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愿意接受暗示，并且喜欢极端的态度

群体质料：既冲动又保守的民众

作者｜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来源｜选编自《群氓的狂欢》

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只是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体是如何融入群体的？第二，领袖是如何控制群体的？在前面章节里，我们已经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观察研究。我力图解释的是：暗示的力量是如何导致个体意识的解体并把个体的意识引向一个群体的精神统一体的。就像被实施了催眠术的实验对象，人们变成了受无意识摆布的机械人。正如德国戏剧家托勒尔（ E. Toiler）在其剧本中描述的那样，当问及这些人他们是谁时，答案往往是：群体是无名氏。

现在我们必须观察和研究第二个问题，即领袖是如何对群体进行控制的。我们可以对是否需要领袖提出质疑，也可以对领袖的所作所为进行谴责，甚至还可以贬低领袖的作用。但任何一个群体都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组成的，他们形成了相互对抗的权威和人物。如果不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就无从谈起人类群体。那些想了解群体是如何形成的人总是提出相同的问题：谁在领导着这些群体？人们为什么会服从他？

但归根结底，最难解之谜仍是这样一个事实：少数人总是在成功地统治着多数人，这些多数人对此也表示赞成。而这些少数人也终将变成一个人，即领袖，他就像炉膛中一束耀眼的火光。

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都来源于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在群体社会中，群体不再俯首称臣，而是开始彰显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群体的领袖也不再发号施令，而是隐藏自己的力量，并时常表现出犹豫不决。权力一旦变得不明确或者受到怀疑，那么这种权力就很危险，因为它已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一个文明正在走向衰落，人民正在失去精神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领袖不得不学会确立下一个目标，并带领群体向这一目标前进。群体心理学为解决这一奇特的现象投入了全部的精力。群体心理学把对群体的研究看成是一种方法，以此来了解人类社会这一戏剧大舞台上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同样，群体心理学把对领袖人物的研究也看成是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则被用来了解在舞台幕后所发生的故事。群体心理学还把群体和领袖看成是两股主要的力量，这两股力量将直接交锋。支配群体和领袖行为的法则与科学技术和经济学无关。群体心理学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在任何情况下，支配和服从都被看作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它们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对财富和生产的影响。

群体心理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观察研究非常重要，其重要程度不亚于一个文明的生存和两种对待人类态度之间的战斗。就像兰波（ A. Rimbaud）所描绘的那样，精神上的战斗同肉体上的战斗一样残忍，因为这是一场信仰和信念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赢得胜利的人将赢得权力和权力所带来的一切。这一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对群体心理学来说，领袖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人际纽带，正是这条纽带使得史前的人类活动变为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不接受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领袖和群体 。但既然它是心理学这一分支的主题之一，就让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合法的词语，不带任何偏见地接受它吧。

让我们首先把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我们可以利用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先验图式，帮助我们查找一系列不同迹象背后的某种逻辑关系。亚里士多德指出：宇宙间的万物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动可变的物质，而另一部分则是主动不变的形式。比如一张桌子或一支弓箭，它们的构造既有物质（木材或铜） ，也有形式（圆的或尖的） 。同样，群体也由物质和形式两部分组成，两者的统一是由人类团体，比如议会、政党等这些具体的组织来实现的。

我们已经明白群体质料是如何产生的：个体转化为群体。群体又有哪些方面的特征呢？一方面，他们是冲动的，公开接纳所有的建议；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说，他们又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对建议的公开化意味着他们受内在的冲动、本能的反应，甚至外部的刺激所支配，没有任何自控能力。他们这种接纳建议的永久性和公开化，意味着他们置身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之中，他们的反应也将是过分的。

如果我们忽略勒庞描述中夸张的一面，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勒庞是在向我们指出关于情感社会起源的一个严肃前提。的确，这一前提已经经过实验的证实。美国心理学家沙克特（ S. Schachter） 在一系列可靠的实验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处于无法控制的兴奋中的某个人，当看到在场的另一个人悲痛或高兴时，也会感到悲痛或高兴。换句话说，悲痛或高兴不是因为个体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种不确定或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会随周围情感的变化而变化。

