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遗嘱里有什么
遗嘱，是一个人一辈子人际关系的体现。中国几千年的人情社会，法定继承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着20余万份普通中国人的遗嘱，它们被封存于档案袋里，直到某一天，遗嘱执行人将其取出，它们才会从封存中被唤醒。
中国式遗嘱
在中国人订立遗嘱的过程中，遗嘱咨询师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家庭中的暗流。
80后遗嘱咨询师马小平曾接待过一对夫妻，填写申请表时，夫妻俩都表示将所有遗产留给唯一的女儿。签字的时候，马小平再三与他们确认，她注意到男士轻咳了几声，眼神游离。隔天，男方单独找过来，小声说他还想把其中的一部分留给外面的儿子。
马小平见怪不怪，告诉他，在正式签署、录像环节，密室里只留公证人员和立遗嘱的人，子女统统都得出去等着，就算是老伴，也不能待在屋子里。
立遗嘱是人们生前面对死亡的准备。人们对身后财产的安排，对家人、这个世界最后的话语，浓缩为几张纸，编上编号，封存于柜子深处，身后事如何安排秘密，只有当事人知道。
在中国，你能从遗嘱背后看到家庭，看到中国传统血亲家族制度。通常，人们会在继承人一栏写自己的伴侣、儿女的名字，有的还会写上外孙子、孙女。
问过眼前这对老年夫妻的年龄、婚史、生育史等常规问题之后，马小平递给老人一张纸，要求他把主要财产写下来，但最关键的就两行字：房产和存款留给谁，谁当遗嘱的执行人。
这对老年夫妻，异口同声地回答，财产留给儿子。这仅是一个开始，为了实现立遗嘱人的利益最大化，帮助他们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马小平还会多问一句，“您二位要不要考虑先把继承权留给对方，等二老都离开后，再给孩子。”说完，她阐述理由，一方过世一方在世的情况下，过早将遗产留给孩子，导致自身晚年凄凉的例子，也有不少。
问题抛出去，男人和女人态度迥异。多数时候，男方欣然接受，表示愿意将自己财产先留给爱人，至于爱人怎么分尊重她的意见。女方的顾虑往往更多，比如眼前这位妻子，她问马小平：“如果我先走，对方再找一个，是不是遗产也有那女人一份？”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女方马上跳起来：“肯定不行，我不接受，我们俩的份额都要百分百留给孩子。”
在中华遗嘱库工作久了，马小平见惯了这类事。她梳着干净利落的短发，说话理性、直接，擅长用缜密的法律和滴水不漏的逻辑回答登记人各种问题。想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就需要用严肃的“法言法语”。她告诉女方：每个人都只能处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合法财产，同睡一张床的夫妻，也干涉不了对方最后的决定。
“我太了解他了，他们家有长寿基因，活到90岁没问题，我肯定比他走得早。”女人意味深长地望向她的老伴，她表示他们还要再商量一下。
订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流程也很严格。遗嘱人先要提交申请表，按照预约时间前往遗嘱库办理遗嘱咨询和起草，之后接受精神鉴定。待遗嘱内容确认无误后，交由老人一页页签字，按手印。最后，遗嘱人还必须走进密室，在两位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对着镜头把自己所写的遗嘱清清楚楚读一遍。之后，遗嘱封印，遗嘱证交到老人手中，整个流程才算完成。
面临生死关口的时候，人们记挂、叮嘱的往往就是此生最在意、最放不下的人和事。有时，这份牵挂牵扯到了利益，立遗嘱者的执念也会体现在遗嘱之中。
这天，马小平接待了一位75岁的阿姨。老人精神健烁，染着一头黑发，声音清亮。她的老伴前几年去世，儿子40岁未婚，刚谈了个女朋友。“我的诉求很简单，把我的所有财产将来都留给儿子，作为他的婚前财产。”她气不过，说出理由，“儿子谈的对象我不同意，很反对。”
老阿姨义愤填膺，担心那女孩心术不正，比儿子小两岁，生不出孩子，与儿子结婚图的是他们的家产。她在北京有四套房，最近刚买了一套千万级别的豪宅，她的儿子在金融机构工作，年薪百万。“我们家条件太好了”，老人快言快语。
近两年，因为这样的原因来立遗嘱的人不少。有的老人为了避免子女因婚姻关系破裂导致自己身故后财产旁落，会特别在遗嘱中加一句：“继承人所继承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江湖人称这为“防儿媳女婿”条款。
