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广西自治建设及与西南诸省关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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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广西自治建设及与西南诸省关系（四）

张老师海外聊史 2020-11-18

桂系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类型

1 与云南的关系

一些有关涉及滇系势力的书籍中，通常愿将其归入亲蒋而非亲桂一类，但对造成这样一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并未给予阐释。

实际上，就当时的云南及其周边形势而言，云南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南京和广西之间保持平衡。

除了在鸦片贸易上滇桂两省有密切的经济利益之外，蒋桂双方任何一个势力的衰亡，皆会威胁到其独立的地位。

但对桂系而言，保持与滇系的良好关系，不仅仅在于获取巨额的鸦片烟税，还在于使云南保持中立，并且在地方自治和建设的共同基础上携手合作，以达到区域政治整合的目的。

但是，滇桂关系因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

1927 年以前，为两省关系的第一时期。这是唐继荛入侵广西以及桂系集团为保卫其根据地而战的时期，二省之间基本上处于敌对状态。

唐继荛在 1925 年入侵广西失败后，便与北洋军阀有所联系，以反对北伐。

为此，当李宗仁将所部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加北伐时，便将有四万兵力的第七军，留下一半，交由黄绍竑统率。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既可保卫其根据地，又可使唐继荛绝了再次入侵广西的非份之想。

1927 年至 1930 年，为第二时期。这一时期两省关系虽有改善，但广西最终仍受到滇军入侵的困扰，尽管滇军终被桂系军队驱逐出境。

1927 年，唐继荛去世，龙云出掌云南大权。因龙云的权力受到省内其它几个派系势力的挑战，故而龙云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以树立其在省内的绝对权威。

于是，他选择输诚于南京政府。就当时那一代的军人领袖总体的追求而言，基本上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将国家的政治整合作为其政治的理想，龙云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对于一个刚刚掌握一省大权的人物，自然希望能得到国家更高当局的支持。

在南京政府中，龙云选择了蒋。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桂系诸公的军力虽然强大，但却并没能控制中央政府，尽管他们曾经权倾朝野于一时。

在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蒋中正一系的势力。在讲究“法统”的国民党内，“法统”意味着继承孙中山的衣钵。

至于孙中山的思想、内外政方针以及对待各派系的手段和做法，是否恰当合宜，以及是否适应时代需要，在当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时势使然，孙在生前已是国民党内独一无二的领袖。因此，自孙死后，国民党内无论是谁，只要是能把自己装扮成适合“法统”，也就有了机会继承孙中山的衣钵，从而成为国民党的掌门人，进而成为全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这一点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中正等，斗得你死我活，皆因上述前景太过诱人之故。

但桂系诸领袖却与此位子无缘。这大概是当广西李、黄、白崛起于八桂、并致力于以后的中国统一之时，尽管孙中山及其手下诸公开府广州，虽政令不出几里，但仍视李、黄、白辈等为地方势力，而那些无兵无钱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却自视为正统的代表之故。故桂系如想入主中央，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有了正统的支持，对于龙云巩固其在云南的统治，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与此同时，桂系与当时的蒋中正系，自宁汉分裂以后，由于内政外交方针的分歧，冲突亦日见明显。

加上龙云又是 1925 年唐继荛军队入侵广西的主将，在这种时候，龙云亲蒋而疏桂甚至反桂，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故当 1929 年李蒋关系破裂，蒋中正下令进攻并消灭桂系在湖北的部队时，龙云便首先起而响应，抨击桂系。

同时，他还准备派兵经由贵州，远征广西。只是由于受到黔军的猛烈抵抗，无功而返。

但龙云最终还是找到进攻广西的机会。1930 年，龙云趁李、黄、白的广西主力与张发奎的第四军远离广西，为策应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华北反蒋，北上湖南作战之际，驱兵三师，由卢汉统帅，围攻南宁达数月之久，直至被回援的桂军和张发奎第四军击败，退回云南。

不过，龙云与李、黄、白关系之恶化，可能不仅仅是因前者亲蒋之缘由，而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桂、滇间因鸦片过境税而引起的争执，导致滇系利益受到损害之故。

自然，经济的原因（确切地说，鸦片问题）还是将双方最终拉到了一起。

1931 年之后，桂、滇关系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的阶段，但始终难以达成合作。因为这一时期，双方当权者都已牢牢地掌握了各自省内的政权，内部较为稳定。

