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研究》| 陈双新 语言学家谈语言文字规范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调研”项目专家访谈总结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5年第1期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ZD173）、《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 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项目编号：14ZDB099）、国家语言文学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调研”项目的支持。调研项目主持人为李宇明教授，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陈双新、邵杨、饶高琦、吴雪钰、刘楚群、张燕、徐欣路、聂丹、姚敏等。本文执笔人为陈双新。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主持制定和发布了40多项规范标准，这些规范标准实施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针对当前新的社会形势和国家对语言文字工作新的指导方针，近期应该制定哪些新的和修订哪些已有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为此，课题组访谈了全国范围内参与过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或在相关领域研究成就突出的 98 位专家。本文从12个方面对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分类整理和总结。

关键词

语言文字  规范标准  专家  访谈

    2012年12月，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发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完成《纲要》中提出的到 2020 年“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基本满足社会需求”的总目标和“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订和修订工作”等重点工作①，国家语委设立了“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调研”项目，项目主持人为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2013 年8月到9月，课题组访谈了全国范围内参与过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或在相关领域研究成就突出的 98 位专家（名单附于文末）。专家们对规范标准的系统性、对规范标准的推广执行问题、对部分已有规范标准的修订、对应该立项研制的新的规范标准等，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现将专家们论及的与语言社会生活关系密切而又十分重要的语言文字问题的意见简要概述如下。限于篇幅，多人提出的相同意见不具列。

①2014 年3月10 日，国家语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语言文字信息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重点任务”的第二项就是“制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急需的规范标准”，并列举了“制定包括字形、笔画、部件、结构、笔顺、字序在内的大字量汉字属性标准，普通话语音标准，信息技术产品相关评测认证标准，资源库的选材、建库、加工标准”等具体任务。

一、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体系、

基础设施和理论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布了语言文字一般社会应用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规范标准 200 多项，仅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颁布的就有42项（数字统计截止到实施访谈的2013年8月）。然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建设还不完善。专家们指出，这正是今后国家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制定规范标准时应该特别关注的方面。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认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我们现在一般是将国际标准作为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下面应该有行业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理论上应该高于国家标准，因为国家太大，如果所有的标准都要求很严的话没有办法执行，但是某一些行业可以有自己比较严格的标准。之所以重视这样的规范标准，是因为我们现在明显地意识到，从国家的发展来看，如果把物理上的海关叫第一海关，那么规范标准就是第二海关，它可以保护我们民族的市场、产业，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所以规范标准一方面是要使自己的产品质量走上去，第二个是充当第二海关的作用。外国的产品入了海关之后，需要检查，检查就要靠标准。所有规范标准都成为我们保护国民利益、国家利益的极为重要的第二海关。我们现在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必须放到一个大的环境里面来看，它过去主要是意识形态文化上的事情，现在除了保护我们的文化产品，还有很多重要作用。不符合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东西，就完全可以把它堵在“海关”外。比如进口电影，如果字幕不合格，就可以不让其进入我们的电影市场。教育市场同样如此，工业产品、计算机产品、字库产品、医药产品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国家当前只有工业标准而没有别的标准，因此我们只能从质量上去堵，第二海关基本上处于失守状态。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于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国家民族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最近最应该关注的就是电子书的标准。“电子书包”正在试验中，它除了要有一般的设备方面的工业标准，还应该有语言文字方面的标准，比如纸的反光度怎样才能够适合阅读，里面的字号大小、字体是否恰当，翻页是否符合读者的心理习惯，等等。但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关于电子书的语言文字标准。这样一来，制定规范标准的主体就逐渐转移为产品生产者。在新的时代，规范标准制定的主体，应该逐渐从国家转向产业，包括辞书产业、教材产业、科技产业，然后国家把那些好的产业标准上升为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再上升为国际标准。采取这一套程序，可能是规范标准工业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强调，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要特别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通用规范汉字表》做了那么长时间，很多问题是基础设备不好造成的。现在没有文言语料库（特别是没有按年代的动态语料库），也没有社会性的语料库和基础语料库。社会性的语料库要考虑性别、年龄、地域。方言做了很多音档，但没建库，没有平台。所以不管我们想做什么东西，基础设施是第一要义。没有基础设施，所做的规范标准永远不是准确的。

