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辽太郎：日本原来是这样（一）

1．日本原来是这样

日本人认为思想总是外来的。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友人在某篇文章中这样说过（很想正确引用，但忘了是在哪本书里，所以只好把作者名也省略了）。

这里的思想是指能够融入其他文化圈的——也就是普遍的——思想。古老的有佛教、儒教或基督教、回教，新的如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

当然，以前的日本没有产生这样的东西（思想）并不是令人羞耻的事情。产生普遍思想需要地理的或者历史的文明条件。

比如，有着多样文化的群体在一个地域集聚，有时甚至互相残杀。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成熟后（表现有点暧昧了），就会出现超越群体的普遍思想。

经过对这些思想的取舍，最终人们服从于某一个普遍的思想，得到了秩序的安定。

就像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群体，最终以儒教的胜利而告终，儒教成为国教。

或者想想这样的例子，存在于古代中国的习俗中的家族主义被孔子赋予了超越大陆内部各民族的普遍性。

总之在日本，这类的东西没有独自展开过。

十年前，当我对一位亲日的德国人提到与上述引用的话相类似的想法时，他说“也并不是这样吧”。他以美学为例来安慰我。

他说，现在作为一种世界倾向，在建筑以及室内装潢或者家具方面，日本人的喜好以另外一种形式被翻版，有了普遍性。

“只是日本人还没有认识到而已”，他说的好像是指保持了材料质地的高雅情调的白木的广泛使用，或者令人联想到茶室的聚乐壁（译者注：使用京都附近的土制作的墙壁，纹路细致）的平明的壁面，或者摒弃了繁琐的家具雕刻，在简洁的形式中体现格调的倾向等等，如果说是日本的影响也不为不可。

但是如果是这种程度的话，大部分的民族都对世界的造型思想有过影响。

比如古代西亚的人们发明的乐器对世界的乐器产生过影响，另外十九世纪浮世绘对印象派画家产生过影响，还有非洲的民俗造型刺激了毕加索及其以后的艺术家的灵感。

但是这里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指与人类或国家的发展相关的思想和日本的原型。

稍微改变一下话题。日本的古代其实非常令人难以理解。

甚至为什么大和朝廷会成为日本的代表势力，也弄不清楚。

即使在四、五世纪，大和政权也只是相对的大一些，并不是绝对存在。在六世纪还存在着没有丧失独立性的诸氏族或族长，这样的看法是比较自然的。

和上述情况相比，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到了七世纪，情况一下子都变了。一瞬间，以大和政权为首的有着高度统一性的国家形成了。在这期间，也很难想象有像战国乱世那样的大规模的杀伐，好像被狐狸迷了一样。

这种奇怪现象，在近代也经历过。1869年（明治2年）的版籍奉还就是。一夜之间统一国家完成了。

关于七世纪的奇怪现象的说明，如果画一条“外压”的辅助线，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在这之前四分五裂，因此周边各国比较安稳。

五世纪以来，隋这个统一帝国的勃兴，引起了冲击波。在日本，这个冲击波使建造大大小小的古坟的族长们有了共同的对外恐怖，由此引起了几乎是力学的现象，即群小们奉大族（这里指大和朝廷）为盟主并服从于它。

顺便说一下，七世纪的“外压”，也并不是指隋炀帝进攻高句丽（611-614）这样的具体的外压，传到日本的只是一些情报。

由情报而产生想象，进而变成恐怖，造成了共有的情感。关于这一点，和十九世纪，由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情报而产生的被侵略的想象和恐怖的共有，从而导致了明治维新非常相似。

只能用过敏这个词来形容。统一国家的构成方式也是速成的（当然不仅是日本。无论大洋东西，统一国家成立时，自古以来直到近代，都是模仿其它先进国家的体制）。

关于六、七世纪的统一国家的构成方式，当时的大和的政治家和官僚认为国家构成的芯是“律令格式”。

认为只要引进这些，就像在茅草地上拼凑组合式的小屋一样，国家也就简简单单完成了。这样的着眼点不得不令人感叹。

也许是蛇足吧，律指刑法，令指行政法，格是补充律和令或是例外的法规，式指执行律令时的细则。

“律令格式”作为一个成语，虽然不是近代法，但也可以说四者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法律体系。