勒庞认为已融入群体的个体将永久地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根据从外界接收到的刺激而呈现出阴郁或乐观的色彩。勒庞是这样解释群体的反复无常的：

导致群体激动和悲愤的因素如此繁多 ，而群体又总是为这些因素所左右 ，所以群体的情感是极其易变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他们能在瞬间从极端的残忍转变为极度的宽宏大量和英勇无比。群体很容易就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 ，但同样 ，群体也会轻易地扮演殉难者的角色。

的确，群体最显著的特征也许就是他们的无私主义或者利他主义；与个体相比，他们更具有献身精神，因此在行动上也表现得更为无私。

群体情绪的突然转化在紧急关头来得更快。一位巴黎商人弗罗利拜恩（ G. de Floriban） 亲眼看到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伙伴们被带向刑场，他在日记中写道：“沿着圣奥诺雷街他们被带走了，沿途处处遭到人们的辱骂，这些人因为受到欺骗而被激怒了。下午五点他们的头被砍掉。”

如果领导者能事先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那么这种彻底但显然难以解释的态度转变就不会遭到人们的抵制。德国社会主义者宣称他们一贯反对战争，但在1914年他们却投票支持战争。罗莎· 卢森堡曾写道：“社会民主主义者强大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产生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少数几位国会议员一声令下，仅仅24小时之内，400万民众不仅在态度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而且还为即将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尽管在24小时以前他们的生存目的还是为消灭战争而奋斗。”

除了情感的易变外，群体还具有轻信性。群体怎么能不轻信呢？他们不能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中，被贮存在他们无意识中的形象和幻觉所迷惑，乐意接受一切指令并按照这些指令去行事。“现实与经验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他们愿意接受一切，并且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不能。”

他们不能区分梦想与现实或者理想主义与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别，也无法看清他们与愿望之间的障碍。他们不能理解那些蛊惑和煽动他们放弃所追求目标的花言巧语。他们迷失在催眠状态般的梦境中，听任别人的摆布，接受他人的熏陶，并相信他们会拥有一切。因为这些花言巧语是通向他们心灵深处并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唯一语言，所以成功的秘诀显而易见：如果他们说想要月亮，那就向他们发誓，他们一定会得到月亮。

这种能到达人类灵魂深处的蛊惑和煽动，几乎从未作为一个根本趋势而被人们相信和接受过。勒庞写了很多文章，文章中含有大量向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们提出的格言和警句。文章经常告诫这些政治家：要想确立一个好的目标，就必须把这个目标定低，应从人性最基本、最原始的目标定起。关键是让目标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如果希特勒没有很好地确立这个目标，他很有可能一直是一个家庭油漆工。

我们正在靠近群体心理学的中心思想。如果不是女人特质的话，那么易变性、轻信性、感情的转移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勒庞独具特色的文章中，有一篇是这样描述的：

群体处处都表现出女性化的特征 ，但拉丁系群体的女性化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任何取得他们信任的人都会迅速交上好运 ，但这样做也等于永远站在塔尔皮亚山崖（Tarpeian Rock）的边缘 ，总有一天会被人从悬崖的边缘猛推下去的。 

在这些经常被称作是女性化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结论：群体即女人。女人所具有的感情用事、易变、冲动等特质往往意味着她容易受暗示的影响；女性的被动性、传统的顺从性以及容忍性同样适宜她们的献身精神。在永恒的女性化和永恒的集体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观点的产生，根本不是勒庞的突发奇想。法国革命的群体大部分由女性组成，群体中那些义愤填膺的妇女多年来一直萦绕在那些暴动领袖的噩梦中。拿破仑把这些女性既看成是征服者又看作情人：“我只有一种激情，一个情人——法兰西。我曾经与她同床共眠。”他的许多继承者可能也会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但始终没有人敢于这样说。

把女人、群体和骚动看作类似的事物，是政客文人自信心以及谣言传播的又一个永恒话题。当代一位作家曾这样来描述群体：“是的，任何一个读到听众来信的人，都会刺探到那个哀怨的女魔鬼——群体——的所有伤痛，都会更好地理解上帝和圣人们所听到的那些来自祷告者的祈祷。”

