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你好,傣文发展小史了解一下
小编的话
3月20日我们有幸请来北京语言大学戴红亮教授为同学们做了一场关于西双版纳傣文创制、演变及改进的讲座。傣文起源于印度婆罗米文字,大约创制于宋朝-明朝年间,其中西双版纳傣文创制最早。西双版纳傣文是一种以声母为核心的拼音文字,字母形式上以半圆为基础。版纳傣文起初是为书写巴利语佛经而创制的,在面对民间文字“车里译语”竞争时主动改革,适应了傣语特点并替代了“车里译语”。50年代国家对傣文进行了第二次改进,对文字形式做了较大改动。80年代西双版纳老傣文恢复使用。目前西双版纳处于新老傣文共用时期。
讲座还就文字的新老字形、文字改革中的继承与创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空间。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更好地为决策服务,也是为了创建更加和谐的语言生活。
戴红亮教授讲座现场
傣文起源
01
婆罗米文字
文字从来源上划分可以分为自源文字和他源文字。自源文字大多是象形文字,如汉字、东巴文、玛雅文。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他源文字,傣文便是其一,起源于印度婆罗米文(Brahmi)。
图为婆罗米字母
婆罗米字母大约产生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是古代印度最重要的、使用范围最广的字母,除了西北边境地区(使用拉丁文字和阿拉伯文字),印度其他地区基本都使用婆罗米字母。
婆罗米字母历经多次演变和分化,产生了多种文字和字体。据初步估计,从婆罗米字母演变而来的文字不下200种。今天印度境内55种民族文字,除了阿拉伯文字和拉丁文字外,其他几十种民族文字基本上都脱胎于婆罗米字母,用于书写印度境内各种语言,比较有名的如印地语(天城体文字)、阿萨姆语(孟加拉文字)、泰米尔语(泰米尔文字)、梵语(天城体文字)等,它们也都出现在今天的印度纸币中。
印度纸币上的文字
婆罗米字母是婆罗门教的产物,但它是随着佛教传播到亚洲各地的。斯里兰卡、东南亚大多数国家文字以及我国藏文、傣文和消失的于阗文、龟兹文和八思巴文都属于婆罗米文字。这些文字大多数一开始都是为了记录佛教经典,后来便逐渐成为该民族的主要文字。
下图为苏联著名学者伊斯特林在《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一书中描绘的一幅以婆罗米字母为基础产生的各种文字的发展谱系表 。
婆罗米字母衍变出很多种文字,各种文字间字形变化很大,之所以能够被确认为婆罗米字母体系,是因为这些衍生文字大都继承了婆罗米字表的核心元素:
1
声母是字母表的核心,韵母一般不出现在字母表中
2
声母在认读时,一般要带短元音ă,在书写时,短元音ă不出现采用涅槃点表示。
3
很多文字单元音单列,而且不与辅音相拼,只用来拼写巴利语。各个民族如有书写需要,另外创造一套元音或韵母,在巴利文文字体系中这一点表现尤其明显
4
声母排列顺序一般从舌根音开始,依次为舌面中音、舌面前音、舌尖后、舌尖中、舌尖后、唇音、半元音,最后为声门音。
5
元音或韵母在书写时采用变形的方式,围绕在声母的上下(有的文字上下左右皆可)。
傣文创制
02
傣文简况
傣文大约创制于南宋—明朝初年,是伴随着佛教传入而产生的。傣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字序自左而右,行序自上而下。
我国境内使用四种不同形体的傣文:西双版纳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金平傣文。这四种文字中创制最早、使用较普遍、懂得的人较多的是西双版纳傣文。
上图是用西双版纳傣文书写的佛经
上图为德宏傣文输入法
03
西双版纳老傣文
傣族人何时开始使用老傣文。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大争论,最早认为是唐朝,最晚认为是明朝。明朝时,德宏、版纳傣文都在《华夷译语》中出现,所以说明朝时候肯定存在了。几种傣文中,西双版纳傣文最早使用则没有疑义。从《华夷译语》中记载的是“车里译语”来看,版纳傣文的出现应该比明朝更早,因为“车里译语”实际上是民间知识分子在“寺庙经典文字”,即西双版纳老傣文基础上俗化而来的。后来寺庙经典文字进行了改革,又逐渐排挤掉“车里译语”,使“车里译语”成为死文字。从这个角度可以判断,西双版纳老傣文应该在明朝之前就已存在。再加上从历史角度判断,宋朝也是傣族封建领主制成熟时期和宣慰史(民间叫傣王)开始确定世系的时间,这应与老傣文使用有关系,因此西双版纳老傣文至少在宋元期间已开始使用。