    王宁教授还特别指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要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很多理论要考虑，比如说文化的上中下三层次理论、汉字结构理论、字用理论、字本位理论、汉语和汉字的辩证关系等等。字的书写和识读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书写和识读遵循不同的规律，互相协调向前发展：写字要写得越简单越好，认字就希望信息越丰富越好。但现在字进电脑了，光认不写，书写慢慢就淡化了。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在信息社会，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对字的态度要不要改变？自从有了计算机以后，人和字的关系、人和计算机的关系、人和书面语的关系有什么变化？这些理论都没有人考虑，我们写的文章也没有人看。另外，理论不普及，对文字和语言的理性认识就不够，社会上对语言文字的认识也比较少，做什么东西社会成员就不理解，不理解就不利于工作的推进。信息社会很多东西在飞速发展，我们现在跟不上社会怎么发展的语言文字在社会上是什么地位，都没有很好的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杨尔弘教授认为，要特别注意计算机信息处理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目前我国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的规范标准的研究不占优势，反倒是外国人在研究，像藏语规范已经推出来了。从战略的角度来讲，这是很急迫的事情。另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可能属于交叉学科，既懂信息技术又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太少，沟通又不太方便。因此国家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把制定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处理规范标准的这支队伍建立起来。

二、繁体字与简化字

    有关繁体字与简化字的问题，近些年来很受大众关注，不时成为各大媒体讨论的焦点。每次讨论，影响都相当广泛。参与者涉及领域众多，从政界、学术界、文化界到娱乐界。问题涉及面也很广，从字形繁简到传统文化，从一般应用到中小学教学，从繁简转换到两岸文字统一，等等。

    对于有些人提出的恢复繁体字问题，专家们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研究员认为，简化字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方便，现在要逐步废除会不得人心。她说，简化字由于笔画比较少，在计算机上也显得形体清晰。简化字已经走向世界，会对传播中华文化发挥有利的作用。况且，简化字的数量并不多，独体简化字 480 多个，加上类推简化字，一共 2 200 多个。除此之外的那么多字，两岸和全球华人使用的基本一样。所以如果有人说中国大陆禁止使用繁体字，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不科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里规定了文物古籍、姓氏、书法篆刻、题词招牌以及出版和教学中涉及古代诗文、古代文化的都可以使用繁体字。文字的使用由繁到简，反之则难如果征求群众意见，恢复繁体字的倡议也不会通过。不过，她认为少数简化字的字形确有改进的空间，只是现在群众习用久已，要想改也难了。她还指出，为了加强大陆及港澳台语言文字的交流，最终实现“书同文”的远景目前大陆应逐步做到用简识繁，在一定范围内简繁由之，台湾则用繁认简，在一定范围内繁简由之。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曹先擢先生认为，文字使用有习惯性，一旦成为习惯就很难改变。比如说“餐厅”的“餐”，笔画很多，有时候想把它简化，但是不敢。所以要充分估量社会的接受程度。

    王宁教授认为，要把繁体字和简化字看做两种不同的文化诉求。她说，台湾用繁体字，大陆用简化字，不要把它作为一种不同制度的信息对比，不要让它对立，不要再加大它的差别。简化字改一个字就有一大堆波动，如果恢复繁体字，我们国家要付出的代价难以想象。但是简化字也不能再扩大，不能无限类推，维持现状就可以 。

    安徽大学黄德宽教授认为，繁简字问题应该允许争论。因为繁简二元并存，争论中会形成一个张力，一方面繁体字有利于历史传承，一方面简化字不断强化地位。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哪些场合只用简化字，哪些场合可以用繁体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允许在六种情况下使用繁体字，用繁体字就要强调规范地用。他特别提到应该制定繁体字或者说古籍用字规范标准。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也指出，现在繁体字没有国家标准，所谓繁体字的标准是台湾的标准，而台湾跟大陆的规范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比其他一些问题都重要，是当务之急。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张书岩研究员认为，当前社会上总是有人把简化字看成造成文化缺失的罪魁祸首，这可能跟时代特点有关系。当前确实有文化缺失、文明倒退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某种程度上就是金钱至上，从而导致心态浮躁，没有人愿意去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文化素质相应也就降低了。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到简化字身上，让简化字成为替罪羊。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研究员认为，近些年关于繁简字问题的讨论包含许多对简化字的误解。汉字最重要的功能是记录汉语的词。汉语词的词义跟记录它的形体，可以有一定的联系，但关联度不是很大，起码不是特别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字不管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记录的功能都一样，不管是简化字还是繁体字，这个功能（包括印刷古书和传承传统文化）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汉字书法确实是中国文化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也不要过分强调。因为记录汉语是汉字最重要的功能，美学功能是相对次要的。况且用汉字的人那么多，懂书法、会书法的毕竟还是极少数。当然简化字本身也不是没有缺陷，最大的问题就是同音替代所造成的一个简化字对应多个繁体字，很多攻击简化字的观点就是这个方面。制订《通用规范汉字表》时起先也想稍做调整，后来发现太难了，要改过来成本太高。这个问题如果是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果真的不能考虑，那就要在繁简转换的技术上多下功夫了。