作为群体心理学的一部分，这种带有一般真实性的偏见已成为政客们广泛使用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解和运用这条基本原则最神速的人莫过于墨索里尼，他曾向自传体作家路德维希（ E. Ludwig）多次讲过他从勒庞著作里读到的东西：像女人一样，群体也喜欢强硬的人。他的最大同盟者希特勒对此则有着更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希特勒声称：由民众组成的群体，大部分在本质上是如此女性化，以致群体的大多数行动和观点都是他们的感觉和印象所带来的产物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果，他们的那些印象一点都不神秘。他继续说道：群体的情感非常单纯和真挚，没有任何虚假和隐藏的成分，对其所爱或所恨、正直或不公、真理或谬误只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并且不掺杂半点非情感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些表述具体而又惊人地总结了勒庞的主要论点，关于这一论点勒庞已以明显的热忱极为详细地进行了论述。然而，希特勒并不仅仅满足于从思想上认识到应该像对付女人那样去对付群体，他还发明了一种把女人当作一个群体去对付的手段。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 E. Bloch）对纳粹的女性支持者的评论颇有意思：

一切都是从那些使人着魔的人开始的。情感爆发了 ，心被征服了。而被征服的人中有许多是女性 ，这一事实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感情丰富毕竟是女人的特性。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女人并不仅仅是由本能所构成 ，希特勒牙刷似的小胡子也不足以吸引女人。当他们在寻找效果最佳的骗人把戏时 ，一位早期的纳粹分子曾经说过 ，他要是一个单身汉就好了 ，因为单身汉能吸引女人。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女人会把单身男人设想成她们的情人或丈夫；或者具体地说，就是战后动荡年代里所缺少的那种男人。结果这一把戏奏效了，塔克霍坦恩证实了这一点。19世纪30年代，他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与纳粹的宣传作战。在他看来，建立在暗示基础上的宣传活动自然会在女人身上奏效，尽管在纳粹的宣传中含有反对男女平等的思想，但这些女人照样支持纳粹的这些宣传。

把一种偏见转化成一种手段并不能改变其本性，许多这样的手段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些不正确的理论基础上的。然而，这种转换却引发人们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女性的易受暗示影响性是怎样转变成群体的易受暗示影响性的呢？利用过这种大转变的并非只有纳粹分子。在群体社会中，女人这个以前被忽略、被看作微不足道的因素，现在却变成了人们大肆宣扬、宣传以及其他游说手段的主攻目标。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今天，当那些控制着交流手段的男人在媒体上谈起女性化问题时，也往往把它们与所谓的民主化等同起来。但是，我提及的这种群体女性化趋势可以追溯到我们遥远的古代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像希腊人那样，我们也总是把事物的形象与女人联系起来，把女人看作一种可接受的生物，男人渴望与这种生物相结合，却又想方设法去统治她，像造物主那样，把女人看成是他正在雕刻的石头或木头。

群体的极端主义表现在它能快速地接受片面的观点，并根据这些观点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因此我们得出一条关于行动的真理，即如果一种行动想要取得成果，那么首先就需要树立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是一个人——领袖、外国人、犹太人、富有者、美国人，也可以是一种思想——和平或战争，它还可以是某个人愿意结伴冲过去的地方——法国大革命时的巴士底狱以及俄国革命时的圣彼得堡冬宫。通过选择这样一面旗帜、一个偶像或一个替罪羊，我们就可以排除所有动摇、疑虑以及可能导致摩擦和群体分裂的观点上的差异。在群体狂热激动的氛围中，怀疑者找到了真理，犹豫不决者变得坚决果断，温和主义者变成极端主义者。如果群情高昂，那么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演说家们把激起群愤的思想灌输到群体中，或要求群体拥护或反对某个人或某种思想，那么剩下的事情就由传播去完成。一旦群体的情绪走向极端，他们就会极力拥护一种观点，完全排斥其他观点。随着群体的情绪继续向某一情感、观点或行动过程集中，一切都变得明朗化。用勒庞的话说就是：

