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人类历史上的群体性狂热
“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
人类历史上的群体性狂热
文｜雷颐
对大多数欧洲平民来说，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突如其来、毫无准备的。这样重大的事件事先似乎全无预兆，以至连对时局一向关心、对战争抱有相当警惕的茨威格在大战爆发前夜还与往常一样，优哉游哉地前往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比利时海滨度假，并自信地与人打赌说肯定不会打仗，否则就把自己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但言犹在耳，战争却如晴天霹雳般突然爆发，茨威格只得中断度假，匆匆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国，于第二天早上回到维也纳。
▍不寒而栗一秒钟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天早晨他发现维也纳的街头此时竟充满了一种节日的气氛。到处是彩带、旗帜、音乐，全城的人此时都开始头脑发昏，处于亢奋状态，对战争的最初恐惧马上就变成了满腔热情。
他写道：“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
正是这种整体感，使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的确，在和平年代“日常生活”机械刻板地日复一日，生活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人们为活着而活着，“普通人”似乎永远都是“普通人”。而战争这类巨大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枯燥的日常生活突然中断，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及”，“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辈，人们感到了一种超越生活、远在生活之上的更为崇高的目的和意义，生活因此而充满激情与浪漫……
但茨威格意识到，这种“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昨日的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83页）。
平民百姓如此狂热，使他突想起这年春天在一座法国小城经历的不寒而栗的一秒钟。法国小城图尔安静闭塞，令人有昏昏欲睡之感，茨威格晚上无事，以看电影打发时间。那是家郊区简陋电影院，观众都是工人、士兵、小贩等真正的老百姓。
维也纳
正片映出前先放映“各地新闻”，映出英国的划船比赛、法国的阅兵时，观众彼此谈笑自若，并不在意。但是，第三条是德国威廉皇帝会见奥地利约瑟夫皇帝的新闻。就在威廉皇帝出现在画面上的那一瞬间，昏黑的影厅开始完全自发地响起一阵尖厉的口哨声和跺脚声，男人、女人、孩子，所有人都在嘲笑，好像有人侮辱了他们似的。
茨威格顿时大为震惊：“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自己报纸上登载的消息外，并不知道关于政治和世界更多的事。可是他们在那一秒钟之内就像疯了似的。我感到吃惊。我浑身不寒而栗。因为我感到经过多年来煽动仇恨的宣传，流毒是多么深，甚至在这里，在一座外省的小市镇，这些毫无恶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经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抱有这样的成见，以致银幕上一幅匆匆而过的画面就能引起这样一场骚动。那只不过是一秒钟，仅仅一秒钟。”
当接着映出其他画面时，观众又把刚才的一切全都忘记，喜剧正片放映时个个捧腹大笑，直拍大腿，劈啪作响。但茨威格却再也不能平静：“尽管那仅仅是一秒钟，但那一秒钟却让我看到了，虽然我们自己做了各种努力，想方设法要促进互相的谅解，但是到了紧急关头，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动起来。”闭塞小城低层百姓这短短“一秒钟”，却是掌控着各种媒介的执政者长期教育的结果。
战争爆发后，使茨威格更感震惊的是，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也以狂热的言词宣扬对敌国的仇恨和战争，绝大多数作家都以狂热的文字鼓吹“为祖国而战”，“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
在茨威格的周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来激励士气，鼓舞冲杀。“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而“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他们唯一的“高论”就是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人民力量的“洗礼”。
茨威格的熟人、诗人和剧作家恩斯特·利骚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家庭，是茨威格所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是被普鲁士同化得最彻底的犹太人。对利骚来说，德国文化无与伦比，德国利益至高无上，总之，德国就是一切，他似乎比那些“真正的”德国人更加热爱、信赖德国。
战火乍起，德英宣战，利骚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首名为《憎恨英国》的诗歌，以简单、干脆而富感染力的文字在民众中煽起对英国的强烈仇恨。这首诗就像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激起巨大反响，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首诗一样如此迅速地传遍全国。
“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在剧场演出。不久，在7000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恨英国》那首诗的。”以至德国皇帝都为这首诗中的爱国激情深深感动，授予他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以资鼓励。
总之，“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誉。”
▍超脱于混战之上
面对这种状况，茨威格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向利用当时群众热情的这种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为反对战争而斗争。“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金钱收买的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
但这种斗争异常困难，因为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第203页）。
茨威格在萨尔茨堡火车站
这种貌似“崇高”的“道德优势”不仅为群体的狂热火上浇油，而且使反对者居于“道德劣势”而难以启齿，非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而不敢为。但茨威格明知不可为却勇而为之，积极著文反战，还用戏剧的形式描写、肯定在狂热的时刻被认为是软弱的胆小鬼而遭人蔑视的“失败主义者”。