    繁简转换是当前繁体字与简化字之间的焦点问题，尽管转换软件已经不少，但最后百分之几的准确率都难以突破。有人认为，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建立更大的资料库来提高计算机处理技术。北京师范大学王立军教授认为繁简转换问题的根本，不是计算机技术问题，而是语言文字本身的问题。简繁转换出错就出在简繁不对应上，如何用语言环境、语言背景化解不对应的简繁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要摸清楚简繁一对多都有哪些，要彻查一对多简繁汉字出现的静态和动态环境，并用统计学或者别的办法把它梳理出来，然后再用计算机技术去实现，这个问题就会得到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当然，不管怎么研究、怎么提高技术，要想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是不可能的。这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把那些模糊的现象用机器标注出来，然后再有重点地核对，从而进一步提高准确率。大陆的古今繁简转换与两岸之间的繁简转换，一个是纵向的（即古今的），一个是横向的，二者所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应该分步骤、分层次去解决。首先做大陆内部的古今转换，就在古今这个层面上先理清大陆内部的问题，积累一些经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两岸的转换。两岸的转换除了字的问题还有更复杂的词的问题。两岸词不对应，如大陆叫“信息”，台湾叫“资讯”，繁简转换时如何处理？王立军教授不赞同直接替换，因为那样的转换就相当于一种翻译，这种翻译转换实际上破坏了原来文本的面貌，不利于了解对方，误以为对方就是跟自己一样。简繁转换就应该如实地从字的层面去解决这些问题，词的问题要靠学习。值得注意的是，词对应转换很容易出错，不过这方面工作也可以做，就是用另外一个可选的工具，有“字对应转换”“词对应转换”两个选项，形成双开门。①

①为落实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关于两岸合作研发汉语文本简繁转换系统的共同建议，厦门大学、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于 2012 年底联合研发《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该系统于 2014 年 11 月通过鉴定并上网，供广大用户免费使用。

三、新旧字形规范及使用范围

    新旧字形问题在一般大众使用过程中并不突出，但在古籍整理界、辞书界以及两岸书面和网络交流过程中十分明显，因此很受关注。主要表现在大陆印刷繁体字古籍时，应该用与传世古书字形原貌基本相同的字形（通称“旧字形”），还是使用与现代规范字形一致的新字形？编纂辞书时，国家公布的有关字表之外的字用什么字形？大陆与港澳台交流时用什么字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程荣研究员认为，简繁问题和新旧字形问题是纠结在一起的，比如把古书中的字转换成现在的规范字，有的是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转换，可是有的没有涉及繁简问题，但涉及新旧字形问题，转还是不转，要有原则。《通用规范汉字表》中 8 105 个字以外的字，古书里肯定有，转换时是不是表内的转换为新字形、表外的沿用旧字形？这需要明确。两岸字形转换的时候不仅仅是繁简问题，也存在新旧字形问题，比如说“米面”的“面”，进行大陆跟台湾的简繁转换时，就不能用大陆确定的繁体新字形“麵”，而应当用台湾确定的标准字形，即半包围结构的“麵”。现在电脑字符集当中，新旧字形有的分别编码，有的不分别编码，就不大好。编码上最好同等对待，至少把大陆的通用规范字中有新旧字形的都编上码。对于通用字以外的字是否要用新字形的问题，要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另外新旧字形究竟有哪些字，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新旧字形对照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不是全部的，目前通行辞书中附列的新旧字形对照表，实际上也是举例性的。所以要做好新字形方面的工作，应当先把比较完整的新旧字形对照表编制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研究新旧字形的使用范围。关于新旧字形的使用范围问题，王立军教授认为，要区分通用层面和非通用层面：通用层面的汉字应该是统一的；对于那些不常用的或者是只在古籍中才用的汉字，不应该改造为新字形。