老傣文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经书。傣族历史上说有84000部。现在仍能见到的则有500多部。加上天文历法、医药、文学、政治等书籍那就更多了。如再计入版本,古籍就更多了。
04
老傣文的创制原理
老傣文的字母形式基本以半圆为基础,几乎所有字母都是以上图中这四个半圆为变化形式。当然以半圆为基本形式的其实不止傣文,在泰国北部、缅甸以及印度北部一带具有普遍性。
傣文创制之初,完全是为书写巴利文佛经服务的,因此西双版纳老傣文字母表中前面41个字母与巴利文字母完全对应,排列方式一样,没有任何出入。这在巴利文系统文字中也是一个普遍规律。
傣文起源于婆罗米文字,属于声母型文字,即声母在文字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和中心地位。主要表现在:
1
后来根据傣语实际增加的元音基本上采取附加符号或改变辅音字体方式创制。
2
声母是字母的核心,韵母和声调围绕在声母的上下前后。
老傣文声母分高低音组。高音组用来拼写巴利语的清辅音,低音组用来拼写巴利语的浊辅音。现代傣语中高音组只能拼阳声调,低音组只能拼阴声调,因此每个声母都有两个呈现形式,由于拼写巴利语的需要,每个辅音都有多种书写形式。下表是常见的书写形式。
傣文发展
05
老傣文的改革
老傣文是“经典文字”,这种文字一开始并非用来记录傣语,而是主要用来翻译和书写巴利语佛经,所以它的设计处处体现的是与巴利语相适应的特点。
民间知识分子为了记录傣语,创造了一种和经书文字相对的世俗文字“车里语(Fak Kham)”。在明代的文献《车里译语”》里记录了车里译语的语言和文字(《车里译语”》是明代朝廷对外交往机构出版的汉语外语翻译对照书籍)。这种文字字形与今天的老挝文更为接近,形成了傣族历史上第一次民间与寺庙文字分离的局面。
车里译语从外形看更接近今天的老挝文,这说明老挝文应该就是在当时新创的民间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车里译语也吸收了老傣文的某些特点,是在经典文字基础上的改造。
车里译语产生后开始在民间使用,并逐渐成为官方文字。老傣文在感到危机后做出了改革。这次改革大约发生在明朝中期,是傣文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改革。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了15个反映傣语声母的辅音
2
根据傣语元音特点,新增了4个单元音字母以及韵尾
3
创制了一套复元音韵母
4
增加了声调,声调标在声母上
这次改革的鲜明特点是适应了傣语的语音结构和语言格局,使其从只能记录巴利文文献走向同时记录傣语和巴利文,增加了老傣文的文字功能和使用范围。
老傣文通过改革能够准确记录傣语后又逐渐蚕食车里译语,最后导致车里译语成为死文字。但是老挝、泰国等文字却实现了转型,民间文字代替了经典文字,成为了主要文字类型,并且不断扩大适用范围。民间文字与官方文字之间的斗争也是文字史上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傣文改进
06
西双版纳傣文改进内容
1955年,在文字改革的大潮中,西双版纳傣文和德宏傣文进行了改进。西双版纳傣文改进过程比较顺利,德宏傣文改进过程相对比较曲折,前后经历四次改革才确定下来。
西双版纳新傣文是社科院民族所傅懋勣先生起草的。方案突破原来的字形结构,重新制订一套新的拼写系统,最后经傣文改进委员会讨论通过,呈报中央民委审批。
50年代,少数民族语言改进(革)的只有傣文,从这个角度讲,它具有类型学和语言政策学上的意义。此外,傣文的改进并非重新创制文字(当时连新疆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都创制了拉丁新文字),这在当时拉丁化大潮中是个孤例。
西双版纳傣文主要改进之处如下:
1
在声母上,选择了老傣文中常见的声母,放弃了那些主要用来拼写巴利语借词的同音位的声母;同时声母也像老傣文一样区分高低音组,也就是一个声母使用两个音位来表示的方法。
2
在韵母上,除了常见的a之外,其他八个元音字母和韵尾都重新了新创。
3
在声调符号上,新傣文的声调符号仍与声母密切相关,但改变了书写形式和标调位置,还重新创制了两个符号。
4
在书写方式上,改变了老傣文以声母为核心、韵母和声调围绕在声母的上下前后的书写方式,改成了线性序列。
老傣文(环绕式)与新傣文(线性序列式)
音节书写形式对比
07
西双版纳傣文改进遗留问题
西双版纳傣文改进过程比较顺利,所用时间较少,大约在一年内完成,但遗留的问题也很多。
从科学性角度来看,新傣文创制科学,严格贯彻了一声母、一韵母,一声调的原则。 声母改动较少,而且选择的是其中老傣文声母中常见的符号形式,同时维护了以声母为核心的拼音体系。但是,新傣文韵母和声调变动巨大,几乎推倒重来,还改变了婆罗米文字的传统书写习惯。