了解情况后，马小平问她，立遗嘱的事孩子知道么，打不打算告诉他，孩子知道后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老人很冷静，说话干脆，称母子的关系已经闹僵，“管不了”，为此她还研读了《民法典》，不知是真话还是气话，她紧接着又说：“如果儿子选择跟她结婚，我还要加一条，我的财产将无偿捐给国家。”
立遗嘱的人各有各的考虑，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都是遗嘱咨询师无权干预的私事。
遗产争夺现象种种
遗嘱咨询师见识过因为遗产分配亲人反目的各种情境。小女儿为抢房产，与兄长闹上法庭；老人将遗产留给保姆；儿媳妇不满没有自己的一份，逼着老人更改遗嘱。这类情节因为发生太多，甚至无法被称为奇遇。
一位66岁的大爷一早就来北京登记处门口排队，他从包里取出各项证件，急迫地说自己要来撤销遗嘱。他无儿无女，老伴去世的早，家中有兄弟五人。2019年他立遗嘱，将自己的一套房子给到三哥的女儿，又把存款留给五弟。
回去后他急火火地把安排告诉家人，得到他遗产的侄女几乎天天打电话，问候：“吃饭了没？身体好不好？”
变故发生在2021年年初，三哥去世，居住的老宅原为老一辈的祖产，父母没有留遗嘱，房子的产权成为家族争夺的核心。它爆发得突然，直指人性中不堪的一面，三哥的女儿、老人的侄女坚持走法律诉讼，与家人撕破脸。老人无法理解，他觉得侄女这么做不讲情分，“她明明已经得到了我的财产，还争什么呢”，这让他很伤心。
“我看透了，把房子卖了，谁也不给，吃光花光。”撤销完遗嘱，他扬长而去。
这类遗产争夺的极端事件，崔文姬见过很多——她28岁，长着一张娃娃脸，戴圆框眼镜，心细，人又温柔，年轻的面容下她自称心态比同龄人成熟许多。在中华遗嘱库，她负责操作实施具体的法律事务，帮助遗嘱人起草遗嘱内容，为他们做精神鉴定，录制影像，也包括后期提取遗嘱。
当一个人过世，银行账户冻结，财产也冻结了。不管遗产继承人之间有没有纠纷，都需要先去公证处公证——拿上死亡证明、遗嘱证等材料一起呈交，审核过后，全体继承者认同，签字，这之后才能将父辈的财产过户到自己名下。一旦得不到遗产的后辈提出异议，遗产认证就变成了诉讼，亲人之间免不了一场官司。
2021年秋天，崔文姬接待了一家兄妹3人，共同来提取父亲生前的遗嘱。遗嘱提取的过程，遗嘱执行人一般要来两次，第一次先提交申请，等待15个工作日后再正式提取纸质文件。崔文姬第一次见他们，每个人都和和气气的，坐在影像室观看父亲去世前留给他们的最后影像。
第二次见面，双方都变了脸。没到正式提取日，二儿子就急慌慌地找过来，说要提取遗嘱原件，他要尽快拿到证据。就像电视剧里演的狗血剧，哥哥前脚刚走，妹妹后脚就过来，她用命令的口吻说：谁也不能提取遗嘱。她气势汹汹，理由却让崔文姬哭笑不得：父亲的遗嘱是在神智不清时被迫录下的，起诉书已经下达，遗嘱也要像冻结财产一样冻结。
争吵中，崔文姬知道了这场家庭纠纷的缘由。老人将房产留给了二儿子，大儿子和小女儿只分得了少量存款。小女儿心有不甘，因为老人的晚年是在她的照料下离世的。女人坐在地上又哭又闹，附近的居民闻声而来，崔文姬只好拨打110将女人请了出去。
2017年崔文姬刚入行时，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她以前从没意识到，为了争夺遗产，家人能反目成什么样。“不要在利益面前考验亲情”，如今这句话成为人生警句，总被遗嘱咨询师拿出来给遗嘱人讲。
工作的第二年，崔文姬开始对有矛盾的继承家庭进行纠纷调解，有时人们的态度很暧昧，只是为了争一口气，并非一定要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她调解的家庭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红军的女儿，老人去世时已经是98岁高龄，有七个子女。
70岁的大女儿作为老人唯一的指定遗嘱执行人，并没有着急提取遗嘱，而是把老人生前写的日记，留下的毛笔字放在桌上，她主动和崔文姬聊起他们家的故事。老父亲一生节俭，对人和善，唯独对子女严厉，她边说边流泪，泣不成声。
最后，她说出自己的担心，父亲生前与她的四妹关系闹得很僵，四妹性格冲动，好强，她曾将照顾父亲20多年的保姆赶出家门，老人气到住院，曾亲口说自己的财产一分也不给她留。
父亲的死亡，给这个家庭留下悬念——直到如今才知道答案，父亲早已瞒着家人偷偷立了这份遗嘱。她了解父亲的脾气，说一不二。“我们都是快要入土的人了，还争个什么劲呢。”她请求崔文姬为家族做个见证，不管谁拿多拿少，都能尊重老人生前的遗愿。
等到所有子女都到齐，围坐在长长的桌子两旁，为了防止那位四妹做出出格的行为，崔文姬在位置的安排上提前做了布局——四妹坐在离宣讲台最远的位置，挨着她坐的是家族里有威望的表亲。
四妹个子矮小，是个不起眼的老太太，从进门起，她就面无表情，坐下来，她低着头，将椅子晃动两下，看上去心不在焉。
