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一首黄色歌曲的故事
1982年，《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总共60页，约5万字，定价0.25元。这本书的内容现在看来如同天方夜谭，当时音乐界权威人士对内地流传的港台流行歌曲进行了系统性的批评，作者中不乏瞿维、丁善德、王云阶这样的音乐名家。对于“流行音乐”，书中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相混在一起”，而对摇滚乐的评价则是：“……和酗酒、吸毒、斗殴、同性恋等等相伴而行。一场摇滚乐集会实际上就是一场疯狂的骚乱，有人甚至在其中丧生……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书中一共十篇文章，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独占两首，可见此歌地位特殊。前两天我写了一篇看今天你怎么说，聊到邓丽君不免想到《何日君再来》。在今天看来，《何日君再来》是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情歌，但在当时，《人民音乐》杂志认为其“……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流露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将之定性为“三十年代的黄色歌曲”。其实，《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命运，浓缩了中国近代史音乐的时代特征，“黄色歌曲”只是它的一个阶段，“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甚至曾被认定为汉奸歌曲。话说从头，还要从上海人都熟悉的三星牌蚊虫香说起。
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演唱版
1937年初，上海艺华影业公司拍摄了一部名为《三星伴月》的电影，其中有一首插曲请了刘雪庵作曲、黄嘉谟（笔名贝林）填词，由电影女主角周璇演唱，就是《何日君再来》。《三星伴月》其实是充满正能量的偶像剧，讲的是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的夹击中生存的故事，穿插了民族企业家和歌星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主演周璇。电影由“化工大王”、三星蚊香和牙膏的创始人方液仙投资，片名“三星伴月”，相当于现在的植入广告。
《何日君再来》的作曲是刚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刘雪庵，他在1936年7月的毕业茶话会上即兴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由俄罗斯女同学戈拉当场用钢琴演奏。曲子弹完，刘雪庵并未放在心上，因为他觉得此曲“格调不高”，只是即兴之作。不料电影《三星伴月》的导演方沛霖一听到此曲就喜欢得不得了，请了编剧黄嘉谟填写了歌词，放在了电影了。刘雪庵看到自己创作的曲子被填上“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这样的歌词，十分不快，但木已成舟又碍于情面，刘雪庵也无可奈何。
何日君再来
周璇原版
《三星伴月》电影还未上映，歌曲就不胫而走，成为上海滩各大舞厅的热门伴舞曲。1937年6月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周璇《何日君再来》的唱片。但当时国难当头，唱片发行的日期距离“七七事变”仅有一个月不到，大敌当前的抗日形势如此严峻，有志之士对《何日君再来》展开严厉的批评，这首歌多舛的命运也由此开启。“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又何待？”那样的社会，这样的歌词，“靡靡之音”之外，还有人称之为“亡国之音”。
“晏如”为刘雪庵用的笔名
一方面是歌曲通俗易懂、歌词朗朗上口，一方面是歌曲充满离愁别绪和及时行乐的感伤，生逢乱世的人们很容易被这首歌所感染。何日君再来的一个“君”字到底如何解读？各方站在各自的立场，自然对歌曲有自己的理解。1937年底，上海租界成为“孤岛”，日军兵临城下，抗日救亡的歌曲不能再唱，《何日君再来》又在上海广为流传，人们以此歌寄托爱国情怀，“君”字被理解成对中国军队的思念。1938年，香港拍摄了一部抗战电影《孤岛天堂》，由黎莉莉翻唱了《何日君再来》。黎莉莉是著名地下党员钱壮飞的女儿，电影也是抗战题材，哪一段时间，《何日君再来》是抗战歌曲，表现的是爱国情感。
成也翻唱败也翻唱。除黎莉莉之外，白光、渡边浜子、李香兰等都翻唱了《何日君再来》并灌录唱片。其中以李香兰的版本流传最广。李香兰的演唱还增加了由长田恒雄作词的日语版，在她主演的电影《白兰之歌》、《患难之交》中作为插曲。李香兰是日军推出的亲善文化代表，她的电影和唱片在日军中受到欢迎，也是日伪宣传的工具。在上海孤岛里，醉生梦死。而孤岛之外的国人，正是生不如死。他们听到李香兰唱出“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这样的歌词，当然怒不可遏，汉奸歌曲、附逆歌曲又被旧话重提，正直的中国人拒绝传唱。
吊轨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也觉察出《何日君再来》中的问题，感觉歌曲在隐喻中国人思念中国军队回来，而且软绵绵的情歌会让军心涣散，于是下令禁止电台播放、流传该曲，包括李香兰的日语版也一并被禁。李香兰在兰心剧场演唱时，还被“自己人”叫去问话。待到1945年抗战胜利，李香兰的唱片自然成了“敌性唱片”，又被国民党禁止。待到国军败退到宝岛，“何日君再来”中的“君”又有了新的解读，1967年，14岁的邓丽君出版第一张唱片时，将歌曲改名为《几时你回来》，这才通过审查。
何日君再来
李香兰国语演唱版
何日君再来
渡边滨子（渡辺はま子）日语演唱版
1957年，《何日君再来》的作曲刘雪庵被划为右派。虽然他曾经创作过《长城谣》等大量爱国歌曲，并一再否认《何日君再来》和他有太多关系，但在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在大陆当然销声匿迹，不再有人提起。1979年刘雪庵获平反，次年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从香港传入内地，该曲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经过一番争论，“汉奸歌曲”的帽子摘掉了，但“黄色歌曲”的定义还是保留。劫后重生的刘雪庵再次声明歌词和他没有关系，但也承认在三十年代的情境下，自己的“人生观”有问题。邓丽君对《何日君再来》情有独钟，用中文、日语、印尼语等多种语言演唱过各种版本，1995年邓丽君客死泰国清迈，藉着纪念邓丽君的机会，《何日君再来》终于彻底回归情歌的本源，通过费玉清等歌星的演绎，成为三十年代上海的标志性歌曲。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日裔巴西籍歌星小野丽莎等都改变词曲，让这首歌具有了国际影响。
何日君再来
小野丽莎演唱的Bossa Nova风格版本
刘雪庵
（1905-1985）
踏雪寻梅
另一首刘雪庵作品
邓丽君演唱
因为《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刘雪庵吃尽了苦头，在特殊年代里双目失明，1985年去世。《何日君再来》的词作者黄嘉谟三十年代提出“软性电影”的理论，他有句名言：“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给心灵坐的沙发”，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自然引来各方批评。黄嘉谟后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写有不少学术作品，2004年去世，享年88岁。
和日本歌星都春美合唱《何日君再来》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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