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念的关键一步：从伦理到契约｜雷颐

权利观念的引入

从伦理论国家观到契约论国家观

文：雷颐  摘自：《帝国的覆没》

从伦理论国家观到契约论国家观这关键一步，是在戊戌维新时以引入现代权利观念跨出的。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向来以中国为师的“蕞尔小国”日本，给中国人以莫大的心理刺激。日本君主立宪的制度，促使中国思想界在国家观念上跨出了本已到边缘的最后一步。

在维新时期，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政治论文，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说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体制以后，法禁日密，政教日夷，君权日尊，而个人无权，举国无权，结果是国威日损；而西方之所以民富国强，关键在其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相反，中国传统是：“使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一人，故曰私……使以一人能任天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他特别强调：“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何谓缺权？国人有有权者，有不能自有其权者。何谓无权？不知权之所在也。”虽然他是从强国的角度来宣传议院，但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国者积权而立”，可以说开始触摸到契约论国家观的实质。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梁启超更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见解，君、臣都是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的真正主人其实是人民。

谭嗣同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日共举之，则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都是取之于民，作为“为办民事之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君主将国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国与民已分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国果何有？无惑乎君主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谓“私天下”是矣。所以一姓私有之国必须变为由民所共有之国；“民”不值得也不应该为一姓之私的国而死。

严复在《原强》一书中指出：西方之富强，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二字，“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强调民众自己的利益、民众的自由。

将现代权利观念引入中国，引入到有关国家与人民关系的话语，以现代权利观念来划分君、国、民彼此关系，是维新派思想家的重要贡献，是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国家观念的实质性突破。

当然，引入权利观念，必须解决“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权利来源问题。谭嗣同、梁启超都从“历史”寻找权利的合法性来源。谭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与霍布斯的理论颇有相似之处。所谓“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类似于霍的永无宁日的“自然状态”，因此民众才共同选举产生君主。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中，也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论述人民权利的起源，论证并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及刚刚通过严复知道的“进化论”等结合起来，提出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变发展有其规律可循，从多君为政之世经一君为政之世再进化到以民为政之世，与之相应的是公羊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同时，他又从新近引入中国的“进化论”角度来论证民权的必然性：“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时。”他转介了严复对“Democracy”的译介：“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他又以地质、地层的演变引起的火山喷发这种突变为例，反对民主制“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的观点：“日本为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国，其君权之重，过于我邦。而今日民义之伸不让英德，然则民政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他由此进一步强调现代民主宪..政并非西方的专有的普适性：“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他强调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不论现在多么落后，都将实行民主宪..政：“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方也是一百多年以来才有民主宪..政，如果中国现在变法，几十年后将与西方一样强大，与西方一样“进入文明耳”。从当时的观点来看：“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不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

图 | 严复与《天演论》

如前一章所述，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面对着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究竟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的激烈争论，此时，又开始进入对民权等究竟是“地方性知识”还是“普适性知识”的激烈争论。而这种争论，将远较自然科学知识的争论更加激烈、长久。

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维新人士逃亡海外。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国内的新式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理论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梁启超已不从公羊“三世说”的角度论证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他认为在人类所有文明的原始阶段都有“自由性”，“无论何种人，皆有所谓自由性”。不过，原始的“自由性”是没有约束、不受制裁的“自由性”，因此是“野蛮之自由”。“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人类社会发展经“野蛮自由”阶段进入“贵族帝政”时代，再进入“君权极盛”时代，最后进入民主的“文明自由”时代。

“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所以，“吾以为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凡公理所在，不必以古人曾行与否为轻重也”，明确提出“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

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文章分辨了中国儒学传统的“仁政”与西方近代“自由”的区别，认为“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仁政虽然强调保民、牧民，但统治者仍然权力无限，因此只能论证应当保民却没有如何能够保民的办法。所以，“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舌敝唇焦传播其道，“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只有“贵自由、定权限”，才能长治久安，“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他尤其强调的是人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而不是“政府畀民以权也”，因为人民的权力如果是政府给予，那么政府说到底也可以“夺民权”。

