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琴 |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引用说明：封面图和上图均为作者近照。
文章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研究”(17CKS045)；武汉大学计算政策科学研究平台子课题“中国智能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构与评价应用”(413100034)。
作者简介：徐 琴(1994-)，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基层治理。
摘 要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数字乡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数字乡村建设由此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纲要》特别指出，要运用互联网技术助推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互联网＋社区”模式向农村的延伸以提高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精细化、现代化水平。该文件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乡村数字治理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作了较为明晰的规定，标志着我国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纵观我国科技与乡村变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社会的彼此隔离、近代社会的相互抵制、集体化时期的逐渐适应与改革开放后的相互融合[1]，而互联网在中国乡村治理领域的应用肇始于2000年前后，十八大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兴起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以推动乡村治理的实践热潮，“互联网＋乡村治理”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2]。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能够推进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决策科学化及公共服务精准化，从而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3]。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也给传统乡村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具体表征为乡村治理成本增加、治理边界模糊化等[4]。基于此，有学者从路径建构的角度思考互联网时代推进乡村善治的思路，如王欣亮等从治理理念、治理平台、决策机制等角度出发，试图构建大数据推动乡村治理的路径模式[5]。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乡村数字化治理领域，现有文献数量不多且分析角度较为宏观，基于相关案例的实证分析则较为薄弱。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25亿，同时，农民群体中使用微信的人数还在不断增长，这促使笔者思考移动互联网时代，微信这一即时通讯工具对于基层治理的效用。闵学勤等率先对此进行了研究，其对南京市鼓楼区依托社区微信群在线协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社区微信群或将开启移动互联网时代基层微自治、微协商的新旅程[6]。在乡村场域里，牛耀红则从公共传播学的分析框架出发，考察了西部地区一个农村微信群的实践，认为通过线上交往、话语交流及公共行动，微信群强化了村民联结，重构着乡村社会秩序，推动着社区的再造[7]。总体而言，目前学界考察移动互联网对基层治理影响的研究仍显不足。
2019年暑期，笔者加入了武汉大学计算政策科学研究平台子课题“乡村数字化治理”课题组，个案Q村由此进入笔者的视野。通过观察发现，Q村所开辟的“互联网＋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的社会管理新模式与其特有的政策和经济环境密不可分。Q村地处浙江浦江西北部山区，水晶加工是其特色产业，在带动该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启动“五水共治”行动，Q村的水晶产业陆续向外迁移，主导产业的转移导致本村青壮年劳动力季节性外迁，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不久，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相继出台了《浙江省“互联网＋”行动计划》及《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实施计划》，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互联网技术在社会民生、政府治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渗透与融合，探索网络化社会管理新模式，打造网上协同治理体系。在此政策背景下，Q村支部书记方某以移动互联网为抓手，以自然村为网格，以党员联系农户为单元，以村服务管理站为依托，在2015年和2016年先后成立了包括村两委干部群、网格长与网格员群、网格长联系户群在内的三级微信群平台。2017年，浙江省财政厅设立“两山”财政专项激励资金优先支持一批县级城市的发展，Q村劳动人口逐渐回流，人口结构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Q村借助山水本色，主打乡村旅游业并展开土地流转、承包经营，生态农业发展势头强劲，现在的Q村已成为省AA 级景区村庄。Q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多就业、增收的机会，不少外出村民回村发展，青壮年劳动人口明显回流，为Q村社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性力量。换言之，Q村即使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劳动力人口暂时外流，但大部分村民还是面向村庄而生活的，尤其是近两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村庄就业机会增多，外迁村民回流势头高涨。因此，村干部和村民都比较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愿意为村庄建设和发展作出奉献。也正因为此，Q村依托党群微信群展开的“互联网＋乡村治理＋公共服务”模式才能发挥效用。
列斐伏尔将社会空间细化为实体性的空间、概念化的空间及被支配的空间三个维度[8]。而布迪厄则认为社会空间是被各种关系所建构的，个体间的行动场域共同影响并形塑着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也对个体的活动产生相应的反作用[9]。基于列斐伏尔与布迪厄对空间的理论解读，笔者认为在Q村党群微信群这一虚拟场域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维度的空间面相。一方面，微信群突破了地理限制，将村民聚合在同一个网络社群中并在此展开线上交流与互助，微信群由此成为乡村社会的公共交往空间。另一方面，微信群又为村民展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提供了技术平台，成为乡村社会“微自治”的新场域。因此，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特性又进一步拓展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与公共治理空间的广度与深度。鉴于此，本文基于Q村党群微信群的案例实践，试图从公共空间的角度分析微信群对于乡村治理的效用，为探索移动互联网推进乡村治理提供参考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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