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前线的马家军(上)
大家都熟悉的马家军,是青海甘肃宁夏一带回民军队与民团的通称,源于满清同治年间(1863年)的陕甘回乱,因曾在1936-1937年之间歼灭过红军西路军而在中国近代史闻名。
但该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抗日功勋却鲜为人知。本文原称《抗日前线的骑八师》,但考虑到许多人对骑八师这个番号不熟悉,所以特别更换标题。
一、日汉奸、间谍在青海的活动
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东三省,随后华北广大地区又陷入了日寇的魔掌着中。
日本占据东北以后,一直将控制东起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甘肃、新疆,封锁中国西北边陲,隔绝中国同苏联的联系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但因其兵力有限,无暇举兵顾及西北,于是就派遣特务进入这些地区,企图“挑拨各民族间的感情,鼓动各民族间之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
从1935年到1936年,来青海活动的日本人显著增多。据青海省政府残存档案记录,1935年,有五名日本“学者”、“商人”由天津来青海“游历”。
1936年又有日本商人及身份不明者四人分别由张家口、天津等地以旅游的名义来青海活动。
马步芳为避免发生以外事端,授意当时的商会、农会、工会、妇女协会、回教促进会、蒙藏文化促进会及蒙古王公千百户等,联合电请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要求停发日本人来青护照。
1937年,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即加紧了对西北地区的渗透,经常派遣特务深入这些地区。
1938年,青海省政府破获了日本归绥包头特务机关松井恒白派遣的间谍马选三及化装为蒙古人在蒙古二十九旗进行煽动和侦察活动的白旦迫、潜伏在祁连县的杉荣等。
西宁、大通、湟源也破获了几起汉奸间谍案。这些汉奸、间谍均解送兰州第八战区长官公署处理。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西北地区存在着四种势力的竞争,即:日本侵略者(主要是特务活动)、国民党中央势力、西北地方军事实力派、中国GC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这四种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马步芳集团由于受国民党的领导和控制,同时也从维护地方统治利益出发,正治上追随蒋,服从蒋的命令,积极支持抗日。
二、奉命抗日
1937年8月,蒋命令马步芳(注:国民政府青海省主席)派兵参加抗战。
马步芳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呼声的感召下,对抗日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马步芳以原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所属第一旅和第二旅为基础,抽调原驻防河西走廊一带驻防的一百师部分官兵,又从驻防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军抽调第二旅马禄部和第二团马秉忠部,并征调大通、互助、湟源三个县民团,组成一个由回、撒拉、保安、东乡、汉等民族尤以回族为多的约有八千多人的骑兵师。
任命马彪为师长,马元祥为第一旅旅长、马禄为第二旅旅长、马秉忠为第三旅旅长。
1937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其番号为暂编骑兵第一师,正式任命马彪为师长,赵仁为参谋长。蒋又派第一百师正治部秘书、复兴社系的龚浔为该师政治部主任兼副师长。
马彪(1885——1948),字炳臣,回族,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甘肃省临夏县漠泥沟何家庄人,是马海晏六弟马海清的长子。
早年从“简练军”,参加过“庚子之役”,民国初年,在青海马麒部供职。1932年任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第一旅(骑兵)旅长。