四、对异体字的认识及异体字整理

    黄德宽教授认为，异体字是一个历时概念，在历时层面上的异体字留给专家、学者去研究，国家不应该再出异体字标准。我们出台异体字标准的基础是历史文献，整理历史文献中既存的异体字，对普通民众或社会用字规范是没有必要的，没有针对性。异体字作为历史用字现象储存在那儿是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课题，它留下了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一些线索和轨迹。如果我们把它规范后印出来，古籍的历史反而发生了变化。因此这是专家的课题，而不是规范的任务。

    程荣研究员和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教授都认为，对于大型权威字书的收字和计算机已编码的汉字进行大范围的异体字整理很有必要。应当弄清楚，在计算机大字符集的七八万个汉字当中，哪些字是哪些字的异体，否则在大字库里不断增加异体字和错别字，表面上看给使用者提供了方便，想打哪个字打哪个字，但是在很多字当中选择正确的就会越来越困难。当不容易鉴别的时候，就会随便选用，这对于汉字规范化工作非常不利。因此，整理异体字的工作是当前做好汉字规范化工作的重要一环。

    王立军教授认为，当前的异体字整理需要分两个层面：在通用字层面确实需要对异体字进行整理，凡是与通用字具有严格异体关系的字就不能在现代通用层面使用。这里必须把握一个概念——“严格异体字”①，如果使用有交叉就应该保留；大型字库里面的严格异体字也需要整理，但其中有些也出现于古籍中。由于出现的时代不同，它的应用就不完全对应，整理这批字确实非常难，所以做这个工作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包含古今汉字信息的大型汉字资料库。建这种资料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精力，一步一步、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做，合理选取汉字发展史的切面，分步骤逐步完成，然后以《说文解字》中记载的小篆这个切面为坐标，把那些切面穿起来，建立一个大型的、能够体现汉字历史发展层面的汉字字际关系信息库、资源库。所以，整理异体字不能就现在的字库去做，而要以古籍实际的应用情况、应用的字形为基础做起，才能全面科学。

①“严格异体字”是指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替换的字，又叫“狭义异体字”，如“峰—峯”“凳—櫈”等。

五、规范标准的宣传推广与贯彻落实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费锦昌研究员认为可以根据社会不同层面、不同需要，编写面向不同群体的规范标准的解读读物：给记者、编辑用的，可以编比较详细但不那么全的；给一般老百姓查阅的，可以编一个通俗性的读物。还要加强培训工作，分期分批培训语委干部、图书编辑、教师等，只有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研制出来的规范标准社会知晓度才能提高，才谈得上贯彻执行。但贯彻落实要首先处理好规范标准的整合优化与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约定俗成跟科学调整之间的矛盾。比如上世纪 50 年代，有语言学家提出“恢复疲劳、打扫卫生”的说法不规范，但是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改。所以到底是遵照“习非成是”还是“改非为是”，不能一概而论，有好多问题可能不是完全能用“改非为是”来解决的，有些时候可能就要“习非成是”。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张世平认为，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推行方面，有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以学校为基础。规范标准的宣传和推广，除了面向社会，还要重视学校这个基本阵地，要发挥学校的基础作用。做好了学校的宣传工作，事半功倍。因为学生们源源不断地走上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从源头抓起的工作。学生在知识点和语言文字的学习中，可能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第一次遇到某个概念之下的一个问题时，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有浅有深地解释。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现象，而是一类问题。对于这一类问题，要知道国家有哪些规范标准。这样学生以后遇到其他问题或同类问题，就能够有规范意识，能够主动找相关的标准查一查。这可能是一种比较现实和有效的教育方式。

六、普通话与方言

    推广普通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方针，但对它的作用很多人认识不足。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陈章太研究员认为，推广普通话在国家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应该从语言经济学角度对普通话推广和普及在我们整个国家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做总的评估，要有具体的数据。我们国家今天政治上高度统一、社会高度稳定、市场经济发展极快，可以想象普通话所起到的作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刘朋建对普通话的作用做了很好的比喻，他说，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学校教给孩子知识是给他力量和腾飞的翅膀，而学好普通话就好比给翅膀再配上漂亮的羽毛。

    近些年来，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与前文所述的繁简字问题同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大众如此关注，媒体的讨论也十分热烈，这个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陈章太先生作为参与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国家语委老领导和语言学家，他指出在制订语言文字法时已经考虑到方言分歧问题，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克服语言交际障碍，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方言演变非常缓慢，濒危、消亡更缓慢，不用担心推广普通话就会挤压方言。他很不赞成保护方言和为方言立法。有人提出方言进课堂，他认为可以在教学中增加一点方言知识，但设方言课是不妥当的。单独设方言课没有意义，起不到保护方言的作用，相反会干扰整个语文教学。由于语言交际的需要，有个别的方言萎缩、濒危或消亡，这也是语言进化的一种表现，是一种进步。

