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儿爱俏花头透
1921年，29岁的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签约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到上海，他要在中国游历并写一本名为《中国游记》的书。时值晚春初夏，三个多月时间里芥川听了六十多场戏，有京剧也有昆曲。茜纱窗下，公子多情。芥川龙之介来到十里洋场，亦不免流连于秦楼楚馆，自己在书里写到的，就有好几次。有一次是在三马路的“小有天”（原址在今汉口路广西北路），同去的朋友发出一张“局票”，上书“叫某某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某某座侍酒勿延”。还有一次在雅叙园，招待日本人的局票里，还印了“勿忘国耻”的抗日口号。
（1892-1927）
局票发出去，不旋踵来了几位美人，花名分别叫爱春、时鸿、洛娥、天竺……多穿缎面衣裙，紫色偏多。美人在酒局上只是喝杯酒抽支烟，寒暄几句就离开了。如果客人有意思，要自己去美人寓所“寻芳”。有一次招待芥川龙之介的酒局来了位大人物，当时已58岁的梅逢春，人称“林黛玉”，最先发出局票，却最后一个才来。有人向芥川介绍：这位海上名花交际的名人政要组织几套内阁绰绰有余，芥川不免多加几分打量。“林黛玉”体态丰腴，细细的眼睛里有炫目的光芒，穿着带有银色花边的蓝色黑缎面上衣和同样颜色的细腿裤子，浑身上下戴满嵌着各种宝石的金银首饰，看上去不过40岁上下的样子。
1927年，35岁的芥川龙之介在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他的小说《罗生门》、《地狱变》已成为不朽的经典。芥川亦留下一本《中国游记》，对二十年代的中国有生动而详细的描写，虽不乏傲慢与偏见，亦不失为研究当年中国社会的宝贵参考。说到上海四马路喝花酒，芥川龙之介只是蜻蜓点水地写了几笔，想了解详情，就要读一读中国记者朱子家所写的《春江花月痕》了。朱子家身为记者，跟随上海名流出入烟花章台，文笔亦白亦文，上海旧时风月被他一支生花妙笔写得活龙活现。
《春江花月痕》
上海能有一个多世纪的繁荣，除若干政治因素外，更因其地利之胜。环绕上海的，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膏腴之地，又是长江入海口和南北铁路交汇点，再加天然良港，工商业勃兴，自然而然地兴起声色犬马之好。按照朱子家先生的说法，旧上海正式的妓院，最高等的俗称“长三”堂子，又名“书寓”，次一级唤作“幺二”堂子。长三、幺二，都是骨牌中的一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作者也不甚了了。现在西藏中路福州路汉口路一带，也就是来福士广场和和平影都这块地方，再加上南面的汕头路，老上海都知道曾经是公子王孙寻欢之所，“四马路会乐里”的名头，无人不知。关于旧时上海风月之事，各种文章写得不少，《春江花月痕》书中所写，基本都有人写过了。不过对于旧时代“吃花酒”、“打茶围”的讲究，却鲜有人提及。
民国时代的会乐里
如今人们提起“卖笑”二字，自然而然产生厌恶之感，而朱子家先生笔下所写的过去的卖笑生涯，却是当做一件职业来做的。事前有训练，临事由经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能恰如其分，用作者的话来说：落落大方。从前的欢场女子，姿色只在其次，最要紧的是上海话所说的“功架”。所谓功架，比仪态还要更进一层，一颦一笑，都要合乎规矩。对粗鲁之人的推拒，也不让人过分难堪，所谓“如花解语，如玉生香”，有如是之妙。全靠三分姿色的天赋本领，那是让业界看不起的。
清末画家笔下的花事
长三堂子的海派作风，更是让人瞠目，现代人恐怕无法想象。叫堂差是嫖客和妓女相识的开始，也是关系进展的必经阶段。每次叫堂差，也就是陪喝酒，规定是每次费用银元一块，但概不收现金，如果叫了几次，客人觉得并无发展的兴趣，不再叫了，那么前面几次出的“堂差”属于免费赠送。叫得多了，每年三节的时候才结次账，堂子里开一张红纸横条，写明共计多少，付与不付，全靠自觉。遇到真有人逃账，也不过追讨一次。下次在欢场见面，也不作兴重提旧事，彼此都留体面。当场掏出现金发小费？或者“扫一扫”？那还谈什么风雅。
“轿饭币”
拉客人来的轿夫吃饭的代金券
长三堂子以卖唱不卖身为标榜，当然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假以时日总有故事发生。但“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不会在这里发生的。长三堂子的英文名字叫“sing song house”，歌院而已。登堂入室一趟，需要经过叫堂差、打茶围、做花头三部曲。叫过几次堂差后，认为有进一步发展的意思，就会呼朋引伴“打茶围”。在上海打茶围，开堂子的完全一副海派作风，来客一概不需要付什么钱，她们懂得既然肯来“打茶围”了，已经是心里有了好感，打过茶围之后，自然有节目。来客到堂子里一坐，通常以食粥为主，整整齐齐八样粥菜，照规矩是熏鱼、酱鸭、酱菜、火腿、酱鸡、醉蟹、酱钳和糟蛋。
电影《海上花》中再现的”做花头“
在长三堂子里，不管打茶围也好，做花头也好，凡是吃的，堂子里必须准备妥当，如果客人掏出腰包让他们去买点什么进来，就等于表示对供应的食物不满意，其实就是在动气了。这时老鸨就要出面道歉：“大少，请倷原谅些，我一个勿当心，就拿出格种短命物事来，好在倷是熟客人，千万勿要动气哉。”酒足饭饱之后，客人抹抹嘴拍拍屁股走人，堂子里不能要客人付钱，也不能问地址，这是堂子里的规矩和礼貌。
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
当然堂子不是什么慈善组织，他们此前的投资，全为了客人最后能来“做花头”，也就是说的“吃花酒”了。上海俗语“侬有花头伐？”的起源是否来自堂子里？我不敢妄言。但堂子里的“花头”，非常透。长三堂子巧立许多名目，用种种花样使客人或自动或被动付出金钱。一年三节，每节的开始与结束，必须有客人做花头，叫做“开张路头”和“关张路头”，其他还有什么生日、待仙、打醮等等名堂，以请人做花头为借口，客人就要来捧场了。这个时候一把刀“辣”一记斩下来，客人做上几十份花头，一下子就要支出一千多大洋，之前什么出堂差、打茶围，吃的喝的用的，全在这一刀里头了。
金雄白
（笔名朱子家，1904-1985）
写这本《春江花月痕》的朱子家先生，原名金雄白，1904年出生，上海青浦人。1930年，26岁时就担任了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也当过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下水当了汉奸。1945年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后移居香港。1985年在日本病逝。金雄白生平写有《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者生涯五十年》、《黄浦江的浊浪》……等大量作品，是研究民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金雄白和夫人顾舒章1928年的结婚照
顾舒章手写坦白材料真迹
文章开头写到的汉口路“小有天”菜馆，倒有一番说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家住法租界莫里哀路（今香山路），却偏偏喜欢在小有天宴客。还说过名言：“广东菜式失于调味太淡，北方菜式则失于太浓，惟福州菜浓淡得宜，较为可口”。小有天门口有福建老乡郑孝胥题写的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小有天”的合伙人之一陈森坤有个表侄胡崇轩，1928年他的父亲从福建老家来到上海，身上带了一千块大洋想入股小有天，胡崇轩问父亲借了这一千大洋，以“胡也频”的笔名和丁玲、沈从文等一起办了《红黑》、《人间》等进步杂志。1931年，胡也频和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五位进步作家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史称“左联五烈士”。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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