1936年曾奉命在河西堵击西路军。因围剿红军有功,被蒋授予“国花奖章”。
1937年9月1日,马步芳在西宁大教场举行检阅仪式,并召开欢送会,西宁群众以隆重集 会欢迎暂编第一师东下抗日。
暂编第一师在师长马彪的率领下,从青海西宁出发,经兰州、平凉,长途跋涉,奔赴抗日前线。于1937年10月17日,到达陕西乾州(今乾县)。
暂编骑一师进入陕西以后,即隶属当时的第八战区和西安行辕指挥。各旅分驻兴平、扶凤、醴泉、永寿、和咸阳等县,休整待命。
1938年2月10日,奉命移驻临潼一带,担任陇海铁路潼西段西安至河南紫荆关公路沿线之蓝田、商州、龙驹寨、丹凤、商南、山阳公路一线的护路任务。
在此期间,该师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凤陵渡北渡黄河到达晋南芮城一带,奇袭运城的日军,确保了潼关的安全。
1938年7月,第八战区抽调第二旅马禄部脱离暂编第一师建制,调往开封以东,兰封、商丘一带,堵击西犯日军。
但该旅正在与日军作战之际,忽奉第八战区指挥部紧急电示,嘱即退守郑州以西待命。于是星夜退至泗水、黑石关。
这时蒋命令空军炸毁郑州以东花园口河堤,黄河决口,淹没了豫东和皖北十余个县区,其效果只是阻止了淮阳西犯许昌的一部分日军(当时有一部分日军乘空投的橡皮船逃走了),可是这次水灾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生命财产方面的严重损失,确实是历史上罕见的。
三、歼灭叛匪
1938年4月间,部队奉命剿灭西荆公路龙驹寨一带由日本人指挥的“白莲教”匪徒。
当时由日本特务和汉奸参加并操纵的“白莲教”匪徒千余人,盘踞在华山南麓,由几个居住于华山寺的日本人指挥,以“玄德汉明元年”为“国号”,其服装还按级别着“蟒袍”、“官服”、“兵勇”等,所用刀、枪均贴有写着咒符的黄标纸,自称刀枪不入。
他们啸聚山林,为祸一方,出没于西荆公路沿线,抢劫军需物资,袭扰抗日防地,拦截车辆、抢夺物资,致使公路无法畅通,严重影响了华中抗日战略物资的运输供应。
他们还扬言要“接受'暂编骑兵第一师的战马,成为防地一大隐患。马彪奉命后,周密部署,亲自指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半天时间,全歼该敌,使西荆公路畅通无阻。
这次剿匪,马彪师旗 开得胜,奏响抗日序曲,受到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的通电嘉奖。
四、河防获胜
1938年,在驻河防期间,驻守在扶沟县尹郭、白马庙等地的第二旅马秉忠部三团一营一连的排长马元林(原哥老会分子),与贾鲁河东的伪军勾结 ,暗杀了一营营长马尚成(今广河县人)、连长马宗林,并裹协几十名士兵过河投敌。
不到一个月时间,即给敌人作向导,带领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千余人,渡过贾鲁河,侵占了马彪防地六、七个村庄,并扬言“日本军队即将西进夺取洛阳”。
一时情况紧急,马彪电告洛阳,请求支援。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立即派庞炳勋的两个师,开到郑州等地,准备堵击来犯之敌。
但这两个师进至离前线200里处便停止不前。时值严冬季节,气候突变,风雪交加。马彪当即决定,趁气候恶劣,敌军不备之机,出动两个旅的兵力,向侵占我防地内村寨的敌伪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敌伪军数百人,夺回敌占各村,活捉汉奸马元林,并当场杀头示众。
其余数百名日伪军仓皇乘船逃遁,但因河中冰块阻撞,渡船难以行走,一半跳河淹死,一半被歼灭于岸,无一生还。
当时,洛阳后方因此敌情,搞得人心惶惶,至大获全胜的喜讯传来,该防区各县人民欢欣鼓舞。
战后,防区老百姓纷纷前来慰问,并给师长马彪赠送书写“保境安民”的万民伞一把,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与慰劳。
五、抗日英雄马禄
马禄(1895年一1946年),字福山,青海省化隆县卡力岗人,回族,自小参加哥老会,结识红帮哥老会首领王英,早期活跃于内蒙古绥远一带。
后到马步青、马步芳部下,由传令兵至班长、排长、连长,扶摇直上,直至团长、旅长、师长等要职,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
1935年河西堵击红军时,任马步青部骑兵第一旅旅长,参加了堵击西路军的军事行动。