    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教授强调，要从国家政治学、地理经济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多角度来综合考虑普通话与方言及民族语言的关系问题。双语教育（包括在汉语方言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普通话）应该有一个语言保持，就是说学普通话的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方言，这样就不会出现语言濒危的问题。所以语言濒危不是一个真实的命题。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发展，有些语言消失是正常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语言都消失了。更何况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想为了维持自己的语言让自己边缘化。现在老是强调抢救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可能会强化地方意识。还有人说要为方言造文字，他认为这绝对不能允许，同一种语言造不同的文字不利于国家统一。张维佳教授还对“普通话”的名称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现在把国家通用语定名为“普通话”是不妥的，对内应该叫“国语”，对外可以叫“中国语”或“华语”，叫“中国语”比较好，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代表国家的语言。在国语下面才是汉语、维吾尔语、蒙古语等，汉语之下有方言。有了这种定位，“挺粤语”“挺吴语”之类的事件也就很容易处理。

    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屈哨兵教授提出，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国歌、国旗、国徽，就差第四个概念国语。他建议对国家通用语言应该更加精准地定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极易受到国家语言安全和国家统一的挑战。“普通话”的解释不是“普普通通”，而是“普遍通行”，但“普遍通行”只是功能上的描述，不是一种国家意义上的定位。这个问题现在不面对，今后迟早还得面对。

    北京大学王洪君教授也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高于方言和民族语的全国通用语言，它实际上是一种国语的性质。它是全国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在正式的官方场合或者文化教育的场合，都应该使用的语言。她还提到，现在主要有字音异读的规定，没有关于普通话语音方面的具体规定，建议建立标准音的示范语音库。

    江蓝生认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社会背景差异很大。改革开放前都是封闭的，很多人没跨过村、没跨过县，更不用说跨省。这种封闭性就造成方言的势力非常强大，推广普通话的难度也就很大，所以要采取很多的措施、方法。但现在完全变了，你不让他学他都得学，不让他说他也得说。那么多打工者，他觉得不讲普通话简直是寸步难行，也找不到工作。社会背景变了，我们的政策要做到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并行不悖。方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是一个情感的、文化的纽带，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方言凝聚人心、情感的纽带作用。她特别强调，主张保存方言绝不是反对推广普通话。

    不少人认为当前一些方言的弱化或者消失，与推广普通话有直接关系。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说，语言永远是发展的，不推广普通话它也要发展。有人说方言消失都是推广普通话的结果，这话是不对的。方言发展中肯定要受到共同语、其他方言乃至外语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是引领方言的发展走向统一的途径。这对完善语言这一交际工具的职能有百利而无一害。方言无需消灭，更不可能消灭。“抢救方言”的口号是吕叔湘先生提出来的，但吕先生的原意是，方言迅速变化，向普通话靠拢，要及时调查记录，为后世保存现实方言的实况。而近几年国家语委正在做的有声数据库建设实际上就是这个目的，把方言的声音录下来，还有录像，这些都很必要。近年来不少人提出保护方言，或者说保卫方言、抢救方言，如果是针对普通话而言，那是没来由的。吕叔湘先生提出的保护与抢救方言就是把方言及时地记下来，没有人说推广普通话要消灭方言。

    暨南大学詹伯慧教授也认为推广普通话不会影响到方言的存在。影响方言的是家庭。

七、地名用字问题

    地名用字与每个人都有关，这项工作既需要专家们从语言文字学角度把握其科学合理性，更得尊重其人其地的使用习惯。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原副所长商伟凡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地名问题。课题组对其访谈时，他从地名的用字、读音、组词、拼写四个方面谈了地名与语言文字工作的关系。

    对地名中的生僻字，他开始时想减少、缩小它的使用范围，到现在转变为尽可能要保护，因为它是历史的积淀和化石，是地名文化遗产，如云南的澄（澂）江县、湖北的鄱阳县、福建的侯官县、黑龙江的爱辉（瑷珲）县、山西的洪洞县等。生僻的、用的很少的字所记录的，常常都是历史最悠久的地方，有的是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2007 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对于地名中罕见的生僻汉字，再不应该持排斥的态度，而应是保护、开发和弘扬的态度。

