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李沛容：“即器以求道”：民国时期的民族器物展与中华民族观念形构

5月12日上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11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李沛容作报告，题为“‘即器以求道’：民国时期的民族器物展与中华民族观念形构”。报告会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主持。

民国时期，随着国人自主创立和筹建博物馆、展览会、博览会等活动的兴起，知识人尝试利用这一具有“知识形塑”功能的公共空间，通过民族器物展陈，以其真实感、现场感承载起民国知识人“即器以求道”，塑造中华民族观念的想象与实践。这是本次报告的重点。

李沛容指出，早期的民族器物展陈主要由综合性博物馆发起，如1917年创办的天津博物院，1927年河南省创建的河南民族博物院。这些博物馆通过对实物、标本、图标的展陈，显现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高下之别，以此激发国人“种族竞争”的爱国心理。

与此同时，随着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传入中国，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们在深入田野调查后把人种、民族相关的器物带进博物馆展陈，也成为博物馆学的推动者。最早在中国倡导建立人类学博物馆的蔡元培先生，认为民族器物的陈列，可以使参观者作“美丑”“文野”的比较分析，了解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差距。基于这一目的，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组长后推动设立民族学标本陈列室，大量收集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器物标本与中国民族器物一同进行分类展陈，使参观者“引以与未开化民族及文明民族之标本相比较，而以促进其改进之”。

在此基础上，李沛容比较了综合性博物馆的民族器物展陈和专业学者作为策展人筹备的民族器物展陈，指出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二三十年代边疆开发浪潮的影响下，使民众身临其境认识边疆的“边疆博物馆”或“边民博物馆”，成为更具现场感、渲染力的理想模式。受战争影响，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学者、文化机构、知识人等主要借助临时性、短期性的展览会、博览会来实现民族器物展陈。由于展陈旨趣的变化，展陈理念、布展模式、器物呈现等层面与早期相比出现了较大变动。这一时期民族器物展陈的出发点“以认识边疆为目标”，且强调整体性。

最后，李沛容总结道，民国时期的民族器物展，既不能忽视国家的推导作用，也不能漠视参与其中的学者们的主体性与自主性。而两段式的民族器物展陈演进历史恰巧印证了“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的“内”（中华民族内的多元人群）、“外”（中华民族、国族）二重性。

报告会交流环节，袁一丹、范雪、张建林、石金鸣、曹斌等学者，就引入竞争者作为参照，普通受众对博物馆展陈的反馈，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在民国时期博物馆建设中的角色，抗战期间藏族文物的收集，抗战前后民族器物展陈的观念变化，民族博物馆建设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民族博物馆的理想模式，西方概念与中国问题的处理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探讨。

文字：夏春璐

摄影：林扬子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