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太监学校
古代中国，无论任何朝代，都不缺学校。有官学，有私学。官学有太学（后来叫国子监），有府州县学。
在唐朝，光京师的官学，就有好几个等级，贵族和官宦子弟按老子的品级，上不同的学校，如果想躐等上好学校，得走后门。而私学则更加繁盛，有社学，乡学，族学和家塾，还有介于公私之间的书院。
但是，人们似乎从来没听说过专门给宦官办的学校。有之，始于明朝。
太监的学校，不是教太监们怎样做太监的，跟其他学校差不多，就是学文化。据刘若愚的《明宫史》记载，明朝的内宫，设有内书堂，就是太监的学校。学校自宣德年间始创，也就是说，自永乐皇帝之后，宫里就有了太监教育。学生是十岁上下的小太监，大约二三百人。
跟外面学校一样，进门先拜孔夫子。老师由词臣，也就是翰林们担任，教学期间，从北安门出入。老师不白教，太监们有束修孝敬，每人备白蜡、手帕和龙挂香送给老师，私下里是否还有别的礼物，不得而知。教材则依照程度深浅，有《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孝经》《四书》。几乎跟外面的学校学的一样。
教学的时候，每日发给一大张印好的作业，上面有各种作业的形式，要学生断句、仿写、默写、填空。如果有志于学的，则可以给另外的书自读，范围相当广。显然，这样的学校，基本上跟外面的学校没什么区别，老师都是翰林，显系近水楼台之故，外面的学校，即使国子监，也没有这样强的师资配备。
唯一跟外面学校不一样的地方，是太监学校的规矩特别大，惩罚极严苛。学校由大太监做提督，另派六到八位年长的太监做学长，凡是学生作业做得不好，背书背不下来，或者犯了学规，忤逆了师长，轻则由学长用戒尺打手心，重则在圣人面前罚跪。
再重则罚在圣人面前，直立屈膝，双手扳着双脚，一点弯都不能打。稍不规则，就一顿戒尺乱打。这样高难动作，要坚持一炷香的功夫。身体不济的，一套惩罚下来，要吐上半日。
这样的严师教出来的学生，似乎八股文是不必做了，但须会作诗，乱了韵，错了平仄，都是不合格的。在宫里，这些太监学生很受礼遇。学生们列队行走，各衙门的太监都得拱手避让，即使权倾朝野的司礼监也不例外，就跟外面的人们礼遇学生一样。
到了清朝，虽然大多数的制度，都承袭明制，但太监学校却一改旧观，不再派词臣做老师，不过派些笔帖式和书手这样的低级官员和吏员糊弄一下，教太监略识几个字也就算了。时间一长，太监学校也就不甚了了了。
明朝的皇帝，自朱元璋、朱棣以下，不知怎的，无论贤与不肖，都或多或少有点自闭，不乐意见人。而朱元璋定下的好制度，偏偏没了宰相，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大事得管，小事也不能拉，负担特别重。
负担重，又自闭的皇帝，对身边人的依赖，自然格外强。原来只安排伺候皇帝笔墨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七弄八弄的，就成了实际上替皇帝判公文的替身，皇帝的朱批，就成了太监批。
明武宗时代，太监刘谨，就有“立皇帝”之称。皇帝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而太监立在一边，却什么都可以做。皇帝一高兴，私自溜出官去，宫里就由太监顶班。该办的事都得办，当时拿不了主意批不了，可把奏章拿回家去，找明白人帮着参谋回来再批。
太监是伺候人的人，如果伺候的对象是涉及政务的大人，按道理说，多少识几个字，还是必要的。但明朝的太监重任在肩，要替皇帝做皇帝，严峻的客观形势，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有像王振那样，做了地方的小教官，然后自宫进官做太监的，皇帝一见，就喜欢得不得了，感觉比自家的亲爹还亲。但这样豁出来的土大夫太少，所以，得从娃娃抓起。担负国家大事，粗通文墨是不够的，得加强学习进修才是。于是，就有了高水平的太监学校。
有明一朝，两百多年，太监当家的岁月，至少有一半以上。所有史料，都贬低太监无文，显然与事实不符。应该说，在多数情况下，太监们批的公文，大体上还是过得去的。
文理不通的，还真不多见。再说，那么多的太监被派到地方做监督，监督这个，监督那个，没两下子，怎么监督得来？即使东西厂做特务，也得有文化，否则，很轻易就会吃人蒙了。
各个朝代，包括宦官之祸特别严重的东汉，实际上都没有明朝的太监这样嚣张。在明熹宗时，魏忠贤居然成了九千岁，收了一大堆士大夫做干儿子、干孙子，遍地的生祠。
究其缘由，就是因为明朝实际上是太监政治，皇权由太监代理，一群太监代理。这样的太监政治，不可能没有一支有文化的太监队伍。否则，就是应付日常政务也应付不了，出坏，也成不了气候。
文章来源：张鸣文集《小狗也要叫》，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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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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