律令格式虽然有着很久的历史，但到了隋唐，显现出新品的光泽，可以说大成了。

六、七世纪的日本，引进了其中的大部分。一些不符合实情的地方，被多多少少的修改了。

基于隋唐的律令制的土地制度，是王土王民制度。也即是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一人所有的思想。

这种思想好像是从儒教产生的。[诗经]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句子，成了当时中国的惯用句（之后的十四世纪完成的[太平记]也引用了这个惯用句）。

前面已经提到，今天沉睡在全国各大古坟里的族长们或氏族首领们，曾经有多少人在六世纪时还私自所有着土地和民众，保持着独立的传统和气势，一旦包括土地制度的外来律令制度被引进后，好像中了奇术或魔法一样，马上放弃了这些。

这是日本历史上的不可思议的无常（顺便提一下，这些被称为“国造”的地方的族长们，被任命为新的官制的“郡司”）。

像这样，虽然引进了隋唐的官制，但没有引进更具有欧亚大陆特性的宦官制度，也没有引进可以说是隋唐帝政的基础的科举制度。

如果这两项也都引进的话，当时的日本也就变成了中国（特别是如果采用了科举的考试制度的话，日本语也一定就变成跟中国语非常接近的语言了）。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就是没有引进作为国体的儒教。

这样说可能会引起误解。

强调一下，给“作为国体的儒教”这样随心所欲的概念加上定义的话，不是指作为学问的儒教，而是指以融入民众的孝为中心的亲族（包括模拟亲族）性的宗教意识。

从这里也产生了祭祀、葬礼的方式、或者像同姓不婚之类的礼仪及禁忌等。如果把儒教的所有东西作为整个系统引进的话，日本也就变成了中国社会。

结果，在日本的儒教可能仅限于学问——也就是书籍，而没有达到作为具有驯服民众的能力的普遍思想而展开的程度（不仅是儒教，也包括基督教、回教等）。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佛教。因为它的影响很大，不是几张纸面就可以说清楚的，留作以后详述。

简单提一下，六、七世纪进入日本的佛教，在印度看来不可思议。是在隋唐成立的镇护国家的佛教，只具有保护王朝或氏族的作用。

作为平安初期的新佛教的天台宗、真言宗，在这一点上也无不同。和奈良佛教不同，虽然有着救济体系的一面，还没有脱离隋唐的镇护国家的谱系。

也就是说，不具有把民众驯化到骨髓里的这样意味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想想印度的沉浸于印度教的民众的严重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顺便说一下，关于日本的佛教和民众的关联，也有像镰仓佛教这样特殊的佛教，特别是净土真宗的妙好人的精神现象，也不能像以上那样一概而论。但是，如果完全从大概的角度说的话，也并没有太大的误差。

——日本人总是认为思想是从外面来的。

这真是一句名言。总之在日本，没有像欧洲、中近东、印度或者中国那样，民众的一切的一切被思想化的历史。这不应该说是幸运的吗？

可是，日本人却憧憬思想。

在日本，思想只是作为书籍的形式存在。

从奈良朝到平安初期，拼死往来于唐日之间的遣唐使船的目的，只是为了引进经卷书籍。想想这些，不由得令人心痛。

另外，平安末期，应该可以被称为贸易政权的平家也频繁地进口关于宋学的书籍。再后来室町时期的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倭寇贸易）也一样。

总之，历代进口的第一项目一直都是书籍。思想本来应该是变成血和肉而社会化的。在日本却不喜欢这样。相反地却又非常喜欢读关于思想的书籍。这种奇妙的——随心所欲的——民族，如果这片岛屿以外在地球上还另外存在的话，真想去探访，了解个究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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