马禄在临泽倪家营子围攻西路军时,其部魏珍团俘获红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后,马、魏二人秘而不宣,以礼相待,二十多天后,他们给黄提供便服,秘密放行,回归延安。
此事被马步青知道后,对马禄严厉斥责,最后也不了了之。河西战役后,他将俘获的两百多名红军官兵编人自己的部队,有的还授予排长、军医等职务。
以后这些红军战士随马禄部东赴抗日前线,驻防洛川时,大部分回归延安。
1939年春末,第二旅马禄部由郑州调往陕西耀县后,由驻防甘肃武威的骑兵第五军马步青部增补了两个旅,另组建成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升任第二师师长,驻防北同官(今铜川)等地,与陕北边区八路军长期对峙,始终归胡宗南指挥。
在与陕北对峙中,始终处于缓和状态,与八路军和平相处,还为八路军接济粮食、弹药,还先后热情接待了途经其防地,返回延安的朱德、秦邦宪、林彪、贺龙等八路军领导同志,表示了共同抗日的良好愿望。
1940年,马禄奉命开赴绥德驻防,兵至富县东西茹子村时,被驻地八路军阻挡。
为避免冲突,八路军领导机关派出郭化若在洛川交河口与马禄谈判。郭向马交了周恩来的信函,内容大意是:河西往事,上下人至今都未能释然,要马禄改道延川去绥德,以免发生误会。
经过谈判,马禄接受了八路军的建议,并派中校参谋白慕真,携带函件去延安晋见毛。
马禄信函大意为:我部奉命赴绥德,纯为防御日寇,对八路军无敌意,河西往事已成历史,今愿团结抗日,为免却冲突,接受贵军建议,决定改道前往等。
在白慕真赴延安期间,马禄报请西安战区司令蒋鼎文批准,取消了开赴绥德的命令。
白慕真离开延安时,毛亲自书写了“抗日英雄”锦旗一面,赠送给马禄,此成为马禄一生中的光辉一页。
马禄与八路军的友好往来,受到蒋的怀疑,曾派员到马禄部视察。1946年,马禄被免去骑二师师长职务,解甲还乡。
早在民国19年(1930年),在马禄任旅长期间,就看中了永登县大通河西岸绿树成阴,山川明秀的四渠村,并着手进行了经营。
解职后的马禄便隐居于永登县四渠村家中,耕田度日,潜心宗教。他住进四渠村后,修建了一座四合院的公馆,包括大小楼房四座,房屋108间,马棚40间,草房20间。
同时广置田园和生产工具,拥有水地400多亩,皮车20多辆,铁轮大车15辆,骡马100多头,犏牛、奶牛20多头,使用长工20多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地主。马禄在四渠村,也做过一些好事。
(一)修筑享堂峡公路。享堂峡位于窑街之南,距四渠不远,为四渠通往海石湾及青海的必经之地。
这里峰峦壁立,石山陡峭,山下是汹涌澎湃的大通河。山上是崎岖坎坷小路,仅容单人通过,尤其是石碣子、阎王砭、狮子头等处,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去,粉身碎骨。
马禄于1935年捐资动员人民劈山开石,修建起这条15公里长的简易公路,不仅人畜可以安然通过,且可通行大车,便利了八宝川的交通。
为此,当地人民在路口竖有“流芳百世,福山修路”的石碑一块。马禄为了便利四渠的水上交通,还在流经四渠的大通河上购置了渡船一只,使东西两岸畅通无阻。
(二)创办四渠回民小学。四渠村多回民,文化教育落后,马禄于1931年主持修建起四渠初级小学,有教室4座,当年有教员2人,学生有100多人,其中回民学生20多人,该校为每个学生缝制校服一套。这所学校是八宝川最早兴办的回民学校,至今仍然存在。
(三)修建鳌塔渠。为了发展四渠村农业生产,马禄大力兴办水利事业。原有水渠是清朝时修建的,渠首地势较高,以后大通河河床下降,河水引不进来。
马禄将原渠改线重建,到主卜为止,全长12公里,于1938年完工通水,将四渠及其附近的土地变为水浇地,共可灌溉4000多亩。
四)兴修了水磨。四渠盛产粮食,以往这里农民在粮食收获后,只是用小石磨加工,人推或畜拉,很不方便。马禄占用鳌塔高全二的河滩地,修了一座水磨,方便了群众磨面。
(五)新建清真寺。马禄针对四渠附近多为回民的特点,先后在四渠村和七里村兴修了两座清真寺,便利了当地回民的宗教活动。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马禄病逝家中,享年52岁。
当地回汉群众,曾在享堂峡北口和四渠村分别刻石立碑,赞扬他的历史功绩并表示对马禄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但后来两碑皆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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