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搏斗：什么是“战术性城市主义”？
▲ 抵抗机动车温室气体排放的充气装置 Red Line Barricade, Tools for action, 巴黎，2015
建筑精
杂谈
architecture
tittle-tattle
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成为你希望看到的改变。
——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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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Introduction
当你注视这张问题清单，可能会觉得困难，这很正常——对于城市这一复杂系统，哪怕最富学识和经验的学者、规划师和政治家都难以给出简明确凿的答案。但当看到另一面时，每个人感受到的发言的权利和意愿似乎都增加了：对于在城市生活中的感受，人人都有切身经验。——既然我们对城市的认识是经验先于知识，为什么不以同样的方式去建设我们的城市？
如我们所见，空间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从高7.7英尺的长岛公园大道立交桥到绵延数百英里的美墨边境墙，从卷帘门前的金属钉到公共座椅中的分隔扶手，建成环境作为监管措施的现象早已不稀奇。对此，大部分人看到并逐渐习以为常、少部分人探究背后的系统和结构性因素，期待根本性改变发生时，所有的需求都会自动得到满足，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然而不要忘记，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自己成为想要看到的改变。
▲ "规划”V.S.“行动” 漫画作者：Hansen
《战术性城市主义：短期行动促进长期变革》一书最早给出了“战术性城市主义“的定义：一种使用短期、低成本和可扩展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来建设和激活社区与城市的方法。它常常披着行为艺术的怪诞外表，但并不高深，意图往往一目了然；它的参与门槛很低，一个人、一桶颜料、一张纸板可能就是全部；它游走在城市管理的灰色地带，让执法者无可奈何、又气又笑；它来去无痕，却把全新的可能性悄悄播撒在每一个参与者和目击者的心里。
▲ 自行绘制城市慢行道路的行动，
图源：《战术性城市主义：短期行动促进长期变革》）
1 “路见不平”的城市行动
Urban Actions Towards Justice
1.1 反：城市空间中的个体驱逐
洛杉矶是典型的随汽车时代同步增长的一类美国城市，围绕着庞大的高速公路系统组织起来的低密度、分散的街区对步行者极不友好，个体在公共空间中停留和休息的权利更无从保证。艺术家 Sarah Ross 的 Archisuit（“建筑服装”）项目由四件经过修改的运动服组成，服装的泡沫填充物完美融入长椅、栅栏、建筑立面的负空间。允许穿着它们的人舒适地坐卧在城市中被设计用来阻碍人们在其上休憩的这些“消极构件”中。
这些服装在不同情境下被观看中产生了涟漪般的效应：当她悠然自得地坐卧在那些“不可能”的地带时，人们被物理空间规训下的“这里不该坐人”的思维定式被打断了；当她像背负着笨重的龟甲一样缓慢行走在城市中，人们会好奇这个奇装异服者何去何从，反观自己与城市的关系也只是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格格不入；当她把照片发布在网上，另一端的观众受到启发，转而也去寻找自己城市中的消极空间。
▲ “建筑服装”系列，Sarah Ross，洛杉矶，2005
图源：艺术家个人网站
如果说Sarah的建筑服装提出并想要解决的是“我们能否在城市空间中随心所欲地坐下来休息”这一问题，那么Gerhard Lang的斑马纹地毯针对的问题则是“我们能否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交通规划者的意愿来穿越车行道？”——当行人已经习以为常地用路口规整的白色条纹来自我约束的时候，一条30m长、表面用白色油漆绘制出斑马图案的地毯随着600人的游行队伍在卡塞尔的街道上展开，引得行人和司机同时侧目，来表达对流行的以汽车为中心的规划实践的批评。
▲ 移动斑马线， Gerhard Lang，卡塞尔， 1993
图源：艺术家个人网站
后来，这一经典行为又在世界各地被复刻过：除了承认问题的普遍和持久性，行为本身的艺术性也是它历久弥新的原因。运用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元素唤起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点：一方面，“斑马线“被用来赋予横穿马路的行为一种合法性，这是战术的体现；另一方面“斑马线”的形式和规格本有国际标准，艺术家却偏偏采取自由条纹，同时使其移动，这是幽默感和引发思考之处。格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巨大的规模——或许有人会疑惑，如果聚集了600人（实际上哪怕6个人），过马路还不容易，斑马线不是多此一举吗？然而我认为艺术家并不支持“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因为这事实上是力量对比扭转后的另一种恃强凌弱。这里的群体行动作为一种战术，所针对的问题还是个体的权利：
为城市中的每位机动车司机植入一个主动礼让行人的观念，就相当于送给了每位行人一件可随身携带的无形斑马线。
1.2 反：城市系统中的阶级压迫
当行人聚集在一起时，车行道可能不再是障碍；但另一些时候，问题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城市对特定群体的忽视和排斥反而更加突出，无家可归者或许就是一个例子。