图 | 梁启超

在此期间，梁启超对国外现代国家、社会理论等有关知识作了较前远为系统的输入、介绍和普及。梁启超发表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法理学大家孟德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等一系列文章，对他们的思想学说作了初步的介绍。国人对现代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和对统治者的权力制衡的了解、理解因此更加深入。

这种观念的影响之深之广，从此时改良与革命两派为中国前途已近白热化的争论即可看出。双方虽然视对方为仇敌，但尊重、张扬个人权利，主张限制公权却是一致的。

但在学理上贡献、影响最大的，则是严复在1903年翻译出版的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Mil）的《论自由》（On Liberty）和1909年翻译出版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的《论法的精神》（Spirit ofLaw)。这两部公认的现代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严复分别译为《群己权界论》和《法意》。其实质，就是“公权”与“私权”的划分问题。

分权理论是现代政治的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是公认的奠基之作。简言之，洛克首倡分权之说，孟氏进一步论证、深化此说，更重要的是将其具体细分为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形式。严复之所以付出极大的心血和精力翻译这两部巨著，并写了三百多条按语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就是希望国人对西方制度、法理、文化和历史成因有真切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融汇中国传统，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形式的现代社会。

现代政治的重要一点是法治，因此严复坚决反对君主专制的人治，主张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灵魂，严复认为中国法律的特点是“以贵治贱”。“以贵治贱”虽然统治者“仁可以为民父母”，但“暴亦可为豺狼”。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是圣主明君，也可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盛世，但终不能长久。因为这种体制下“刑罚”最终无法长期非常公正，“而侥幸之人，或可与法相遁”，最终是人民道德的败坏。结果“虽有尧舜为之君，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则？一治之余，犹可以乱也”。对此，严复非常重视，甚至可说“敏感”。当孟氏原书说大赦是治国良策之一，但专制之国以恐怖治国因此不可能实行大赦时，严复在评论中立即表示不能同意，不客气地说“孟氏论赦之言浅矣，故与历史之事不相合也”，强调自己认为恰恰是“有道法立”之国“可以无赦”，“而用赦之滥，乃至为国民之大患者，皆见于专制之朝者也。夫专制之君，亦岂仅作威而已？怒则作威，喜则作福，所以见一国之人，生死吉凶，悉由吾意，而其民之恐怖慑服仍乃愈至也”，所以孟氏所说的赦免理论“去于事情远矣”！只有人人平等，才能实行法治，他由此认为这是欧洲与亚洲之所以一盛一衰的原因：“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他明确说中国现在满汉不平等、优待满族，最后满族也将深受其害。

在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严复非常警惕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面对国家危亡之局，严复在为公权、私权划界时不能不考虑及论述爱国、救国的时代课题，而此问题的核心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小己”与“国群”的关系。他认为人人爱国只能来源于人人享有权利，格外强调这种权利一义务关系。

在当时的中国“救亡”语境中，严复当然要思考焦虑“爱国”与公民自由、“小己”与“国群”的关系，在他的理论中，这些概念充满高度紧张。在他的论述中，公民、个人权利更为重要，是公权的基础，所以在提倡爱国、“小己”为“国群”牺牲时又总担心执政者会以此为借口过度侵犯公民私权。他所谓爱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即只有立宪之国才是国民之国，国民才能爱。他从立宪使国家权力为每个国民自己所有，因此国民爱国、救国就是爱自己、救自己的角度，来论述爱国、论述“小己”与“国群”关系。

简言之，个人、为己、“私”仍是他爱国话语的论述主轴。显然，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基柱之初，即不同程度地被现代思想家们将其与“救亡”“强国”联系起来。无疑，这是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局时接受这种观念、理论自然而然的最初反应。进一步说，也只有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时，才为权利观念、公民理论“进入”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道缝隙，它们才可能被人接受。历史的吊诡在于，因“救亡”而入，亦易因“救亡”而失。但是，以此理论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资源，取代传统的“忠君爱国”论，恰恰说明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开始产生影响，更说明中国面临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只要中国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就仍值得继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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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帝国的覆没》，雷颐 著，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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