围；（2）深化旅游管理的内涵，同时关注旅游发展的技术转型和支持，投入力量在智慧旅游、乡村旅游、国家公园管理、旅游大数据等方面，尽快完成高水平成果和高质量教材。不同特色和优势的学校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培养计划，形成自己的不可替代的特色。

三、关于代际转换

关于旅游研究的代际转换已有很多讨论。依据同期群效应的概念，可以将中国旅游研究者划分为开创代、第一代、中间代和新生代。开创代指1978年前后介入旅游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先辈，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培养旅游研究专门人才。第一代指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开创代教育的专门人才，他们进入学术领域之初即以旅游学为终身志业，且在其成长过程中完成了中国旅游研究体系的初步构建。中间代是在第一代学者之后1990—1998年间接受旅游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其学术实践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新生代是“985”工程开始之后，主要是21世纪之后接受旅游学术训练，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一辈。

四代学者中，开创代学者已经淡出研究一线，第一代学者是当前中国旅游研究和教育的主心骨和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他们初步建立了旅游研究的中国框架，倡导研究规范，并呼吁对研究问题的重视，积极推动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发展；中间代学者则大多具有现实主义研究取向，其中的优秀学者则秉承前一代的学术追求，在前辈设定的研究框架里努力深化并拓展研究领域；新生代成长于日渐注重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理论意识的学术氛围里，表现出了更强的研究规范、文献意识、理论意识和方法意识。几代学者之间基于代际差异的学术互动和相互影响，使当前中国旅游研究出现了研究问题转型、学科认知转型、理论认知转型和研究方法转型。

就目前的情况看，转型前景尚不明朗，转型中出现了引领性问题体系的缺失、学科范畴的迷惘和理论观念的分歧等问题。更加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代学者大部分已经面临退休，一部分已经退休，相当多旅游院系领导正在或已经由中间代和新生代接任。第一代院长（系主任），他们或者得到开创代的支持，或者就是创始院长（系主任）。第一代人数相对较少，他们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时代，有强烈的“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的责任心，同时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评职称、申请国家基金或是一些荣誉（帽子）的获得都是水到渠成之事。一个发展良好的院系领导基本上都是做水涨船高的平台搭建者，而不做水落石出的个人英雄；他们深知水涨船高成高原出高峰，水落石出为低地立山头，连结个体的追求与整个学科发展的利益，才能不断提升和超越自己。可以说，中国旅游研究和教育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与这批人的贡献和奉献是分不开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旅游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出现的学科认知、研究问题、理论认知和研究方法转型，尽管前景尚不明朗，但是与学术带领者及团队的代际转换相比，后者更加重要。新一代的旅游院系领导，自身处于一个竞争剧烈而内卷的环境之中，既要以一个学术行政领导者的全局眼光来构筑一个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相统一的院系共同体，又要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实现自身的研究成果、教学质量和学术共同体高度认可相融合的目标。

旅游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为才有位。只有不断努力奋斗，才能“活着”；只有不断创新，多出成果与人才，才能有地位而“活好”。代际转型的成功与否，寄希望于中间代和新生代的智慧和责任心。

长江后浪推前浪，期望中国的旅游研究和旅游教育日新月异、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引用本文保继刚. 旅游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旅游学刊, 2023, 38(1):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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