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反革命的先知》序言| 唐纳德·D.利文斯顿

按：唐纳德·D.利文斯顿（Donald W. Livingston），曾担任美国艾莫利大学哲学教授，休谟研究专家。本文是他为劳伦斯·邦吉（Laurence Bongie）的《休谟：反革命的先知》（David Hume：Prophet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一书写的序言。

注：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著有《人性论》、《道德哲学研究》、《政治与经济》、《英国史》等。

少有哲学家编写历史，休谟是个例外，他在哲学和历史学上都颇有建树，为世人所公认。那些视休谟为哲学家的人，殊不知在休谟那个时代的世人眼中，他是散文家和六卷本《英国史》（1754-62）的作者。《英国史》在休谟在世时已成经典，死后又至少刊行167版，近一个世纪，它一直是关于英国历史的标准版本，直到1849年麦考莱的《英国史》向它发起挑战。即便如此，休谟的著作直到20世纪仍在出版，即便后来出了节选本，其中有些版本甚至印刷了10万多册。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从某一节选本中学习英国历史的，因此被称为“休谟的门生”。

注：左图为休谟《英国史》；右图为麦考莱《英国史》；均为刘仲敬译本。

《英国史》中最重大的部分，是休谟对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解读，时经英国光荣革命、对查理一世的审判与行刑、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共和国的建立。人民拥有试验和实践其主权之合法权利的口号，震颤着17世纪的欧洲，并把阴影投向18世纪。休谟对这些事件的解释，迅速变得力量十足，印象深刻。

《英国史》的影响没有局限于英语世界，劳伦斯·邦吉证实，在直通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期间、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休谟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解读，成为法国人理解他们身处其中的恐怖事件的方式。对英国光荣革命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军政府治下的清教共和国，休谟认为，这都是理智和精神的病态混合了野心的结果。清教徒的终极诉求不是改革，而是根据宗教意识形态彻底改变社会和政治秩序。休谟的记叙与法国的状况不谋而合，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也不是改革，而是将社会连根拔起。雅各宾派代表清教徒，雅各宾派不证自明的人权真理代表清教徒不言而喻的激情和天启，路易十六就是查理一世，拿破仑就是克伦威尔。

注：劳伦斯·邦吉的著作《休谟：反革命的鼻祖》英文版封面

埃德蒙·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保守主义智识传统的开端，因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现代的一个特殊事件：它不单致力于改革，而且是根据一种意识形态来改造整个社会的傲慢尝试。休谟早在柏克之前，已然如此解释英国的清教革命。另外，如果保守主义的智识核心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批判，那么，休谟的《英国史》而非柏克的《反思录》，看起来更像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最初资源，劳伦斯·邦吉在《休谟：反革命的先知》一书中为此提供了详实的论证。因此，人们可能会质疑，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精神错乱的观点，是否在休谟对清教革命的解释中已经有所铺垫？

注：埃德蒙·柏克与《法国大革命反思录》

托马斯·杰斐逊认为休谟的《英国史》有着可怕的力量，将其列为弗吉尼亚大学的禁书。关于这本著作，杰斐逊于1810年8月12日对威廉·杜安写道，它“已把普遍的保守主义传遍美洲大陆。”六年后，即1816年11月25日，他又对约翰·亚当斯写道，“这本书胜过千军万马，英国宪政的自由原则因它而元气大伤……”他更喜欢约翰·巴克斯特的《全新中立英国史》（A New and Impartial History of England），它是以辉格主义的观点对休谟《英国史》的改写，杰斐逊称其为“休谟史观的共和主义化”。杰斐逊因为没读过休谟最后十年的信件，所以他有所不知，休谟早在1768年就支持美洲殖民地的完全独立（这也使他的朋友为之震惊），直到1776年8月25日生命的尽头而不渝，而5天前《独立宣言》的完整文本在爱丁堡的Caledonian Mercury上发表。1775年10月27日，休谟对老友缪尔男爵宣称，“从自己的立场上说，我是美国人，我希望我们能放手，让他们以自认为恰当的方式统治自己，善政也好，恶政也罢。”这位敢“为查理一世的命运一洒慷慨之泪”的人，反对暴力逼迫殖民地重返与英国的联合，因为这正是殖民地渴望摆脱的。

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国父，《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

休谟的政治哲学辩证而微妙，从而引起了相互矛盾的解读。但是，邦吉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一现象，或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读者是否正确解读了休谟的《英国史》，给出判断。相反，他的任务是记录休谟的著作在这一时期所引起的非凡影响。时间在我们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竖起一道墙壁，而邦吉从大量现存的档案资料当中，凿出一束意想不到的光亮。场景铺展开来，细节生动详实，置身其中者以自己的语言、沉默的姿态，尤其以自己的语境，述说自己。如同邦吉的其他成功作品（关于狄德罗、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萨德侯爵），这部著作远比理论阐释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它超越了仅把休谟《英国史》视为历史记录的简单观点，而将其视为开创现代政治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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