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 十字路口的选择，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

十字路口的选择

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

文：徐庆全  编：先知书店

很喜欢读沈志华的东西，不仅是因为他和我熟悉，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是但开一路的。一般党史研究专家研究1949年以来的历史，往往只着眼于国内，很少涉及到苏联和东欧的背景。

但是，沈志华横空出世后，这种局面开始有所改变。志华惯常于从国际背景看中共历史的演进，可以说抓到了问题所在。为什么？因为打中共建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路走下来，直到1949年开始“一边倒”——倒向苏联，中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苏联历史的影子。如果不“追本”，如何能“开新”？

志华从苏联的历史来研究中共，就是“追本开新”，他的一系列著作都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路。所以，读后往往让人有“原来如此”的感叹。他新近出版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也是这个路数，解决了诸多让我困惑的问题。

志华的书说的是1956－1957年中国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实际上是从阐述苏联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入手的。1956-1957年，苏联也是“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抛出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苏联的历史进程推向了“十字路口”：抛弃了斯大林那一套后，苏联向何处走？对于苏联高层领导人来说，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选择”：到底是选择支持赫鲁晓夫还是继续拥护斯大林？而对于拥护苏联的中国以及东欧来说，也被推向了“十字路口”。换句话说，中国也罢，东欧也罢，和苏联一样，都“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就中国来说，如何选择？在中央高层的观点并不一致。譬如，周恩来在1956年开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问题，并没有得到毛的认同，也因此，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则一直反对周恩来的提法。再譬如，1956年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主持的“反冒进”，毛也不同意，提出反“反冒进”，将刘、周等正确做法压制下去。党内高层这些选择上的分歧，都可以从苏联这个国际背景中找到相关联的答案。

最典型的一件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1956年中共八大忽然不提从1940年代开始一直在提的“毛泽东思想”问题。一些党史研究专家也研究过，罗列出一大堆史料，认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并进而演绎出毛谦虚云云。志华认为史料没有错，但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做？是毛谦虚吗？他从苏联的国际背景来研究，认为毛不提“毛泽东思想”实在不是谦虚，而是为了不得罪苏联。

因为苏联对毛提“毛泽东思想”不感冒，对中共文件或文章在苏联发表时，凡提到“毛泽东思想”之处，统统删去。既然“老大哥”是这样的态度，“小老弟”还怎么好意思再提？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有着苏联背景的。

我在一篇写沈志华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他的研究方法问题。我认为，他走的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路数。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演讲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运用“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还原历史真相，就是“二重证据法”。

志华超出了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他甚至是三重、四重证据法。在这本书中，他专门列出了所用史料的四个方面来源。他根据这四方面史料相互互证，既证伪，又证真。所以，他的学问做的非常的扎实，扎实得你读他的书，在史料上根本挑不出毛病，那你就不得不随着他的结论来思考问题。

一直以来，关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人们较多关注重大事件与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前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如“后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

然而，这些故事尽管重要，但却并非中国之命运的决定性时刻。那什么是决定性时刻？答案只能是——做出道路选择的时刻。

1956-1957，就是这样的时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遭遇的第一个关乎国运的转捩点。在此之后，只是加速。

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一切似乎都那样和谐，如费孝通所言，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春光撒满中国大地——而此前，已经历了“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等旨在巩固政权、改造灵魂的一系列运动。

然而，“早春”之后却不是政治气候的“转暖”，人们迎来的反倒是严酷的“寒冬”……

所以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1，为什么和平的经济建设目标，变成了各种政治挂帅的全社会运动？

2，为什么明明已经看到了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是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

3，中共对“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4，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地位认知，有了怎么样的变化？

5，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中国领导层中引发了什么样的感想？

6，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从何而起？

7，面对波匈事件，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些反应？…………

其实，1957年之后所发生的历次事件，不过是当时那种历史逻辑之下必然结出的“果”；而1956-1957年间毛以及中枢的抉择，才是根本上的“因”。不弄清楚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无法真正读懂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史。

这段时期的重要性或许很多人有所感受，但它的书写难度却是极大的。“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诚荐沈志华先生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除了上面的介绍以外，这本书还有2大必读理由：

其一，另辟蹊径，从国际背景看中共历史的演进。

一般研究1949年以来的历史，往往只着眼于国内，很少（更准确地说，是无力）涉及苏联和东欧的背景。沈志华老师则惯常于从国际背景看中共历史的演进，可以说抓到了问题背后的逻辑。

这是因为，中共自建立之初，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并跟随它们一路走下来，直到1949年建政后“一边倒”。如果不“追本”，如何能“开新”？因此，读沈志华老师的书，往往让人有“原来如此”的感叹。

其二，史料权威丰富，取舍科学严谨。

本书在利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俄国的解密档案，并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沈志华老师还根据多方史料相互印证，既有证实，也有证伪。所以说，沈志华老师的学问非常扎实，扎实得在史料上根本挑不出毛病。

不妨来试读几段颇有意思的内容：

◎ 对于中国“二五”计划的宏大目标，苏联最高领导层也进行了讨论。俄国解密档案显示，8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和苏联对中国的援建项目问题，根据会议记录，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

◎ 还有一件让匈牙利担心的事就是周恩来的安全问题。当时布达佩斯局势还不稳定，而周恩来这次出访为了获取政治效果，又必须公开露面，所以确有一定风险。为此，中国使馆再三提请匈方注意安全问题。匈牙利感到责任重大，只得请苏联帮助。

◎ 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政治经验不足，马列主义不强，苏共新领导集团在处理国际共运事务中也捅了不少“篓子”。但至少在目前，无论就国家实力还是国际影响来说，只有继续把苏共推上领头羊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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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文/徐庆全(本文原载于总第604期《中国新闻周刊》)。本文标题为小编所撰，原标题：《相同的“十字路口”》，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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