李宗仁为促进桂、滇两省间的关系，不断派遣高级干部，前往昆明修好。当时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参谋长的叶琪，便曾多次拜访龙云。

为了能使云南在政治上与桂系及西南两机关行动一致，李宗仁还请当时西南两机关精神领袖胡汉民，修书致函龙云，表明了他想改善与龙云的关系，并希望其在对外政策上与西南两机关一致行动的愿望。

信中有云：

弟以为今后欲复兴革命，推展大局，首在党务之整理，次则为政治上之改革，而西南之精诚团结，力谋建设，尤为当务之急。

这封信从某种角度上可解释为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以造成区域的政治整合。为此，李宗仁还曾有意亲赴昆明，拜会龙云，只是因故未能成行。

为了加强与云南的关系，李宗仁甚至还与龙云结拜为把兄弟。他们之间的金兰之交，可能是通过通讯的形式建立的。

从龙云致李、白等其他人的密电中可以看出，龙云与李的关系不同寻常，主要表现在称谓上。

对于其他人，甚至于部下，龙云皆自称为“弟”，而称对方为“兄”。但给李宗仁的密电信函，则多称李为“如弟”，自称“小兄”，等等。

例如，在龙云 1935 年 2 月 5 日致陈济棠及李宗仁的密电中，他称陈为“兄”，而称李为“弟”。

唐德刚教授亦曾指出，“李与龙云曾结拜金兰。 ...... 我想此事可能发生在 1933 － 35 年间。记得李曾亲口告诉过我，当时龙云未经过任何事先安排，突然派人送来广西一张盟贴。李说，他并不喜欢与龙云结拜为把兄弟这种 ' 封建意识 ' ，但他显然并未拒绝龙云结拜为把兄弟的这种友好姿态。因此，他们结为把兄弟应无问题。”

无论如何，当时李宗仁等显然是致力于改善与滇系的关系。龙云虽然也从经济的角度着眼，与桂系建立起友好关系，但在政治上，则扮演着两个不同的角色。

第一，龙云经常将桂系的军事与经济活动向南京密报，充当一种桂系的监督员的角色。

这也可能是向南京表忠，也可能是对桂系的一些活动或政策不了解、不放心。

不管是什幺原因，龙云经常向南京密报广西的军政动向却是事实。广西档案馆中，就收藏有相当部分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中转抄来的这方面的密电。

例如，龙云曾多次致电南京，密报桂军集结龙州、购买法国枪械之事：

查桂逆负隅邕柳，械弹两缺。此举大举西进，集中龙州，意在向法人购械，众口暄腾，难免不成事实。除嘱令驻滇外交特派员向滇法交涉员预为交涉防止外，请速饬外交部向法使妥为交涉防阻，以免资敌，而贻后患。

南京当局接报后，当即令外交部采取行动。再如， 1934 年，龙云再次密报，略谓桂系已获法属安南政府财经援助，并建有军械局、飞机场于南宁附近。

同时，尚有购买了价值达五百万元之法国军械。蒋中正获报后，曾令龙云设法阻止之。

因上述二件事情的进一步档案资料难以查阅，故无从得知龙云与蒋中正最终采取了何种措施，以及结果如何。但有资料表明，龙云的情报显然是有迹可循的。下面的几件事可资佐证。

1932 年，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与桂系边防对讯督办李品仙，均被邀访越；次年 12 月，李宗仁亦亲访河内，受到法属当局热烈欢迎。

随后，法属安南当局也回访了南宁。双方之间的这些举措，显然是意在改善桂系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广西。

此外，李宗仁后来又任命曾留学法国的桂军骁将覃连芳，担任桂系边防对讯督办一职，可见当局的安排与用心良苦。

实际上，当时的新闻媒体对此也曾有过报道：“桂省现与安南当局进行向法国借款三千万，以矿产及龙越铁路作抵，法允以飞机军械等贷款，不设现金。”

