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的暴行与斯大林的态度 上(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由于民族性格和军队素质的不同，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的主要参战国中，军人的强奸犯罪记录大有不同。
英军的素质最高，“无论在私人回忆，还是历史档案记载，涉及到英军士兵个体强奸平民的记录都比较罕见，而英军集体性的性放纵记录更是闻所未闻。”(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1月，第308页)
同样，进入印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也军纪严明，未见有性犯罪的记录，不负仁义之师的令名。
纳粹军队虽然残暴成性，但是，据“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提供的信息：“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少量的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这不单单因为他们有“重视荣誉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会造成“种族异化”，害怕“性病影响战斗力”。(同前，第309页)
在“二战”中，军人强奸犯罪极其严重和恶劣的，是日本的法西斯军队。由于受到高级指挥官的纵容，日军就像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歇斯底里地对占领国的平民百姓施暴。
他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所犯下的强奸罪行，人神共愤，罄竹难书。另一个犯有严重强奸罪行的是苏联军队。
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通过远东大审判的揭露，世人知之甚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苏军的强奸犯罪，人们至今仍然缺乏充分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
“由于这些犯罪者属于反击侵略的一方，而受害者属于世界公敌的一方，这一骇人听闻的集体罪行不但没有受到过惩罚，甚至没有引起过国际社会的真正关注和谴责。”(同前，第312页)
一
二战期间，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击下，苏联军队一开始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后来，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军事援助与配合下，苏军才转败为胜，攻入柏林，占领了德国，并派遣大量部队进入了法国、捷克、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等欧洲和亚洲国家。
苏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
但是，同样需要正视的是，在许多国家，苏军军纪涣散，抢劫，奸淫，给所在国的居民带来极大的恐慌，而大规模的强奸，则给成千上万的妇女造成了严重的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
据英国学者杰弗里·罗伯茨说：“……相当一部分红军士兵的暴行和抢掠也给红军胜利进军柏林蒙上阴影。红军强暴行为的数量之多尤其令人震惊。对于这种罪行，人们的估计从几万到百万出头不等。真实的数字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而绝大多数的强暴行为都是发生在大柏林市，因为这座城市到1945年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妇女了。”
“大规模强暴的受害者不仅是柏林人。在维也纳发生的强暴行为可能多达7万～10万起。在匈牙利，估计有5万～20万起。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被解放的国家，都有妇女遭到红军士兵的强暴，只是数量要少很多。”(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第362～363页)
可见，苏军对妇女的强暴行为，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长时段、多地域发生的普遍现象。
旅德学者朱维毅博士通过访谈、查阅资料等方式，叙述了苏军在德国的大规模的强奸犯罪行为，详细记录了普通德国居民尤其是妇女所遭受的侵犯、凌辱和伤害。
一位脱下军装的德国士兵斯奥莫回忆说：苏军进入柏林，经常将居民集合到一起，然后收走所有人胳膊上的手表。
苏军士兵劫掠手表之事，甚至见之于那幅著名的将红旗插上帝国大厦的摄影镜头中的一个细节：举着红旗的苏军士兵阿卜杜勒哈基姆·伊斯梅洛夫竟然两只手腕上都戴着手表。
后来，拍摄这幅照片的塔斯社记者哈尔捷伊接到了修改照片的命令，要他把旗手右手上的手表修改掉(朱维毅：《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第306～307页)。
在罗塞尔市一家医院里工作的阿诺特尼登楚博士，从一个医生的角度见证了苏军的强奸狂潮。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5年1月8日，罗塞尔市在经过微弱的抵抗后被苏军占领，随即开始了占领者在城内的大规模殴打、焚烧、强奸和杀人。第一天就有60个居民被杀，其中多数是拒绝强奸的妇女、试图保护妇女和儿童的男子，以及不愿意向苏联人献出手表和烈酒的人。”
“我的医院有一天收下一个肺部被子弹打成重伤的流产孕妇。在一个苏联人意欲对她施暴时，她表示自己是孕妇，那个苏联人大怒，用脚狠狠踢她的肚子，并对她打了一枪。……强奸很快成为失控的风潮。”
“根据我在医院的了解，我相信在15岁到50岁之间的妇女中能逃脱被奸淫厄运的只有10%左右。苏联人对他们的施暴对象几乎不加选择，被强奸者包括80岁的老人、10岁的小孩、临产孕妇和产妇。”
“晚上，苏联人从门、窗或屋顶进入平民家庭，一家一家地搜寻女人，有时甚至白天就扑向她们。他们大多带枪，经常把手枪塞进女人的嘴里逼她们就范。而且常常是几个人按住一个女人，然后轮换着实施奸淫，结束时把受害者杀掉灭口。”
“有两个我认识的妇女就是这样被杀的。苏联人还常常一边强奸一边殴打受害人。……我相信，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没有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在这方面，军官和士兵很少有差别。”(同前，第314～315页)
一位叫兹策威茨的受害女性在回忆录《大逃亡》中写道：“苏联人要把女人们都带走，其中也有我的母亲。学校里也有一个小套间，他们把母亲往里扯，我们四个孩子一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结果他们就当着我们的面把母亲强奸了。为了确保我们不叫喊，苏联人多次朝天开枪吓唬我们，那枪口喷出的火焰至今好像还在我的眼前闪烁……”(同前，第316页)
苏军甚至不放过儿童。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夫人哈纳罗荷·科尔也曾遭受过苏军的强奸，那年她才12岁。
苏军的强奸甚至到了不顾“阶级友爱”的程度。他们竟然极其放肆地强奸了一位配合苏军工作的GC党员市长的母亲：“马茨考夫斯基是德G党员，蹲过纳粹的监狱，曾对苏军的到来充满期盼。苏军占领东普鲁士后，在柯尼斯堡市指定了一批德G党员来管理城市，马茨考夫斯基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市长。”
“上任后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并无管理的实权，他甚至不能约束苏军普通士兵的强奸行为。他曾经尽其所能去帮助当地的妇女免遭‘苏联同志’的蹂躏，但最终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保护。1945年的圣诞，他的老母亲惨死于苏军士兵的强奸。”(同前，第318页)
迄今为止，调查最为深入的，是德国作家兼电影制片人桑德和作家焦尔博士。
他们的调查工作耗时5年，采访了许多受到苏军性侵害的女性，甚至设法接触了一些当年的苏军士兵。
除此之外，他们还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传记、文献以及医院档案。在此基础上，他们给出了一组数字结论：“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190万妇女遭到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140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50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
“苏军占领柏林后，共计190万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合计约200万人。”
“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市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美国历史学家奈马克教授在《俄国人在德国》一书中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在苏台德地区、奥地利以及东南欧地区的德意志族居住区里有多少德意志妇女遭受了强奸，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同前，第316页)
还有十几万女性被苏军士兵强奸后残忍地杀害，单在柏林，就有13万妇女遇害，其中有一万人因不堪忍受苏军暴行而自杀。
苏联随军作家格罗斯曼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家农舍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页)
甚至，连德国的GC主义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别的德G人员，走出来欢迎占领威丁区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自己隐藏多年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同前，第290页)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红军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许多被纳粹抓到德国的苏联妇女，终于盼来了解放她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像强奸德国妇女一样粗暴地强奸了她们：“这些妇女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页)
出生于 1926年的19岁的叶娃·施图尔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可是，当她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她的父兄也在红军里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强奸。这让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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