    地名的读音很复杂。比如福建冠豸山的“豸”念zhài还是 zhì？①广州番禺的“番”原来念 fān，现在变成 福建厦门的厦”为什么要读成 ②六安的六应该读 liù还是 lù？蚌埠的蚌读 bàng还是 bèng？河北大城县的“大”读 dài还是 dà？③这些地名的读音有方言的因素，也有换字的因素。地名定音应该遵从北京师范大学李运富教授提出的“据义定音”，即根据地名用字在地名中的意思来确定它读什么音。

①民政部、教育部、国家语委曾联合发文应该读 zhài 。

②厦门古时候是一个岛，岛那时叫门。“厦”最初是“上下”的“下”，与其相对的另一岛屿叫上门。后来被人雅化，把“下”换成了“厦”。但当地人“厦”就读 xià，而不发 shà这个音。

③当地 50 岁以上的人还有一些称它为大（dài）城，50 岁以下的人都称大（dà）城。

    地名的组词需要相当慎重和周到的考虑，如果没选好不但会带来很多不便，改动起来也会花费极大的精力和财力。如 2010 年国务院同意改名的襄阳市，建国初期为什么没有直接叫襄阳而叫襄樊市？因为当时是选取了襄阳县和由它管辖的樊城镇中的各一字组合而成，现在看来当时的选字组合过于简单。字数太少的地名有如何加字的问题，如河北易县、霸县，四川万县，广东梅县，河南林县、辉县等都是一个字做专名。县改市或县改区时，一般在中间加字，如霸县改为霸州市、梅县改为梅州市、林县改为林州市①，但辉县叫辉县市似乎就不太顺畅。字数太多的地名又有如何减字或简称的问题，这一般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名中。如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②，由于太长，除了县政府的大牌子写全了，在别的场合都省略为双江县。又如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般就取首尾两个字称为巴州。

    地名的拼写问题最麻烦。商伟凡研究员认为，汉字的拼音化是给中国人看的，仅仅是为汉字注音，而地名的罗马化是给外国人看的，包括了音译、意译。因此这是两个概念，是两回事，应用范围不同、对象不同，处理原则也应该不同。给外国人看的地名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让他们看懂，全用汉语拼音其实达不到目的。比如西湖的三潭映月、九寨沟的珍珠滩、大理的蝴蝶泉，用汉语拼音就不能描绘其中的意境。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联合国要求各国地名拼写单一罗马化，但现在在中国境内的地名，有完全的汉语拼音，有一半汉语拼音一半英文，如将一般位于地名最后的街、路、站、水、山、岛之类通名译为英文，还有的是用原来的威妥玛式，台湾还有一部分是用所谓的通用拼音，还有少数民族语自己的拼写方式。所以中国地名的罗马化历程非常艰辛坎坷，任重道远。

①这些地方古代曾做过州。 

②双江是指交汇于县境东南的澜沧江和小黑江。

八、普通话异读词问题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审定了 31 个文白异读的音，比如：露，文读 lù（如露天），白读 lòu（如露富）；熟，文读 shú，白读 shóu，等等。王洪君教授认为，还有不少类似情况需要审定，如：“脖颈”的“颈”读jǐng还是 gěng，“四五六”的“六”读 liù还是 lù，“麻雀、家雀”的“雀”读 què还是 qiǎo ，“柏树、柏林”的“柏” 读 bǎi还 是 bó？ 还 有“血”（xiě） 和“血”（xuè）、“乐”（lè）和“乐”（lào）、“色”（sè）和“色”（shǎi ）、“宿”（sù）和“宿”（xiǔ），等等。文白异读在古代的来源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的标准语言或者方言中有了不同的音，因此现在有两种读音。可是这两种读音其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文读用在正式语境，白读用在非正式语境；一种是词汇的分工；有的是两个都有。因此很难处理。有的可分别归到方言和普通话（如“雀”读 qiǎo归到方音里），有的可以都留下来（如“宿”读 sù和 xiǔ），按词汇异读比较好。作为国家语委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主任，王洪君表示审音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还要再讨论。