群体情绪的简单化和夸张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 ：群体成为一群既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犹豫的人。像女人一样 ，它会马上走向极端。此时任何怀疑都变成不容置疑的罪证。开始时的厌恶或不满对于孤立的个体来说难以形成什么气候 ，但孤立的个体一旦融入群体 ，这种厌恶或不满就马上变成强烈的憎恨。 

勒庞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奇怪，但经过实践它已得到了验证，丝毫没有夸大或歪曲。也许他的描述带有一定的偏见，或缺乏一定的基础和连贯性，但它的确包含了一个真理。群体观点集中的过程与避免怀疑和犹豫的需求是一致的。只有通过对事物采取一致的观点，围绕一个中心，才能使群体达成统一。一个确定的、不可动摇的目标是产生极端行为的最佳途径。

在催眠状态下接受暗示的人比在清醒状态下能更清晰、更多地回忆起那些被遗忘的事情。他们还具有一种在清醒状态下所不具备的迫切性和无法抗拒性。勒庞进行了反向观察，得出的结论仍是：通过群体的激化和夸大，记忆和行为习惯往往可以恢复。即使经过巨变，被破坏的连续性还会重新连接起来。与革命口号相反，这种连续性没有新的起点和新的开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过去。我们可以暂时摆脱这种连续性，但它却一直在控制着我们。

这种观点可能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因为它的提出毕竟使群体显得似乎是因为传统和个人的利益才去集中精力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就如同我们在单纯的孩提时代对革命的看法一样，思维习惯总是把群体和革命联系起来。但勒庞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思维不等于现实。群体进行革命并不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本能，而是因为政党或领袖人物的缘故。

在这一观点上使我们受骗的是群体对狂热行为的倾向。他们这种反抗和破坏性行为的爆发往往是暂时的。群体总是过多地受无意识思维的支配 ，因此也就过多地服从于具有遗传作用的影响 ，而这种遗传作用的影响就是不过分保守。由于失去了自我 ，不久他们便厌倦了混乱 ，因此本能地又转向了服从状态。当波拿巴镇压了所有的自由运动并开始施展残酷的铁腕统治时 ，为他欢呼喝彩的却正是那些最自傲 、最难以驾驭的雅各宾派。 

勒庞把保守主义看作一种机遇而不是一种障碍，因为它能够阻止即将到来的革命。因此他指出：那些在设置的路障上摇动着旗帜，呼喊着革命口号的群体是具有欺骗性的，不能只看他们的表面价值。实际上他们的灵魂已被一种愿望所扭曲，这种愿望就是：一切都能回到他们曾经历过的美好的遥远过去。如果社会对这种愿望作出回应，并用适当的词语加以强化，那么就有可能把群体带回到过去，使他们暂时解放自己，社会也因此安定下来。在此，勒庞重复了尼采的名言：群体本能就是稳定的、保守的，这是与生俱来的。

这种能明显起到镇痛作用的论断很快就得到了回应。第一个站出来的是索雷尔。他指出：勒庞的这些论断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但对阶级社会来说它们却并不是真实的。接着是考茨基。从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看出，他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相同的观点。

但真正完全采纳勒庞这些论断的是墨索里尼之流以及那些追随和模仿他们的人。也就是说，墨索里尼之流做了资产阶级从不敢做的事情，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一个保守的群体，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沙文主义信仰以及过时的传统思想掺杂在一起，因此使民族神话再次复活。这种大胆的行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致使法西斯政党和纳粹风卷残云般的队伍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里捕获了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在世界上所看到了最反动的力量把革命的军事战争转变成反革命的军事战争。

总之，我们可以说：群体愿意接受暗示，并且喜欢极端的态度。从表面上看，群体非常易变。他们可以被他人从一个极端带向另一个极端而不进行任何反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像女人。女人是传统、习俗、古老的无意识的俘虏，然而她们却反对打破这些传统、习俗和无意识的束缚。如果这些束缚被打破，她们马上又会着手痛苦地重新构建起这些她们曾幸福抛掉的枷锁。只要能唤起群体的怀旧情结和对过去的辉煌以及已逝去人物的尊敬和怀念，就可以阻止或停止一场革命。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群体心理学提供了一个大概的解释。但使用这种手段已经产生并将持续产生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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