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100万人惨死在屠刀下。本是好亲戚、好邻居、好同事、好朋友的两个民族，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无差别屠杀。胡图族为了争夺总统权力，把历史上所有的灾难全部归结于图西族，声称他们是卢旺达的叛徒，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臭老鼠”。可见，一套虚假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中国历来是最重视历史智慧的民族，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直至今天，历史依然是图书市场中最畅销的种类。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世界上有两种谎言，一种是低级的谎言，它全部由假话构成，完全违背事实和逻辑，另一种是高级的谎言，它由真话和假话同时构成。剧毒历史就是典型的后者，它是一种伪装成真相的高级谎言，它只会告诉人们复杂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还会描述大量无法考证的历史细节，让人难辨真假。在人类历史中，最典型的虚假历史，大多出自专制君主之手。他们为了维系自身的道统，总要删改史料、垄断历史。为了让伪史看起来更像真品，君主会描摹出很多动人的细节，让盲从者深信不疑，让研究者如坠迷雾。比如燕王朱棣篡位成功后，为了将自己美化成符合祖制的合法君主，命令史官们以虚构、隐没、润饰的手法，系统地篡改、销毁了诸多历史记载，还亲自查验，以防疏漏。面对强权的威慑，只有极具史胆的作家，才敢于捍卫真相：齐国史官冒着灭门的风险，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司马迁顶着触怒汉武帝的危险，记述刘邦的背信弃义；琼斯先生因为坚持报道乌克兰的饥荒，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除了需要知识和见识，往往更需要胆识。这通常与天生的性格有关。1976年，因为愤恨“四人帮”所作所为，杨奎松连写几首诗贴到广场上，结果成了被缉拿的对象，并因此下狱。这段监狱岁月，让杨奎松很快有了两个发现，一，他发现：“我这个人真的不怕死”，即便是监狱里面，他很快能学会泰然处之。二，在和一个死刑犯的相处过程中，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犯人善良的一面。这对杨奎松触动很大，他认识到仅仅从表面上把人分成好坏，是多么肤浅。及至后来做研究，他一直竭力避免凭一己印象来取好恶，否则很容易把历史人物或政党脸谱化。杨奎松反对脸谱化，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杨奎松坚信他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他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杨奎松毕业于人民大学，曾多年在中央一级部门工作，可以读到尚未解密的资料；80年代他又蹲过几年中央档案馆；在90年代初俄国档案解密最好的时期也去过俄国查过档，并一直跟踪研究近代史的相关问题。这种跟踪式研究，使他比一般学者更具备问题意识，更能发现一些其他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比如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到底谁该为内战负责？又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杨奎松的问题意识，来自他对学术的终极定义。他反对大多数学者一辈子待在象牙塔内，不食人间烟火的研究方式。他始终不想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历史问题。在他看来，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他研究历史的最大乐趣，是让读者因历史中人的命运及其境遇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有所联想，从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他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有人请教杨奎松，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在史学界——无论通俗写作，还是历史研究，长期存在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很多文字淋漓畅快的作品，存在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尤其是在政治对学术影响最大的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现状更是如此。这是杨奎松最反对的。他指出，凡是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更别说那些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研究。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杨奎松能抛开历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的档案，行走在学术的雷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历史学者，实在不多。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群体性的人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以后来者的视角对当事人进行苛责，只有“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学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他尽量去掉了后人的审判视角，躬身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历史的逻辑。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书写历史，他只是摆事实，并不带节奏，因为事实最能给人以启发，去掉审判视角则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深入思考的空间。不读历史的人会重蹈历史覆辙，读历史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不读历史的人重蹈历史覆辙。阅读历史、汲取教训，是一种避免犯错、尤其是犯大错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古训。但是，在这个娱乐至死、信息爆炸的智能时代，提炼见识越发困难。尤其是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助纣为虐”，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好的历史，信息量巨大，但很少堆砌名词和概念。好的作者，在搜集完资料后，不是粘贴复制后填空，而是会花数倍的时间从泥沙中淘出金矿，然后精炼提纯，让读者在“沉浸式阅读”中，听见历史的警钟。为了保证治史严谨，杨奎松始终坚持使用最原始的档案资料，遇到二手资料更是会反复对比，以鉴定真伪。杨奎松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在堆砌名词，读者根本无法从庞杂的概念中汲取教训与见识。他们的眼光是向内的，所以只能看到此时此地的影响因子。而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国内国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杨奎松名作《革命》（精装典藏四卷），本书堪称“断货王”，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杨天石：“这是四本讲真话的书，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马勇：“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黄章晋老师的评价更加直接：“杨奎松老师的书值得疯狂推荐。”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而且《革命》四书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阅读与珍藏皆宜，正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绝佳礼品书。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带来本次全签名版《革命》，来回经过数度跨国寄送与运输，终于与读者见面。签名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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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令人扼腕叹息
在治乱循环的历史中，缺失的不仅仅是真相
越预判越错判：历史没有剧本，只有意外
历史的三个层次：真相、见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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