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张维迎的信仰逻辑
几年里和大众、媒体一直倔强对立的张维迎罕有地接受了采访。他依然表现得满腹疑虑，一见面就盘问起记者的专业背景，顺手拿过对方手里的书，翻看其中的圈圈点点，“你真的全看完了么？”他逼视过来。
当听到一位普通读者提及读此书并不费力时，头花白发的张维迎竟然显得很兴奋：“我太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来看看我的书，看看我能不能说服你们。”
相比两年之前，这位性格强硬的陕西人展现出某种豁达的心态。“人总是在成长和学习中的，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别人了。”按照经济学的视角，无论是谩骂他的网民、炒作那些是非纠纷的媒体，还是其他敌人，都有各自合理的动机与诉求；甚至，他还谈起了佛经里的“慈悲为怀”。
“我现在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你看经济学家，特别是这些坚持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活得都特别长久，不管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
凭借着逻辑与常识，张维迎相信自己看到了更远。他演讲，他撰文，他出书，甚至违背意愿地配合媒体采访。他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市场的传教士。
身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张上台演讲，题目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批评政府对金融危机的“误读”，指责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他更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当场，中投公司总裁高西庆就和他争论起来。
台下哄笑一片。他们在笑张教授太不懂中国国情，笑他过于书生意气——还有一些人则讥笑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我觉得，高西庆和张维迎都在演戏”，一位与会者在他的博客尖刻地评论。
张维迎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他态度严肃地提醒，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对这些被他视为“最宝贵社会资源”的企业家来说，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最实惠的是多争取到诸如贷款、出口退税之类的直接好处。
在张维迎看来，这些看上去充满诱惑力的经济干预和刺激政策，如同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
“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责。”从亚当·斯密这些前辈中，他对自己的使命很肯定。
从历史上看，政府干预经济从来就是无效的。张维迎说，但是，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欢迎的。
他用了一个尖刻的比喻：“一个人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地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最后他真得病了。我又给你继续开新的药，不断的给你开药，一直到吃死你。”
2008年7月，张维迎去美国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讨会”。
经评审他论文的一位美国教授点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确比芝加哥学派走得更远，更接近新奥地利学派了。”
如果，张维迎是一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坚定信仰者，那么面对他的，将是一条通往孤寂之路。
长达100年的历史里，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是一群命运坎坷的边缘人。以《通往奴役之路》为人熟知的哈耶克在晚年还等到了苏联垮台，等到了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承认。
而他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米塞斯，在漫长的91年人生中，则大多过着孤寂的生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迷恋苏联计划经济繁荣神话的欧洲大陆，曾出任过奥地利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米塞斯和他的信徒日渐孤立，他的市场化主张与主流完全背道而驰。
1945年，他逃往美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米塞斯遭到更严重的排挤，他甚至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纽约大学碍于情面给了他一个客座教授的名分，却拒绝支付薪水。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他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会支持。
“张维迎对这个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有时会跟我们谈这些人，对他们的这种孤独有很深的体察。
“我现在一点都不孤独——因为还有这么多人在反对你。因为受到批评，所以你再写东西，看的人就会多。”张维迎很轻松地说：“或许这就是回报。”
“真正的孤独，是根本没人理你。”
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和政府已经渐行渐远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见到的。
24岁进入体改委，成为这个机构里最年轻的经济学者；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2006年正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头上罩着各种名利光环的明星。
这个从陕西榆林地区最贫困的吴堡县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常常被愤怒的网民指责为“一个背叛了出身的人”。
从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学子成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再到今日，张维迎的命运之路，是一条解读中国经济学者群体与30年改革之间勾连的脉络。
1983年，23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某省领导点了名。年少气盛的张维迎不得已写了检讨。
“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着了。”
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毕业论文，结识了周其仁、宋国青等一干经济学者，并常到茅于轼家请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经济日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
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已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吸收新的思想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经济日报》社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单位，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自觉对价格改革有了明确思路的张维迎向会议组织者递交了刚完成不久的论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些与会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30岁上下，是文革后刚接受完大学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过亚当·斯密、萨谬尔森这些西方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
尤其区别于后辈的是，他们都有在生产一线的社会经验。即使年纪最小的张维迎也曾回村当过两年的团支书兼会计。
在莫干山上，这些中青年处于高度的精神亢奋状态，日夜不眠地辩论，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争论最激烈的是“价格组”，操着陕西口音的张维迎代表“放”派，向“调”派开战。会议结束后，他和其他几位与会者留下来，撰写上呈的会议报告。
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很快被高层接受。1985年1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政策，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拉开序幕。
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它为当时急需新脑力的中央政府选拔了一批人才。有关领导随后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
他们是让后辈经济学人无比羡慕的“黄金一代”，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机，因缘际会，进入了接近权力核心的班子，制定和推动了80年代的改革，从价格到财税等所有的重大变革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回忆起来，80年代经济思想是最活跃的，对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成效也最大。一个是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后的报复性反弹；一个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纳这些新思维。