川俣正（Tadashi Kawamata）的东京新住房计划( Tokyo Project- New Housing Plan, 1998）以临时搭建的板房占据城市中的剩余空间，紧贴着寄生在城市设施的旁边并接用其电力，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庇护所。这些构筑物突兀地插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引导我们不断发现所处的城市空间的荒谬之处：
崭新的咖啡售卖机矗立在地震后的断壁残垣中，难道不是十分诡异的现象？
城市上空彻夜明亮的巨型广告牌，它耗费的电力足以支撑多少用不上电的家庭？
被栅栏围起来的地块，在所有权从一家转给另一家，从一种用途的空间转为另一种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本可以让渡给公众的使用机会在被浪费？
▲ 东京新住房计划，川俣正， 东京，1998
图源：艺术家个人网站，《艺术介入空间》
事实上，作为建筑师的川俣正也曾为震后的神户设计建造过一批临时住所。从实际效用上来看，东京新住房计划中只存在一周、空间极为局促的街头艺术装置与实际住房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但从象征性和批判性上看，它的突兀、短暂和不舒适反而在街道和住宅、公共和私人环境之间创造了一种张力，这种反实用性的选择实际上强化了艺术家的主张。
战术性城市主义总是在表演性和实用性的两极之间游移不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既非最纯粹的艺术表达，也非最务实的解决方案，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择度而栖，是实践者制定战术时重要的考量。
▲ 用绵羊代替城市公园的割草机，都灵，意大利， 2007
图源：CCA官网
1.3 反：城市治理中的刻板印象
有关战术性城市主义的一个误解是它几乎都是底层对上层的抗议。诚然，其低成本使得底层草根也能发起，但并不意味着总是和必须如此。跳脱出具体的城市物理空间暴露出的问题，城市管理本身的痛点就是底层很难直接渗透的了。
90年代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经济凋敝、交通混乱、犯罪横行，政府极度缺乏公信力。作为教育家、艺术家、哲学家的安塔纳斯·莫库斯（Antanas Mockus）当选市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方法，可以算是将波哥大变成了战术性城市主义的试验场。
▲ 安塔纳斯·莫库斯鼓舞市民的超人装束 图源：
MUSEO DELLA CERAMICA DI MONDOVÍ
为了改进极为迫切的交通安全问题，在与戏剧学生一起试点该项目后，Mockus 从臭名昭著的腐败警察部队解雇了 3,200 名交警，但为他们提供了接受再培训和就业的选择——作为哑剧演员。400余人接受了提议，用手铐和警棍换成了白手套和面漆。
这些哑剧演员在车流中穿梭，对堵塞人行横道的汽车嗤之以鼻，做出夸张的手势；他们帮助老人过马路，假装把堵在十字路口的汽车推开，展示彩色的交通标语条幅，将原本冰冷刻板的执法行为转化为生动有趣的街头喜剧，软化了原本横亘在警察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对立。该举措取得了极好的反响，交通违纪逐步减少，配合其他措施，这项交通安全计划使交通死亡人数在1993-2003十年间下降了 50% 以上。
▲ 小丑装扮的交警在波哥大街头疏导交通 图源：网络
可以看出，战术性城市主义不仅形式多样，发起主体也可以十分多样，从个人到政府，虽然目标略有不同，但都基于对当下不合理现象的反抗、质疑和内省，在各自的层面上发挥着作用。它是对自身生活环境的真实反应与改进的努力，也是以最小成本和阻力进行方案试验和迭代的路径。
▲ 战术性城市主义的四类主体，
图源：《战术性城市主义：短期行动促进长期变革》
2 战术先于战略
Tactics Over Strategies
所有肉眼可见的不合理的空间现象，背后都一定有着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战术性城市主义深知这一点，但更知道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是一个极为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无力感很可能导向无所作为。与其等待，战术性城市主义主张从微观、可见的现象入手，直接寻求可执行的“战术”，对于背后不可见的制度、观念的弊病有所揭露，却并不指望其能得到迅速解决。如果一定说有所谓长期“战略”，那就是：随着无数微小的改变不断累积和扩散，我们才有可能期待系统性变革的发生。
▲ 战术性城市主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3
图源：《社会创新的阶段》
2.1 可执行是第一要义
“战术”与坐而论道的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切实可行。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师的一张白纸，是很多其他人排除万难后才创造出的条件。
设计一个新的社区花园算不算战术性城市介入行为？
仅看结果很难判断，如果设计师已经拿到了项目，只等交图开工就算完事，那只是设计委托，并不包含战术的成分；而两手空空地开始，如何得到社区的支持？如何说服原本空间的占有者？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吸引活动？能够以快速巧妙的方式一一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件事真正发生，那么便可以说是战术性城市介入行为。
