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历史的成功法则?
这段时间,有句话很火:“能驳倒老胡(锡进)的,只有第二天的老胡”。这是在嘲讽公共事件上,一个人虽然能言善辩,但却经常自相矛盾。不过,如果读完谌旭彬的新书《活在洪武时代》,不难发现,王朝的历史有时也是这样,在600多年前的洪武时代,“能驳倒老朱(元璋)的,只有第二天的老朱。”如果说谌旭彬先生的之前有关秦制的著作,《秦制两千年》说破了中国历史“外儒内法”的本质,那么《活在洪武时代》就把“外儒”这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撕毁,露出毫不掩饰的狰狞。许多王朝的黑暗不必求诸野史杂谈,它就端坐在王朝的公开文件里。谌旭彬的史料完全取自朱元璋御制的《大诰》,以子之事揭子之皮,让那个时代的凶残暴虐表露无遗,也延伸出了种种问题——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苦难源自何处?压在我们胸口的那块磐石竟为何物?我们有幸请谌旭彬先生到先知书店请教相关问题,以下为我们与谌老师对谈的总结。问:谌先生您好,现在市面上明史方面的书籍很多,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等,您写的这本《活在洪武时代》与这些明史有什么异同?谌:《活在洪武时代》在选材上是让朱元璋自己说话,用朱元璋亲口说出的话来反驳朱元璋。我也无意把焦点放在朱元璋的雄才大略或者多谋善断上,而是把视角放在洪武时期的底层民众上,看看他们在朱的治下命运究竟如何。问:那么您的这种底层视角的描写与西方的微观史写作又有何异同呢?谌:我的书还不属于微观史写作的范畴,因为我并不构建每个人的生活,而是从《大诰》的判例出发,构建洪武时代无论是官吏商农抑或是隐士僧道的整体群像。问:您认为你在书中所选取的案例会是极端案例吗?或者说这些案例能代表洪武时代的整体社会风貌吗?谌:这些案例都是朱元璋写在《大诰》里的,而大诰的目的是规范匡正当时官民的行为,使他们引以为戒。所以这些案例还是有相当普遍性的。
问:在您看来,朱元璋想打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或者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他理想的?
谌:我认为朱元璋希望打造一个几乎没有流动的静态社会,他作为元朝的颠覆者,可以深刻地认知流民对元覆灭所起的作用。治理黄河的河工基本由流民组成,而“石人一只眼”之类的信息又在民间传递。恰恰是信息的流动与人员的流动给了元朝致命一击。社会繁荣源起于流通,但统治稳定却受益于社会静止,对朱元璋来说,当然是后者更为重要。问:朱元璋作为一个出身最底层的人来说,他的“暴虐”是个人心性问题还是时代因素导致?谌:我有一个个人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往往是对人民最狠,攫取社会资源最残酷的个人或者集团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这是一个好人最先被淘汰的逆向淘汰游戏,重视民意民心的人或集团最先出局。好像三国时期,曹孙刘就是那个时代最冷酷的人。曹操用军屯捆绑社会,孙策在江东屠戮豪族,以致有了“孙郎止啼”的典故,刘备到益州以后同样如此。陈友谅固然凶狠,不过比起朱元璋来看还是小巫见大巫。洪武时期的苏州百姓大都怀念张士诚,也是缘于此故。游戏规则如此,朱元璋想在局中不遭淘汰,也必须如此。问:除了三国和元末的例子,这种逆淘汰在整个中国史上也具有普遍性吗?谌:在我看来大致如此。以楚汉争霸为例,刘邦的军事能力不及项羽,经常被项羽打得丢盔卸甲,甚至抛妻弃子。但刘邦始终可以败而不倒,恰恰是因为他在后方关中实行了秦制,完全复制了秦灭六国哪套行之有效的制度。问:与《秦制两千年》相比,您认为洪武时代由外儒内法回到了商君之术,既然“内法”的本质不变,那么“外儒”这层外衣还重要吗?谌:在我看来这还是非常重要的,“外儒”其实是一个缓冲地带,不要让社会矛盾直接碰撞。在汉光武帝时代,不合作的人有隐逸的自由,但是在朱元璋时代,消极也变成了一种罪过,这其实是威权社会转向极权社会的一大象征。问:您说您的女儿经常问您朱元璋是怎样的人,她为什么会对他产生兴趣呢?若是您来概括朱元璋,您会怎样来概括呢?谌:现在儿童书籍的题材还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这也是个无奈的现实。你若是小民,不会喜欢朱元璋,你若是官吏,不会喜欢朱元璋,你若是商人,不会喜欢朱元璋,你若是僧道,不会喜欢朱元璋。哪怕你是朱元璋的儿子,恐怕依然不会喜欢朱元璋,天下喜欢朱元璋的只有朱元璋自己。历史往往为大人物立传,却由小人物的苦难写成。谌旭彬老师与先知书店的这场对谈,揭开了历史真相的一角:“洪武之治”这盛世
“理想国”的真相,帝王成功学的真相。
但是,真相之后,隐藏了更多的历史问题、更深层的历史困惑——
这样死寂的理想国背后,对人的控制,是如何达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两千年来的比凶斗狠,逆淘汰的游戏背后有何内核支撑?作为活在当下的“历史当事人”,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自己成为历史大势的“耗材”?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仅要深入一个时代,还必须能够借由一个时代,窥破两千年秦制的政治逻辑。《活在洪武时代》一书就是这样少有的精彩著作,在思想洞察与阅读体验的两端,同时给人以极致的享受:
既能跳出治乱循环的 “历史教训”、寻找历史真问题的洞察力;又能心怀对“撮尔小民”的温情与敬意、同情与悲悯;饱含对现实的关切与当下的警醒。
谌旭彬如庖丁解牛一般,以明洪武《大诰》作为一个切口,意动刀走,从历史细节出入历史现场,从一个时代出入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底层;以无厚入有间,游刃有余,淋漓酣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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