“从90年代起，政府对新思想、新理论的采纳开始有了选择。就好像一个人肚子不饿了，吃东西的边际效应递减，会把维护当前的均衡看得很重。”
这个群体的命运在1989年后开始分野：一部分更激进的选择离开，或下海经商；一部分在体制内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学术界，继续对改革发声。“觉得需要充电”的张维迎也在1990年离开了体改所，到牛津大学主攻自己最感兴趣的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
在张维迎的理解中，“市场=价格+企业家”。在后体改所年代，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上。
1994年回国后，他到北大与林毅夫、易纲等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随着中国企业面临成长壮大的一系列问题，被视为国内企业理论方面最具权威和开创性的张维迎开始频频亮相。
当市场经济体制历经30年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往哪里去”的选择问题再次摆在面前——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在中国政界和理论界，“东亚模式”往往为改革派官员所钟爱，一些领导就十分欣赏“四小龙”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更为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但即便是后者，也深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在落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两者的差异日益显著。
2004年，在一个自称“崇拜毛泽东”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质疑声中，国企改革被紧急叫停。作为改革的捍卫者，张维迎一开始就对郎开战，他指责郎咸平，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在公众情绪一边倒向郎咸平的同时，政府开始强劲推行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一轮“国进民退”在经济生活轰轰隆隆地进行，能源、电力、电信等行业国有垄断加剧。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如果民众没有节制的谩骂还可以视为“无知”，后一种迹象则让他们忧心忡忡。
记者问张维迎如今在政府里担任哪些顾问角色，他抬起头，认真地思考了一分钟，然后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
几位积极参政议政的经济学者也感到了相同的疏离。
“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政府是个很大的诱惑。”
张维迎不否认内心时常处于这样的交战。除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结，还有直接的名、利、地位的诱惑。他将之回归到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果这种诱惑会危及自己学术思想的纯洁性和一致性，我是不接受的。
对于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话题，张维迎极为审慎，简单地喊口号是无意义的，经济学家应该更务实。我们不来争论你的目标，只谈什么是到达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他也承认，在如今的利益格局中，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阻力重重。
然而，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尖刻地批评：“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用胡萝卜的策略，成功地骗出一个改革。可是现在，吃到了胡萝卜的驴子已不愿继续往前走了。”
“但是，我相信知识的力量。人们的决策受两个导向，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利益。利益的东西，你有时候不好管，但知识，可以教育人。”
张维迎继续说：即使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知道了这些知识，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会认为：即使短期内对他们的利益有伤害，长远看，都是好的。
▌理性的逻辑无法真正说动大众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被驱逐的。”这是茅于轼对弟子张维迎的宽慰之言。
苏小和曾问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总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柳传志略带忧虑地说，“做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在市场派经济学家群体里，周其仁是唯一没有被大众骂过的。一位对张、周都比较熟悉的人士比较两人的区别。
“一个是典型的陕西人，一个是典型的江浙人。同样的观点，周会表达得很委婉，而张的方式就很直接，让人觉得有精英的傲慢。”
他一直是很想对大众说话的。可大众不想听他的。事实上，他是个政治幼稚病的患者。而他那些立场鲜明、逻辑直接的言论，经媒体断章取义摘录整理出来的“张维迎语录”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张维迎曾回忆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的一段插曲，“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担心万一领导人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我理解他。我到现在也掌握不好向领导人说话的分寸。”
当我们谈论起富士康13跳事件、黄光裕案牵扯出来的官员腐败案，谈到原罪之说，从经济学家的理性，张维迎一如既往地为改革进程和民营经济辩护，提出“权力寻租”是避免不了的改革成本。
而且，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这是理性的逻辑，然而，说服不了情感上要求“过程正义”的大众。
这正是理性至上的改革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隔阂和不信任的一个真实场景的再现：一边是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正确——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机制，不遗余力地捍卫改革；一边是自认为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社会底层的情绪反扑。
张维迎承认，正是这种隔膜与不信任，给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以阻挠改革的口实，也给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有机可乘。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僵局呢？他指指桌上的书，“这就是我在做的”。他谈起了知识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以及理性主义在16世纪欧洲的兴起。
在采访中，有几位经济学者对张维迎的学术思想持有保留看法，但都表达了对他讲真话的敬意。
“一个学者如果真正是捍卫他所信仰的真理，那是很值得敬佩的。最可怕的是，连学者中都是一些什么都不信，或者只信仰金钱的人。”学者赵晓说。
1982年，当22岁的张维迎第一次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这么多年来，我对市场的理解和信仰越来越深，就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从一个懵懂的状态，到理性上越来越相信。”在张维迎看来，对科学的坚持其实就是一种信仰。
然而，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意识之上。从“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到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隐藏着一个全知全能乃至全善的上帝形象。此外，经济学并非自然科学，有着太多的复杂变量，不同经济学派的争论从未停息过。
对理性主义者张维迎而言，一种仅仅基于逻辑推理和对短短200多年人类历史归纳之上的信仰，是否也存在某种风险？
此外，把市场视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唯一正确路径，是否也是被哈耶克们所抨击的类似欧文、傅立叶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呢？
记者把这样的问题抛给了这位市场的信徒。他的回答是开放式的，试图从更大的历史观来跨越宗教与文化的屏障。
对于“看不见的手”，这位总被人视为傲慢的知识精英，自始至终流露出一种敬畏：“正因为我们都是很无知的，所以，我们只能更信任那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这是张维迎老师十几年前的一篇访谈记录，如张维迎所说，正因为我们无知，只能更加相信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其他。这种思想在中国已渐趋成熟，到了今天，他的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重要。
在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然而受益于“市场”40年，我们对它的理解却并不透彻。“市场”到底是什么？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关系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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