遗嘱宣读正式开始。法官穿着律师袍，戴着白手套，从保险柜里取出密封的档案袋，尘封的遗嘱被重新打开。当着所有人的面，法官一字一句的朗读。整个氛围庄重，肃静。
当法官念完继承者名单时，那上面果真没有她的名字。
崔文姬高度紧张，她死死地盯着她，令她意外的是，那位老太太只轻微皱了下眉。宣读结束，所有人签下了名字。临走之前，四妹提了一个要求，父亲的遗嘱她想复印一份。崔文姬猜想她还是不甘心，直到送她到电梯口，老人才流露出失落的表情，她叹了口气说：就这样吧。
好在，这次调解很成功，没有人起诉，也许所有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了。
情感的天平
在与众多遗嘱人聊过之后，杨颖仪发现，遗嘱定立这一行为给不同人带来的牵绊影响，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她是中华遗嘱库广州区的大家长，也是90后，她认为订立遗嘱是人在走向死亡前最后的自由。
亲人之间谁对你好或者是不好，都能体现在遗嘱里。但最终的抉择并非那么容易，尤其是老人，他们总是“牵扯”很多，有时会考虑哪个孩子更孝顺，有时又会牵扯哪个孩子情况差点。
杨颖仪曾接待咨询一位老人，在遗产分配时她左右为难。她有一儿一女，女儿40岁离了婚没有孩子，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自己全赖女儿的照顾。老人想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女儿，以保障女儿的后半生。但同时她预感到她的儿子大概率不会满意这样的结果，儿子是个强势且自私的人。
立遗嘱的时候，老人还是将财产的一定份额分给了儿子，大部分留给了女儿，她写下书信说明这样分配的原因，“妈妈希望你能理解，别留下兄妹之间将来的不愉快”，她写道，想了想又补充，“如果你想通了，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份额留给妹妹，你自己做决定吧。”她把最后的选择权留给了儿子。
即使立完了遗嘱，也可以随时自行更改，并不是一次性买卖。但对于老年人来说时间不多了，他们在继承人的选择和财产分配上，慎而又慎。年轻人不会。在决定立遗嘱之前，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继承人也往往只包括“最重要的那个人”。
一位18岁的女大学生找到杨颖仪来立遗嘱。交流中她发现女孩很有想法，她靠拍购物网站的平面模特攒了一笔钱，她决定将这笔财产全部留给自己的母亲。女孩说她的父亲瞧不起她，说她是出卖色相赚得钱，她因此恨透了父亲，“他老了我也不养他。”女孩愤愤地说。
继承者写谁的名字，谁先继承谁后继承，谁分得多谁分得少，人们心里都有一杆情感天平，以此对所爱之人做一次排序。
87岁的老人再婚的伴侣59岁，他立遗嘱是为了保障现任妻子的合法权益。老人年轻时是一名警察，说话做事有很强的震慑力，他与前妻生育4个孩子，与其离异后，孩子们都只顾自己的家庭，对他更是疏于照顾。老人怕自己走后，他的几个子女再无忌惮，甚至会把妻子从屋里赶出去。在他心里妻子是最重要，最放心不下的那个人，他们相互陪伴依靠，这种情感是子女无法理解的。
有人誓死都在捍卫自己的爱情，有人对爱情已经失去信任。一个现象是，来立遗嘱的人，女性比男性多，比例接近6:4。重组家庭的女人来立遗嘱的情况很多，她们用遗嘱前置婚姻风险，逃离人财两空的窘境。
一位准备再婚的中年女性，第一时间找到杨颖仪问如何立遗嘱。她与前夫有一个孩子，现在这位也带着一个孩子。她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她担心自己万一出现意外，现在的丈夫会偏袒亲生的，自己的孩子会成为倍受欺负的“灰姑娘”。
“我不相信爱情了。”女人说，只有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能带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人们对于亲情的理解是复杂的，有的时候，真实的意愿被刻意隐藏，人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荒谬的事。
崔文姬见过逃避精神鉴定的老人。这位80多岁的老爷子拄着拐杖第一次来咨询遗嘱，陪着他来的是他的儿媳妇。当着儿媳妇的面，老爷子说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儿子和儿媳妇共同所有。第二次，正式来办理遗嘱时，崔文姬把老人独自请进密室，按照流程，先给他做精神鉴定。