由此可见，桂系至少在军械上与法属安南当局有交往，恐非空穴来风，当事人的回忆可资佐证。

当年担任桂系的第四集团军驻粤办事处副主任的阚宗骅亦曾透露，当时经他的手，确曾购买过一批法国枪械。

龙云亦常向南京密报桂系的政治动向。试举一例如下：

顷据报，胡展堂特命陈伯南、李德邻，派代表张震欧、王若周来滇，不日启程。但来为何事，尚不可知。微闻胡之入京，前此尚在两可之间。

近因中央发行公债，致渠入京之意已较少，并且两粤对胡近极服从，大有惟命是听之概。已密商先行巩固两广组织，整顿财政，开拓外交方针等语。

从龙云的上述密电中，虽然不易看出其确切目的，但从其扮演的第二个角色中，则多多少少地透露出龙云对消除国民党内的不必要的派系之争，希望加强团结的愿望。

龙云所扮演的第二个角色，便是在李、蒋之间充当调解人。尽管在调解过程中，龙云大致上是站在蒋的一边，但对于缓和李、蒋之间的关系，龙仍起着某种程度的作用。

之所以能这样做，其原因可能在于，龙云虽倾向于蒋，但云南全省皆已由其掌握，省内经济情况和治安状况相对较好，且上下军政官吏概为其亲信。

正如江南所说，龙云“在用人方面，以由在云南政治环境中所成长者，逐级升迁任用，并培植亲故为高级干部。”

由此因此，云南省之重要干部，“不但清一色为彝人，而且全算是龙氏家族。不是亲戚，就是兄弟子侄。”

对此，蒋中正虽然知道龙云为“土皇帝”，但在中央势力尚未能涉足于这块土地之前，他表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反g，云南的事只好暂时由他去负责了。”

龙云的这种地位，自然使他在蒋中正面前说话有了一定的份量。在这方面，龙云的主要做法是为李、蒋双方传递信息，以利沟通。

例如， 1935 年 5 月，蒋曾飞抵昆明晤龙。之后，龙即致电李宗仁、陈济棠等人，表示：

...... 介公在滇时，对于时局有所垂询。盱衡大势，国家地位危险如此，再不亟谋统一，结果国即灭亡，若不互见以诚，统一亦终难实现。逦陈之余，介公颇为动容，有极诚恳的表示。谋所以弥内争而御外侮者，正此时也。介公即表示真诚，遵意未识若何？

从这封信中可见龙云对国民党内政治整合的关注。

同时，龙云亦将李宗仁等人对时局和国内暨党内政治现状的意见，转告于将中正。例如：

接李宗仁电略谓：如能推诚相与，因势利导，固仁等祷祝也等语。

龙云之所以对时局如此关注，热切希望达成国民党内政治的统一，可能与他与刘震寰的私交有关。

刘是桂人，老国民党人，辛亥革命时为推动广西独立的风云人物之一，早年亦曾担任广西军务督办，并在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担任桂军总司令之职，风光一时。当刘总揽广西军权之时（ 1921 － 1922 年），曾对唐继荛率领龙云等亲信，从广西重返云南，夺回云南政权，提供过诸多帮助，故与龙云及其所部将领的私交颇厚。

有资料表明，在蒋之势力进入西南之前，蒋曾密谋出兵两广，并令龙云夹攻广西。

西南两机关得此密报，及时作出反应。时刘正在广州追随胡汉民，便被派往云南，说服龙云加入西南政务委员会，使蒋之计划无法实施。

此事之真相如何，可进一步探讨；而龙云是否加入西南两机关，也仍有待于更直接的证据，但龙云派有代表长期驻粤，与西南机构关系极其密切，却是事实。

这些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龙云亦愿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从而达到国民党范围内的政治统一。

当然，龙云之所以积极扮演上述两种角色，更重要的一点，也许还在于想继承唐继荛的衣钵，继续寻找机会，以占据贵州，扩大其势力。

如 1935 年初，滇军奉蒋之令派师入贵防堵红军时，龙曾密嘱部下，到贵州后，须乘机解决王家烈所部，从而将贵州纳人其势力范围。并指示说：

“我说的是一个大体方针，你们到贵州后，可按情况相机处理。”

他甚至迭电陈布雷，表示“滇黔名虽两省，实如一体”。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龙云欲利用其与蒋、李的关系，以及在他们之间的有利地位，扩张势力的野心。

这也许是龙知道南京政府有意加强其在云贵两省的地位，使之成为南京在此二省的支柱－这无疑正是蒋中正利用龙云以牵制桂系的策略之一。

或许龙也知道，桂系的兴趣是使滇系在蒋、李冲突中至少保持中立。有资料表明，李宗仁亦希望滇系势力进入贵州，以抗衡蒋中正的势力。

1936 年初，当时的报刊便有刊登出李宗仁致蒋中正的几封密电。在密电中，李向蒋大力推荐龙云担当“绥靖”贵州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