1964年周耀文和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刀世勋、陈相木到西双版纳州调查新老傣文的使用情况,了解傣族群众对傣文改进方案的意见。因改进后的新傣文字形结构跟老傣文差别太大,学懂了新傣文看不懂老傣文,不利于傣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懂老傣文的知识分子反应非常强烈,要求改回老傣文。因当时各界意见分歧较大,没有取得共识,只好维持现状。
1985年5月25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使用老傣文的决议,西双版纳恢复老傣文使用,进入新老傣文并用时代。
德宏傣文过程较为曲折,进行了几次改进,但由于在改进过程中与版纳傣文改进的宏观思路一致,产生的问题也几乎一样,德宏也在新老傣文间进行着某种妥协。
思考
如果从科学性和拉丁字母文字角度来观照新老傣文,新傣文无论是科学性还是现代性都远优于老傣文。但是,新傣文为什么在推行中阻力重重,后来又要重新恢复老傣文呢?我们觉得还应从更为广阔的层面进行重新分析和做进一步思考。
08
新老字形问题
傣文改进后,产生了新老两种字形。两种字形同时使用,又一次形成了民间与政府间文字使用的对立:民间使用老傣文、政府部门新老傣文同时使用。老傣文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古文献,怎样继承传统文化也是改革或改进性文字需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汉字有繁简字问题,土耳其采用拉丁文弃用阿拉伯文也有这个问题,哈萨克斯坦估计将来也有这个问题。新老两种文字并存的时代怎么处理好两种文字关系、怎样给老文字一个空间,始终是政策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现代技术发展起来后,人们的书写机会越来越少,手机、电脑输入或者语音输入机会越来越多。在信息时代,汉字的简繁字以及傣文新老字形,从输入角度来说,两者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异,文字简化的动力越来越小。相反,电脑字形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09
受拉丁化思维导致书写改变问题
20世纪我国文字改革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世界上文字拉丁化思潮的影响,确立了文字拉丁化方向。这在少数民族改进和新创中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来要求的。新创文字拉丁化如果排除没有民间基础这个要素,拉丁字母从学习的角度来说,确实方便易行,尤其是对于文盲率高又从来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以拉丁字母作为新文字创制基础是切实可行的。但对于非拉丁字母体系又有传统民族文字来说,拉丁字母的推行就会困难重重。傣文在改进时,坚持了婆罗米字母方向,但在改进过程中,受拉丁化字母线性思维影响,改变了傣文的书写方式,将傣文书写从声母为主型转向线性排列。这种改变一是改变了傣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书写习惯,二是因为线性排列,必须对韵母重新制定新符号,从而导致新老傣文之间巨大差异。这两种改变都是最遭诟病的。
10
文字改进中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继承与创新是文字改革或改进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继承就是沿袭过去的习惯或成果,或者在思维方式上遵从过去的文字规则;创新就是创制新符号或者制定新文字规则。傣文在改进过程中,声母和声调符号主要是继承性明显,尽管声调符号重新创制了新符号,但由于与老傣文之间存在较强的对应关系,批评也相对较少。批评较多的就是韵母和书写方式变化很大,其中书写方式变化是最根本的,书写方式变成线性了,就必然要求韵母发生变化。这种创新对传统文字来说究竟有多大意义不好评价,但现实问题就是造成了新老傣文之间的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已经超越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范围。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文字改革或改进过程中,文字改革者主要角色是整理文字还是推出新文字规则。从文字史来看,整理更易为群众所接受,而颠覆性的推出新规则就不易被接受,除非有持续和强制性教育作为支撑。新傣文当初如果不改变书写方式,而是对老傣文韵母多种写法进行规范和确认,这种改进或许就会成功。实际上现在傣文信息化就是整理和规范了老傣文的写法。
