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上）
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酒评”把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对赫鲁晓夫的批判给俺们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
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设主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为文华大哥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正治准备，最后把郭嘉带入了文华大哥命的十年浩劫，那时全国上下到处都在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与他推行的改革，俺们那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是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对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赫鲁晓夫的难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实际上，斯大林在世时的最后几年中，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最亲近的同事，并一直害怕会被推翻。
因此，他并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正治遗嘱，明确地指定接班人。（1923年，咧拧病危时，曾以给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的形式留下遗嘱，对身边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一一作了评价。遗憾的是，他的关于把斯大林调离权力中心的这一主要意思，未能得到实施。）
因此，无论是主席团成员还是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能说或不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在这个背景下，赫鲁晓夫要达到权力的顶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种种危险。但他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最终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算马林科夫的短暂执政。从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鲁晓夫任苏G中央第一S记前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主持苏共G央主席团工作）。
赫鲁晓夫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过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
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
前苏G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鲁晓夫上台时前任给他什么样的遗产时写道：
“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砖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每天晚上集体农庄的作业队长总是沿着村里的街道一户一户地给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务。他这种派工也是吃力不讨好，因为那些由于繁忙的家务变得凶狠的婆娘们都给做嘲弄的手势，而留在农村的男子汉则一边骂娘一边诅咒为‘工分’、为工作日去干活。”
“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
“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
“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比上述还要更加复杂，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
改革也是赫鲁晓夫的本意，尽管他的改革有时表现得反复无常，但一直到他下台，改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赫鲁晓夫执政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
当时赫鲁晓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二十大会议的一次休息期间“鼓足了勇气”，向苏G中央主席团提出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决定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页）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向代表们作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秘密报告”，题目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头就指出：“斯大林死后，档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K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
赫鲁晓夫接着说：“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正治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内战时期和我国建设时期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宣传，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极其严重危害的根源的。”
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人们认识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这绝不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品性决定的，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过度集权的正治与经济体制。
关于这一点，南G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页）
其次，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
正如同俄罗斯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的：“苏G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设会主义模式。”
“但是为了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
最后，促进了思想解放，活跃了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如像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斯大林总是正确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情况下，理论不可能发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条。
通过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讨论十分活跃。这些，为推进体制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
那种把苏G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说成是“苏G蜕变的发端”、“苏G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等观点，实在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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