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前 赫鲁晓夫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中)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开幕。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接着是大会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

随着闭幕日期临近，赫鲁晓夫越来越不安。他想，“所有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事情，但是往后又是什么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十七次党代会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枪决和镇压了。如果现在还不能平反，还要等到哪一天呢？必须采取行动，说服主席团成员同意在本次大会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赫鲁晓夫发现休息室里只有主席团委员，就立即抓住时机做说服工作：“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统治下滥用职权的行为都没说过一句话。现在已经知道，在肃反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辜的。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都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忠实的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回来！”

赫鲁晓夫还未讲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不是“大逆不道”吗？一些人表示激烈反对。

伏罗希洛夫反应最为强烈：“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以为在大会上把那些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手指就要指向我们，我们充当了什么角色，我们又将如何向人们解释？”

卡冈诺维奇等人支持伏罗希洛夫的意见。赫鲁晓夫不为所动，说道：“即使从你们的出发点来看，我依然认为要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走出监狱和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亲戚、朋友、同志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10年到15年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

“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如果他们曾受过审问，那么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像出来的！我请你们再从另一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党领导的一切行动。我们算是已经就斯大林死后一段期间里，对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该讲讲那段时间里的情况。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

赫鲁晓夫环视了每个在场的人之后，激动地说：“我请求你们支持我。大会即将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回去以后，最近释放的罪犯很快就要陆续回家，他们就要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为什么要掩盖呢？’他们问得很有道理，我们将无言以对。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再次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干，领导人将会受到责难！党代会有权要求在场的人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我们那时也都处在领导地位，即使有些事情并不知情，但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

伏罗希洛夫等人患得患失、私心作祟的心态代表了当时多数高级干部的想法。

赫鲁晓夫紧接着说：“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时因为我们形成了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应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问。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某些脏事中插了手。”

“可是，尽管我们对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不同，我作为十七大以来的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斯大林统治下把专横做法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应承担责任，也在所不顾。”他接着说：“罪恶终归是犯下了，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来，那就是在审判我们了！我不愿发生那样的情况，也不愿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现在提出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见一些人还在犹豫，继续说道：“任何一个犯过罪的人，总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及早坦白能够使他得到宽大处理，即使不能完全赦免。如果我们要完全清算斯大林滥用职权的行为，现在的二十大就是最好的机会。等到二十一大就已经太迟了！”

由于赫鲁晓夫态度强硬地反复做工作，主席团委员勉强同意做一个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

赫鲁晓夫建议由波斯别洛夫来做这个报告，因为他是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但主席团其他人表示反对，他们要求赫鲁晓夫做这个发言。

赫鲁晓夫解释说，我已经做过总结报告，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现在怎么能再做一次新的报告呢？

可是，有些人非要坚持，理由是，如果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做报告，就会使人们感到奇怪：

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只字不提此事？为什么波斯别洛夫到现在却提出这样一件重要事情？莫非赫鲁晓夫不知道此事或者说他知道，为什么这样不重视呢？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莫非领导人不团结吗？

赫鲁晓夫认为有道理，同意自己作报告。同时要求波斯别洛夫把调查报告改写成一篇大会发言。

随后，波斯别洛夫带领有关人员夜以继日，终于在大会闭幕前起草好了供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了。当天晚上，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一中全会。

其他代表则打点行装，准备第二天回到各地。然而，一中全会刚结束，所有代表又接到紧急通知：立刻到克里姆林宫开会！

西方记者和情报人员很快就知道了这一异常。他们在代表住处和克里姆林宫转来转去，却得不到任何有关会议内容的消息。

而且他们看到，其它国家gc党和工人党派出的代表团竟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愈发感到此次会议的神秘。

他们纷纷向上司发消息，说是苏共正在举行一次极端秘密的由全体二十大代表参加的会议。而得到的指示大都是：尽一切可能，探知秘密会议的具体内容！

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会议就要开始。赫鲁晓夫带着激动的心情健步走向主席台，代表们带着疑问的目光热烈鼓掌。掌声刚落，赫鲁晓夫就直截了当地说：

“同志们，在这次大会上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中，在大会上许多代表的演说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历次会议上，已经就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谈了许多。”

开篇几句话，使代表们觉得此次会议与批判个人崇拜有关，也是老生常谈，但没想到下面的话使大家大吃一惊：

“斯大林死了以后，党中央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绝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的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年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对某个个人，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不但因为赫鲁晓夫言辞激烈，而且还点了斯大林的名。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听惯了歌颂斯大林功绩的代表们，一下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

赫鲁晓夫扫了一眼会场，说道：“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根源。”

“鉴于一般对个人崇拜产生的种种实际后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遭受破坏而产生的恶果缺乏充足的认识，考虑到在一个人手里集中巨大无限权力的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是绝对必要的。”

赫鲁晓夫讲到这里，突然发现，会议大厅里肃静极了，他觉得此时如果有一只苍蝇在大厅里飞过，人们也一定能听得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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