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多谈点问题，少谈点文化
辞旧迎新之际，我想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新的一年里，能否让我们多谈点问题，少谈点文化？
酒杯里面有文化，筷子头上有文化，直至厕所不干净，也有厕所文化，所有的弊病都可以归咎于文化。文化至上，文化决定一切，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文化决定论发展到这一境地，已经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
所谓同情，实在是因为话语空间狭窄，除了文化以外，再也没有多少深刻一点的话题可以谈论。一开始作为一种语言策略，始作俑者可能心里还明白，谁知跟进者日众，众人齐声呐喊，就变成假戏真唱，将具体体制的具体病症，统统指向一种既深刻又总体概括的“文化根源”，非改造文化不能奏效。
文化既然被说成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张嘴就能呼吸，那就是第二大气层了。大气层怎么能改造呢？文化批判自我放大，慷慨激昂，只不过发动了一种空气与另一种空气的战争。清风逐流云，比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辆具体的风车。
实在没有话题可说，那就不如沉默，沉默总比自欺强。文化批判走到今天，还有什么批判锋芒可言？一场荆轲刺孔子的闹剧，拖拖拉拉十几年，早该收场了。
从逻辑上说，文化决定论的判断由前后两项组成：前项是将文化夸大到网罗一切的程度；后项则夸口能改造这一因素。这样的前后两项恰好自我矛盾。
从前项看后项，既然能决定一切，那么这被决定了的一切就包含那个改造者，改造者本身处于被决定状态，如何改造决定者？从后项看前项，既然能改造，那么被改造者就不是决定一切者，至少有一个空缺，它不能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决定一切”。
换句话说，文化决定论如果把自己的逻辑前项贯彻到底，那就只能推出一个宿命论，放弃改造文化的宏愿；如果偏爱自己的逻辑后项，那就可能推出一个唯意志论，至少要放弃逻辑前项，再不说文化能决定一切的大话。
事实上，以往出现过的唯物决定论，也存在这样一种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内在矛盾，只不过是用反映论再加能动论的诡辩，掩盖了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任意转换。
可以这样说，只要是决定论，无论它是以什么来决定，都可以在宿命论与唯意志论之间任意转换，却不顾其间的自我矛盾。文化决定论是唯物决定论的变种，都属于历史决定论这一大家族。用文化决定论来代替唯物决定论，只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家族内部兜了一个圈子。历史决定论在我们这里并不贫困，它经常从门口抛出，变个脸，又从窗口绕了进来。
从常识上说，文化批判越深刻，也越违背常理。追究一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此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物就越远，与其他事物之原因的联系就越近，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随深入程度而稀释，直至稀释为零。
当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链的终结一环”时，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经稀释殆尽，你手里的那一节“最终原因”可能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将你导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
这种病态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知识分子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有一个比喻，说街上有一酗酒肇事的司机，被一个深刻的警察抓住，他不去抓这个司机本身，却听信辩护律师的深刻辩解，去追捕酒店老板，追捕酿酒的厂商，直至追捕一千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
这个比喻出自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二十年前读此书，这一比喻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此外还有一句大白话，很常识，却很扫兴，悉尼·胡克说：“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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