九、网络新词语与字母词

    江蓝生认为，网络语言不讲规矩，大家都能看得到，英语和汉语混杂，有超常的用词、造句，等等。例如很随意的名词做动词（如“我电邮你”）、名词带数量补语（如“百度一下”）、名词做形容词（如“很女人、很中国”），不满足于一般程度副词“很、特”而用“巨、超、爆、雷”，等等。对这些超常的现象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要一概地痛斥、反对，只不过现在用得太多太滥了，应该在度上加以限制，而不是全盘否定。但是网络语言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也不能小看，要有一定的限制。比方说不能够生造，像“囧”字本来是个异体字，好像是“光明”的意思，并不是“古怪、尴尬”的意思，结果这个错误由于一部电影弄得全国通行了，这就是审查部门的失职。还有像低俗的“屌丝”，应该坚决封杀。对一些低俗的、完全错误的网络语言现象我们态度鲜明，绝不支持，而对于一些创造性的、于古有证的用法我们就观察一段。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程荣研究员也指出，对当前新词语的规范应当特别关注，并及时加强柔性引导。这种引导跟约定俗成实际上并不矛盾，不能等到非规范的东西都泛滥成灾了再出来说话，如“屌丝”这样的用字造词一看就低俗，应当当即制止，但刚出来时没及时引导，越用越滥、越用越多，影视上也出现了，现在再出来说话就已经晚了。对字母词问题，她认为在汉语使用中可以有，但现在太多了，会直接影响汉字词语的区别率，影响汉语的交际，也影响到汉语的纯洁性，应加以规范性地积极地引导。辞书对字母词不是收不收的问题，而是要讨论怎么收，该怎样引导规范。工具书最主要的功能是查检，读报时不明白 GDP 是什么意思，得有地方查。《现代汉语词典》后边的附录可以查到GDP的意思，然后到正文 497 页上有“国内生产总值”正条，这就解决了读者查检问题，而且给读者一个规范的指向。在辞书收不收字母词的争论上，大多数人是因不了解规范性辞书在引导规范上的具体做法产生的一种误解。

    董琨研究员认为字母词使用的必要性毫无疑义但可以下功夫做字母词的汉化。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也认为，很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研制字母词的汉化。有了汉化词以后，就不要再用字母词。

    北京华文学院郭熙教授认为，词典收字母词很正常，也是应该的。至于收的形式，他觉得《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比较保守了，其实可以放到正文里边去①，因为进入了汉语就应该收。目前字母词的争论本质是语言观念的问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应该相信汉语的力量，汉语不需要保护，也不需要汉语保卫战。

   另外，有专家指出，要制定字母词的读音规范和使用规范（包括使用形式和使用领域）。建立语言海关，将字母词第一时间转换成汉语词。国家应有专门的组织来翻译、引进及审核外来词语，负责在第一时间（黄金 24 小时之内）将新概念、高新科技的英文名词转化为汉语词。

①一些字母词已出现于《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的正文中，只是没有以正条的方式而是附于相应的汉语词形最后。如GDP以字母词的形式收录于词典 1752 页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中，同时又置于 497 页的“国内生产总值”词条最后。

十、缩略语和专名号

    缩略是人们称说字数较多的词语时经常使用的方法，比如北京语言大学简称北语。但应该如何缩略，目前没有统一的原则，以致一般社会交际中经常出现一些意义不明、歧义甚至让人忍俊不禁的缩略。对此，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傅永和研究员认为，应该制定“缩略语原则”。现在的任意缩略对语言文字规范有很大的冲击。由于领域太多，名称也太多，因此应该抓根本定原则，规定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缩略。他指出，现在更改地名、审定科技名词术语及外来词的译写都已经有跨部门的组织，唯独缩略语没有，这个应该是国家语委要管的。主管部门要从宏观上管理，不要仅仅限于具体的标准，原则一定就管住了缩略。

    傅永和先生还对标点符号的修订提出意见他说上次标点符号的修订只考虑了人文社科界的情况，没有考虑自然科学界。比如取消专名号给计算机自动分词带来了太大的麻烦。制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现在已经不只是为传统的听说读写服务，要考虑机器处理、信息处理，很多面向人的标准，面向计算机就不适合了。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要求是必须格式化，不能有特例。过去面向人际交际的很多标准，面向人机之间时很多要进行修订、完善，全面铺开也做不到，只能先选择社会急需的修订。

    郭熙教授也提出要增加专名号，这对汉语传播非常重要。外国人进行汉语阅读时最大的障碍是看见一堆译名，但不知道是专名，更不知道是人名、地名或是其他专名，其实加个专名号就清楚了，而且我们自己阅读也更方便。

