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我在中央档案馆“偷”档案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考研究生。当时一个想法是觉得当了八年工人，又上了四年学，再读下去，时间浪费太多了，必须要赶紧开始干事情了。另外也是因为自己觉得中共党史这个行当里，没有老师能够指导我。我宁肯自己去看档案、看资料，自己去钻研。

我至今也不后悔自己当初的这一选择。正是因为我没有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作编辑。在那里不但能够看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而且因为在党校，还能够看到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看不到的档案。

在中央党校里，印象最深的是《党史研究》编辑部主编何明先生对我的放手和信任。我是新来的大学生，按照以往的习惯，新来的大学生通常都是从事一些打杂的事情，包括打水、抄稿子，帮助教授们查资料之类。至于发文章，更是想都不要想。

但是，我到编辑部之后，很快就开始正式承担编辑业务，处理稿件，并且何明先生也从不反对我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到党校不过三年，就接连出了不少东西，被破格评了讲师。自然，这种情况也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

记得1984年档案法通过后，我打报告要求去中央档案馆查看档案。没想到副校长竟批了。我也因此成为当时去中央档案馆查档的最年轻和级别最低的研究人员了。此前，能够进入中央档案馆的，基本上都是够一定级别，并且有一定任务的人员。

我经常出现在中央档案馆里，我们教研室里个别老先生就看不惯。记得其中一位先生特别告诉中央档案馆中央处的负责人，要他们对我特别注意。结果弄得档案馆中有的负责人对我像防贼似的，甚至趁我不在时偷偷去检查我的书包、衣物，怀疑我会夹带什么东西。

有一年美加历史学会主持者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年会，有位老先生马上就告诉中央档案馆说不应该再允许我看档案了，因为我要出国，要小心我会把档案透露到国外去。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我虽然在中央档案馆里断断续续查阅了几年时间，摘抄了许多东西，最后大部分都被他们扣下，没有允许我带出来。

但是，严格说来，我也从不因此就抱怨或记恨谁。我深知能够有我那样一种经历，对于许多人来说就已经是一种奢望了。尽管许多资料被扣，许多心血白费，花了几年时间仔细阅读那么多的至今尚未完全开放的档案，就已经使我获益不浅了。

这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专著和论文，揭示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史实，提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看法，其实恰恰是得益于我那几年读了相当多的档案，知道了许多的内幕。即使我不能直接引用它们，但是我依旧可以以它们为线索，找到其他的更多的被淹没的历史痕迹。

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这套《革命四书》。

这套书问世后，很快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

杨天石：“这是4本讲真话的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让长期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

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杨奎松是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的学者。”

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堪称“断货王”。书店有记录：有位书友已陆续买了20套送朋友。 

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呈现特有光泽，内文纸张是特为本书研制的75克纯纸，阅读与珍藏皆宜。

更难得的是，杨奎松老师尽管远在泰国，身隔万里，但感念书友们的深情厚谊，特别联合先知书店，经过来回跨国寄送与运输，奉上亲笔签名版《革命四书》。数量不多，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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