▲ 用塑料托盘打造的社区花园, Gap filler, 坎特伯雷, 新西兰, 2010 图源：网络
灵活、流动、可复制迁移、低成本……这些战术性城市主义常见的标签，几乎都是为了可执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将执行的门槛降到最低，行动才能更易于发生。此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在法律和城市管理条例边缘的“灰色地带”游走的行动，巧妙地借助艺术的豁免权，既表达了抗议，对规则的制定者有所触动，却又不至给自己真正惹上麻烦，这也是一种执行上的“战术”。
2.2 幽默感是最好的武器
“幽默感是最好的武器，”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是一个以佩戴猩猩面具占领公共空间而知名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团体，她们曾说，”如果你能使反对你的人发笑，那么你就已经潜入了他们的大脑并且获得了改变他们的想法的机会。”
这一观点也相当适用于战术性城市主义。幽默在唤起人积极的情感反应方面的作用不容否认，情绪上的松动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许多同样旨在揭露问题和引发变革的社会介入性艺术都善于运用调动情绪的手法，除了使人发笑之外，也不乏唤起恐惧、厌恶、羞耻等负面情绪。但考虑到在复杂城市环境中执行的风险，幽默显然是最广为接受因而较为稳妥的方式。形象和行为上刻意的夸张滑稽、对当下事物的讽喻是最为常见的方式。
▲ 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 的社会行动 图源：网络
▲ 捉弄警察的CICRA小丑军团 图源：网络
2.3 开辟第二战场
每个单一的战术性城市介入行为都直接回应其所处的城市空间，但实际上它开拓的战场却远不止于此，而是包括通过各种媒体二次传播所抵达的虚拟空间和间接受众。事实上，社会影响力一直都是判断一项城市介入行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发起者甚至会故意制造噱头占据主流媒体，以在短期内引起社会关注，触达真正的利益相关方。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善于利用游行、电视、报刊、网络、社交媒体等手段开辟第二战场；同时，那些具备高度的传播性的特征，如热点话题、戏剧性的情节、鲜明的图像等等，反过来也成为了选择行动“战术“的标准之一。
▲ 依托twitter和instagram传播的城市行动 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它的第二战场还可以是多年之后的一次回顾展，或行动主义小史中的某个案例，经过策展人和图书编辑的再次诠释在当代语境中寻找到了新的对应物，也在新的受众相遇中一次次迸发火花，这使得它超越了纯粹实用性的解决方案而拥有着不断更新的艺术生命。
▲ 加拿大国家建筑中心（CCA）展览 Actions: What You Can Do With the City（2008），收录了99项“城市行动” 图源：CCA官网
3 结语：当“战术”成为“主义”
Can Tactics Become "-isms"?
作为“战术”的意义和特点我们已经谈得太多，那么“战术性城市主义”是否可以，或应该成为一种”理论”呢？
虽然要从它碎片式的、过于具体的经验中建构起理论大厦有些勉强，但我依然认为它作为一类方法论是有价值的。和花园城市、光辉城市、未来主义这种构想先于实践、甚至只有构想的理论不同，也与它们始终以一种理论反驳另一种理论的闭门论坛式的学术建构方式不同，战术性城市主义跳脱出已有的游戏规则，以另类的方式把现行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拉入自己的游戏；它放弃了对普遍规律和一以贯之的原则的追逐，而是着眼每一处具体而微的问题，做出当下可行的短期微小改变；它不描绘和论证一幅尽善尽美的愿景，而是让城市中的人即时即地体验到它和投入其中。
直到文章最后，其实我始终对于使用“战术性城市主义”这个词心存疑虑：当千奇百怪的战术性城市介入行为被收编进urbanism的辞典时，我们就应该警惕了—— 战术性城市介入行为反抗主流的城市研究、规划、设计、批判的方法，主流便分出一片任其折腾的地界，冠之以和其他xx学派平起平坐的地位，希望以一定程度的合法声明消化这股不服从的势力。然而，这种实践的生命就在于质疑与行动，不断地发现再解决问题，不断地先破后立，不断地在夹缝中求存，以自己的萤烛之光去抗争还未散去的黑暗，一旦有一天它全然沦为了锦上添花的装点，它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长按查看短期行动的长期变革
▲ 躺椅占领纽约时代广场的行动推动了当局的街区步行化改造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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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原创 / Y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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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白雎 审核 / 尤加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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