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家国情怀——序《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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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家国情怀
——序付义荣主编《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徐大明教授将年届七十，他的学生们集自己的论文以致庆，名为《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用学术的方式庆贺学人，是恰当且有意义的。大明教授早年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考入吉林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南下，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出国留学，师从加拿大著名社会语言学家Shana Poplack。1998年大明教授回国，在多所大学从事社会语言学的科研与教学，努力推进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我在国家语委工作期间，与大明教授接触较多，得到他的学术帮助很大。最值得一说的是，依托他在南京大学建立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国家语委与南京大学共建了“中国语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坚实的学术支撑。在此之前，国家语委已经与一些大学共建了中国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包括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教育教材、民族语言、海外华语等多个分中心。这些分中心不仅通过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了解、发布语言生活实态，还就相关领域的语言问题进行语言规划层面的分析研究，起到了智库作用。此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已经发布，《规范汉字表》正在研制，《中国语言生活报告》（2005）已经出版，每年一次“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形成制度，国家语委正在研究“中国语言普查”和中国语言文化博物馆建设的可行性，为处理好语言关系而形成的“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理念正在成为共识。中国语言规划正处在新的历史关头。
如此形势，如此方位，国家语委需要有更为高远的战略思考，需要有研究语言战略的科研机构。2007年8月8日，在教育部，与南京大学签订“中国语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的共建协议，就是希望得到战略发展层面的学术支持。中心成立之后，大明教授即根据语言生活的实际状况和国家需求，召开了一系列语言发展战略方面的学术会议，在语言普查、语言关系处理、语言资源理念的阐发、城市语言调查、语言经济和语言产业研究等领域，都做出了学术贡献，可谓“不辱使命”。
特别是为了构建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中心不仅创办了《中国语言战略》杂志，还承担了国家语委交给的一个任务，就是将国际上语言规划领域的有影响的著作翻译过来。大明教授对此热情很高，付出很大，凭借他的学识和人缘，对国际上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初选，并出面联系版权问题。同时在国内组织专业相近、语言能力好的专家，先做试译，建立术语翻译规范和工作规范。此项工作做起来很不容易，最后形成了两套丛书：
一套是商务印书馆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有斯波斯基《语言管理》（张治国译）、斯波斯基《语言政策》（张治国译），苏.赖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陈新仁译）等。我为丛书做序，题为《了解世界怎样做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经典译丛”
另一套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译丛”，有丹尼尔.埃杰《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吴志杰译）、詹姆斯.托尔夫森《语言教育政策：关键问题（第三版）》（俞玮奇译）、米克洛什.孔特劳等《语言：权利和资源》（李君等译）、戴维.约翰逊《语言政策》（方小兵译）、艾拉娜.肖哈米《语言政策：隐意图与新方法》（尹小荣译）、吉布森.弗格森《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张天伟译）、弗洛里安.库尔马斯《文字与社会导论》（闻喜译）等。我亦为丛书做序，题为《和谐语言生活 减缓语言冲突》。
这两套丛书对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事业影响很大。其一，使国人了解了国际上本领域的近期主要研究成果，实现了中外学术的同步发展；其二，促进了本领域的国际学人与中国的交流，这些著作的不少作者因此而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或是对中国发生了学术兴趣；其三，带动了中国学者译介、研究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热情，培育了一批本领域的中国年轻学人。
一位优秀学者就是一面学术旗帜，一个中心就是一支学术生力军。大明教授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富有家国情怀，长于田野调查与定量分析，不做“椅子学问”，不靠“坐在家里看书”来解决问题。《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是他的学生们的论文，大都能体现徐教授的学术旨趣。论文集主要有五个部分：1．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2．言语社区研究；3．城市语言调查；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5．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研究。这五个部分基本上也就是大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甚至大致上也反映出他的学术历程，书中渗透着大明教授的学术思想，如言语社区理论、语言变异与变化、城市语言状况等。这就是学术的传承性，就是教师的生命价值。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城市化正在改变着中国的语言地图。欧洲城市化已有几百年历程，这几百年进程中的语言生活嬗变轨迹已难寻觅，进程中对农村语言生活造成的损坏也难以弥补。而中国的城市语言研究，可以保留下语言生活城市化的嬗变轨迹，为城市语言生活的规划提出建议，为市民适应新的城市语言生活提供帮助。
中国的社会语言学者在积极开展城市语言研究的同时，也须重视中国农村的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农村是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最主要的使用地，语言中保存着中国农牧社会的文化。随着农村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农村社区（村落、集镇等）的大量消失，相应的必然是语言或方言的萎缩与消亡，农村语言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需要记录这种变化，评价这种变化，规划这种变化，尽量减少这种变化对农村语言生态的损坏，探讨农村语言生活未来发展的合理途径。
中国社会学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并占有一席之地，原因之一是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语言学，也应关注、发展中国农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更要关注中国的语言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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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