崔文姬询问老人一些简单的问题，老人都回答的很清楚。可是一旦问到关键性问题，比如你知道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么？遗嘱是什么东西？老人开始答非所问。
这让崔文姬很困惑，她感到老人的防备心很重，问了一圈后，她直接对老人说，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有什么难言之隐。老人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他拉起崔文姬的手说，自己是被儿媳妇胁迫的，他只想把财产留给儿子，但他没办法违逆儿媳妇，他怕她不给自己饭吃。
听后崔文姬给他出了个主意，她让老人在房间里待了一段时间，假装给他办理业务。之后又陪同老人一起出去，对老人的儿媳妇说办理得很顺利。
隔了几天，老人一个人悄悄地找过来，这次崔文姬按照老人的意愿，给他办理了业务，老人满意地拿到了遗嘱证。
爱的表达
旁观每个家庭错综复杂的故事，遗嘱咨询师会对来订立遗嘱的人产生共情，这种共情推动着遗嘱咨询师站在不同人物的角度，去理解人们立遗嘱的初衷。
看多了人性的复杂，马小平对待感情也变得很理性，“就算是亲哥哥找我借钱，我也会让他写借条。”她说。
2019年马小平也立下了遗嘱，继承人写了母亲。
但中国人的遗嘱里，有时也写满了爱。
马小平接待过一对70岁的夫妻，他们唯一的女儿当时47岁，是个坚定的不婚族，老太太想把自己的遗产留给女儿。因为女儿的婚事，母女关系一直拧巴着，“相亲不知道安排了多少，她都看不上，就是不结婚。”话题开启，老太太语气里满是焦急。
“你女儿是不是从小到大都自己拿主意？”马小平询问道。“你说得太对了。”老太太回答，有一天她无意中看到女儿房间里的骨髓捐献书，吓坏了，差点昏过去。
马小平劝老太太放宽心，和老太太说起自己的情况：她36岁了，也单身，过得很自由，她说这一代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婚姻不是必须。一番相劝，老太太点点头，说自己想开了。老太太是有文化的人，留有一些字画和收藏品，她曾跟女儿聊起身后事，女儿对钱财，生死看得淡，表示不愿意继承。她没有办法，只好到处去联系博物馆，忍痛将自己最珍视的宝贝都捐献出去。做这个决定，花了她四、五年时间。现在只剩房子和存款了，她把这些留给女儿。遗嘱订立之后，老太太说，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了。
马小平很能体会老太太的良苦用心。生死无常，在遗嘱咨询办公室，马小平看过许多普通人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表达爱。
2020年年初，疫情最严重那阵子，遗嘱咨询师杨颖仪的工作电话没有停过。一位在深圳工作的“90后”女孩要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初恋男友。他们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起初杨颖仪心怀疑虑，反复告诉女孩立遗嘱是一件严肃的法律行为，让她考虑清楚。三个月后，她在线下见到女孩，女孩仍然坚持她的决定，见那一面之后，杨颖仪知道她是认真的。女孩说希望用这种方式，感激对方在她最艰难的岁月里，用爱情改变了她的人生。
杨颖仪被女孩打动，她曾对亲情失望过。她的父亲去世前，曾口头交代要把家里的祖宅留给她。但父亲走后，她的母亲就把属于她的部分给了她的弟弟。很长时间她不能释怀。2018年，她去日本旅行遇上强台风，高速公路上，房子、树都倒了，她感到害怕，死里逃生。回来她立了遗嘱，选择原谅，将遗产留给了母亲。但后来她修改了遗嘱，指定继承人是她的丈夫。
在立遗嘱的过程中，人们除了分配财产，还会交待自己的身后事。他们通过录像或写家书，表达自己的情感，留与后人。
九十多岁的老人，一生漂泊，定居异乡，他在书信里表达，要落叶归根，把自己带回老家，葬在母亲的旁边。一位老父亲在录影像时泪流满面，他对儿子表达歉意：过去对你严格，有太多的约束，希望你原谅这个不称职的爸爸。还有一个女人在书信里写道：“妈妈走了，当我永远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你不要哭泣，为我欢喜吧。”
2020年，中华遗嘱库上线“微信遗嘱”，可以通过线上留言的方式，为家人留下想说的话。崔文姬也为父母寄出一份信，送达时间定在写信的一年后，2021年3月21日。她记得这一天，父母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他们不善言辞，语气淡淡地，就像往常那样，但他们彼此的心都暖暖的。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