十一、辞书问题

    董琨研究员认为，一些重要的品牌辞书，涉及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问题，应该由国家出面主持、编撰、修订。比如《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不是少数单位的，更不是个人的，应该是国家层面的。国际上公认的好的辞书，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需要修订时由国家出面，由国家来聘请最好的对口的专家。这方面国家垄断没什么不好，可以减少很多弊病，可以防止浪费人力、物力，甚至误人子弟，可以减少很多恶性竞争和低水平重复问题。

    商务印书馆周洪波编审认为，辞书是专业性很强、知识非常密集的产品，它的出版要有准入资质。老百姓一般从不怀疑辞书的质量问题，如果辞书质量不过关，就会给读者、使用者带来误导。因此，辞书需要有学术规范，这种学术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规范标准的组成部分，所以应呼吁出台辞书编撰的学术规范标准，同时还应该呼吁建立国家辞书语料库。

十二、语言服务的领域与标准

    语言服务是大约十年前才提出来的新概念，但这方面的研究发展很快。屈哨兵教授及其团队一直关注此类问题，发表成果很多。这次访谈，他对哪些领域急需语言服务进行了专门阐述。他说，目前最急需的有五个领域。一是军事，尤其在多国联合军演的过程当中。比如美国军官的语言能力是他们军官素质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二是救灾领域。这一领域的语言服务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需求都更迫切，因为救援力量常常是跨区域运作。三是司法领域。这个领域过去几乎不需要语言服务，现在人口流动性太大，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和国际化竞争当中，语言服务就特别重要。四是国际交往。比如外来人口管理当中的语言服务。五是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特殊人群是指聋哑人、盲人、自闭症患者等。这里的语言服务也包括语言治疗，这方面目前中国几乎刚刚起步。另外还有交通、旅游、国际会议、大型赛事、医疗等，范围极广，这些都应该提供语言服务。

    语言服务建立什么样的标准，每个领域都不一样。现在最缺乏的是具备语言服务能力的人才。没有人才，规范标准就没有人来制订，制订之后也没有人来实施，实施之后也没有人来评估，评估之后也没有人来推广，所以人才队伍的建设就是语言服务。各个领域语言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当前语言服务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制定出来的具体的规范标准一定要具有通用性，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能够通用。

附录：98 位接受本项目访谈的专家名单

1. 曹文

2. 曹先擢

3. 陈炜湛

4. 陈燕

5. 陈章太

6. 程荣

7. 戴庆厦

8. 董琨

9. 董振东

10. 费锦昌

11. 冯学锋

12. 冯志伟

13. 傅永和

14. 葛本仪

15. 郭龙生

16. 郭熙

17. 郝铭鉴

18. 何婷婷

19. 侯敏

20. 胡方

21. 黄昌宁

22. 黄德宽

23. 黄曾阳

24. 江蓝生

25靳光瑾

26. 李兵

27. 李国英

28. 李生

29. 李守业

30. 李炜

31. 李宇明

32. 刘俐李

33. 刘民钢

34. 刘明建

35. 刘群

36. 吕雅娟

37. 马庆株

38. 潘文国

39. 潘悟云

40. 齐沪扬

41. 钱乃荣

42. 钱曾怡

43. 屈哨兵

44. 商伟凡

45. 邵敬敏

46. 邵宜

47. 宋柔

48. 苏培成

49. 沈家煊

50沈明

51. 沈阳

52. 施春宏

53. 石定果

54. 石锋

55. 万业馨

56. 汪国胜

57. 汪磊

58. 王翠叶

59. 王恩保

60. 王洪君

61. 王建勤

62. 王理嘉

63. 王立军

64. 王敏

65. 王宁

66. 魏晖

67. 萧国政

68. 徐波

69. 徐大明

70. 荀恩东

71. 杨尔弘

72. 杨泽生

73. 姚喜双

74. 游汝杰

75于根元

76. 俞士汶

77. 袁毓林

78. 詹伯慧

79. 张建国

80. 张劲松

81. 张普

82. 张世平

83. 张书岩

84. 张树铮

85. 张万彬

86. 张维佳

87. 张一清

88. 张涌泉

89. 张振兴

90. 赵日新

91. 赵蓉晖

92. 赵世举

93. 周洪波

94. 周庆生

95. 周小兵

96. 周有光

97. 朱晓农

98. 庄初升

征稿

 《语言规划学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学科的重要刊物。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2.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4. 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 稿件要求 ~~

1. 字数：8000字左右。

2.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以附件方式发送至[e-mail]。

征稿详情请见下方往期回顾。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