11
文字改革中的教育问题
语言是习得的,而文字却必须靠后天学习,这就要求有教育作为支撑。这种教育是广泛的,可以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专门的教育,如宗教教育等,但无论是哪种教育,都必须保证教育的普及性和延续性。傣文双语教育跟其他新创文字的教育一样,始终在风雨中行进,致使新文字被群众接受度一直很低。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佛教,寺庙中的老傣文传承几乎未断,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老傣文重新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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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区域性与文字改革问题
文化形成某种地域性是很多文字的特点,如大家熟知的“汉字文化圈”“阿拉伯文字圈”“拉丁字母文化圈”“斯拉夫字母文化圈”等。傣文从大的范围来说,它属于“婆罗米字母文化圈”,这个文化圈产生了很多文字。这是个大圈,对文字发展有初值敏感性问题,它始终规约着婆罗米文字排序和书写形式。其次是南传佛教文化圈,也即“巴利文文化圈”,这个文化圈影响力主要在东南亚国家。如果再缩小一点,就是“兰纳文化圈”。这个次文化圈主要包括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部分地区以及我国的西双版纳和孟连。这个文化圈历史上一直以来使用老傣文。新傣文文字改进时主要立足于我,没有考虑周边情况,这在当时较为封闭的社会尚可理解。改革开放后,由于与周边民族交流加强,文字就成为障碍。这是当时老傣文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13
文字改革的路径和标准问题
从文字史来说,文字基本上都是民间创造或民间引进(主要是通过宗教),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容易在民间扎根,获得厚实的基础。官方在民众创造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整理或小范围改进,往往能获得民众支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文字,一方面阻力较大,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强权,这往往容易留下后遗症,造成社会分裂。
一个文字方案,简洁性、系统性和科学性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杂乱无章、没有科学性的文字生命力是极为脆弱的。不过同时,科学性并不是文字方案的唯一指标,过于强调科学性,有时就会变动太大甚至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因为大多数传统文字都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一个层叠系统,沉淀累积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优秀成果,它内部不是匀质性的。强调科学性就需要对那些非匀质性的东西进行改进或改革。但问题往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文字也具有较强的人文性,它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创造,也会留下大量的文献典籍。在文字改革时,如果能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较多地考虑人文性或习惯性或许遇到的阻力就会更小,改进或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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