不过，茨威格马上发现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所孤立，以至于他也常常怀疑究竟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抑或确是别人聪明自己发了疯。
但是，毕竟还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他一同跳动。罗曼·罗兰在大战爆发前就不断向人们呼吁：“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愈来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卑劣的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战争爆发后，罗曼·罗兰更是积极、勇敢地公开反战。
他与茨威格，这两个交战国的伟人走向一起，联合反战，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茨威格发表了名为《致外国的朋友们》的文章，表示反对战争、与敌国的朋友仍保持原来的朋友关系；罗曼·罗兰发表了《超脱于混战之上》的反战文章，抨击国家间的仇恨精神，要求艺术家在战争中也要主持正义与人道。
由于战时媒体的审查制度，敌国的作品很难发表，本国读者很难读到这些反战作品。因此，他们甚至以写“批判文章”的方式让本国人民也能看到这些敌国思想家写的反战文章。在他们周围，人数不多的反战作家渐渐团聚起来。
卡夫卡
生长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犹太作家卡夫卡此时尚属籍籍无名之辈，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但在小说《往事一页》中也甘冒触犯众怒之险，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反对态度。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小小的鞋匠，修鞋铺就开在皇宫面前的广场上。一天清晨开门一看，发现全城不知何时已被来自远方的游牧民族占领。侵略者虽是为了皇宫中的金银财宝而来，但烧杀抢掠从平民开始，鞋匠、肉贩等都备受骚扰。
这时，“我”来到皇宫门口，看到皇帝站在一扇窗后。“平常，他可从不到宫内靠广场的房间来，而总是生活在最里面的花园中”，这次却垂头丧气地站在靠广场的窗后，眼睁睁地看着宫前发生的事情。
最终，不堪种种磨难之苦的平头百姓们聚在一起互相问道：“我们要承受这样的负担和磨难到什么时候呢？皇上的宫殿把游牧人吸引来，他却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宫门始终闭着；往常耀武扬威地出出进进的卫队，眼下全待在装了铁栅的窗户后面。拯救祖国的事结果全得由我们工匠和商人来干，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这篇寓言性小说发表于1917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进行，千千万万平民百姓正在慷慨激昂地为国家浴血奋战，为“救国”而英勇牺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是气焰万丈。卡夫卡显然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以小说来消解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
以一篇全文还不到两千字的小说消解千百万人着魔般亢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无疑连杯水车薪都不如，但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仅表明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理性，更表现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退一步说，至少是作家个人在大是大非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小说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使人久久回味。这篇小说起码从某一角度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
在“天下”“兴”的时候，皇帝们总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从不认为“匹夫有责”、“与有荣焉”，自然也就不许匹夫有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利；但每当“天下”将“亡”的时候，皇帝们总是疾呼“匹夫有责”，仿佛事之所以至此人人都要承担一份罪责，匹夫自然就有承担“救亡”重担的责任与义务。
话当然要说回来，如果“天下”不是“一姓”之天下，而是所有匹夫也都享有一份权利的“天下”，那么自然应担起“救亡”之责；不过如果“天下”为某“一姓”之私物，当皇帝大呼“匹夫有责”时，鞋匠、肉贩……所有平民百姓确应冷静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有责”。很可能，“拯救祖国”“这样的重任我们却担当不起哩”！卡氏此言，可谓语重心长。
▍痛定思痛
经过了几年战争的残酷，群众初期的狂热渐渐冷却下来，反战、和平终于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愿望，但人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突发重大事件最初的群体性反应，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因而更多地反映出人性中值得注意的本能、本性。
面对汹汹群情，是以更激烈、更富于侵略性的东西使之更加狂热（在一些漂亮的言词后很可能“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自己其实并不“牺牲”），结果酿成大祸，还是冒大不韪使之更为冷静、理性，努力防止，起码是减轻灾难，是对每一位“知识者”的理性和道德的真正考验。
现实其实非常势利，常常会把人狠狠捉弄一番。那个狂热“爱国”、鼓吹战争的恩斯特·利骚立刻被人弃如敝屣。茨威格写道：“战争刚一过去，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和英国永远为敌的诗。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那些在1914年热情赞美利骚的人到了1919年却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
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这一切，又能怪谁呢？
罗曼·罗兰
相反，正是罗曼·罗兰坚定的反战立场最后赢得世人的高度尊敬。茨威格写道：“当时罗曼·罗兰通过自己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千百万人的那种丧失理智的仇恨所作斗争而产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在当时意味着什么。
染上了狂犬病的欧洲正是由于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在罗曼·罗兰身上，他“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那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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