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生于1881年、胡适出生于1891年，两人都是思想家，也都是各自思想的楷模，两人可谓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双子星”。鲁迅与胡适，都出生于破落的官僚家庭，幼年都饱尝遭人白眼的辛酸苦辣。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鲁迅与胡适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们两人，都生于内忧外患的十九世纪末期。鲁迅生于1881年，胡适生于1891年，两人岁数之差刚好十年。他们都在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长大。鲁迅早年饱尝了家道中落，寄人篱下，遭人白眼的种种辛酸苦辣。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人间的世态炎凉，煎熬着鲁迅敏锐而早熟的心灵。胡适虽然天性欢娱，但他早年同样也领略了逼债者纷至沓来，挤破家门，母亲穷于应付的窘迫遭遇。他本人在《四十自述》中就详尽地记述过这一难堪的境况。
她们身上，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村妇女最可贵的品质：善良、坚韧、高远、从容。也许，鲁迅与胡适的精神气质，血液中流淌着母亲的遗传密码？鲁迅是周家的长子，胡适是母亲的独生子。鲁迅十五岁丧父，胡适三岁半成了孤儿。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孤儿寡母”现象——由寡母抚养的孩子，往往更有理想，更有出息，更能成就一番事业，古代孔子、孟子、岳飞堪称代表，鲁迅与胡适的出现，同样亦是证明。鲁迅十六岁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远走他乡。当时的洋学堂，为守旧者所诟，再加上社会的偏见与无知，令许多人望而却步，鲁迅却毫无顾虑，毅然只身“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胡适十三岁离开故乡绩溪到上海读书。后来他回忆说：“她装出很高兴的样子，不曾掉一滴眼泪。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经验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从此，他们离乡背井，走进了广阔的世界，走出了辉煌的人生。他们两人都留过学，一个是东洋的日本，一个是西洋的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农，但最终都改弦易辙。他们和自己不认识，毫无任何感情的女人结婚，与其说是屈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传统观念的淫威，不如说是出自对母亲真切的爱与同情。他们本来就是早熟的天才，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精神自由，他们是二十世纪最具现代意识的先觉者，是旧道德旧观念的批判家。但他们跨不过母亲这道门槛，慈母的爱和对慈母的爱，需要他们做出牺牲。婚姻悲剧出现在这样两个杰出人物身上，其深邃的人性和文化因素，有待我们破译。在婚姻这件事上，鲁迅与胡适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就此也可从此看出两人性格的迥异。
鲁迅结婚第三天就离开家，但终身维持着与朱安的名义夫妻关系。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养它。”胡适与江冬秀则白头到老。他创作有《终身大事》，歌颂自由恋爱，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胡适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希望，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情感慰藉？他们是那个时代学者型思想大师的代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学术名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一部学术名著；鲁迅的《嵇康集》校释缜密谨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翔实新颖。鲁迅的杂文，犀利而深刻；胡适的政论文章，通俗而流畅。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之一。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从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提出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词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八项主张，掀起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狂飙，其开风气的意义，彪炳史册。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战斗檄文开始，就直接把矛头对准旧道德旧文化，他所呐喊所鼓吹所抨击的，振聋发聩，其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意义，影响深远。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岁月，鲁迅和胡适站在时代的前列，冲锋陷阵，相互支持。鲁迅曾对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大加赞扬，认为该书“警辟之至，大快人心！”并曾为胡适删阅过诗集《尝试集》；胡适则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短篇小说推崇备至，认为鲁迅的短篇小说是白话文学中“成绩最大的”。他们曾经共同战斗，切磋学问，且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数年的友谊出现裂痕，随后势不两立，分道扬镳。早在三味书屋读书时，鲁迅就表现出思维的敏捷。对课，是用虚实平仄的字相对的基本训练。一天，老师出了个“独角兽”，鲁迅以“比目鱼”相对。“独”不是数字，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但有双的意思。鲁迅是以《尔雅》为根据，用心思对出来的，极为工整，博得老师夸奖，传为佳话。郁达夫曾说鲁迅厉害，鲁迅讲的典故，很难找到出处，鲁迅读书量大，常人难以企及。鲁迅知识渊博，显然与早年勤奋好学息息相关。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与许寿裳相识，一见如故。此后，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彼此推心置腹，亲如手足。鲁迅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亲密、友谊最深厚的朋友是许寿裳。1927年，鲁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伊始，即刻推荐许寿裳到中山大学任教。许寿裳一到广州，鲁迅当晚就在上等餐馆为他接风，次日照例如此。许寿裳要付钱，鲁迅坚持不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此后，他们每日下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徒步远游，如是者十余日，极尽豪兴。鲁迅不擅社交，不喜抛头露面。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在家宴请一代文豪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座者有蔡元培、鲁迅、林语堂、伊罗生等。席间，林语堂滔滔不绝，鲁迅几乎一言不发。可他却提前三小时早早赶赴挚友许寿裳女儿的婚宴，谈笑风生，其乐融融。1934年东北文学青年萧军、萧红滞留青岛，写信给鲁迅，希望在文学创作上得到鲁迅指导。鲁迅10月9日收到信后，当天作复。鲁迅的回信，给萧军萧红巨大鼓舞，它“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萧军萧红到上海后，鲁迅不但在经济上资助他们，同时为他们看稿，为他们的作品联系出版，介绍左翼作家与他们认识……鲁迅的宽厚、真诚、善良，让萧军萧红刻骨铭心。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6月20日，入殓仪式在杀机四伏、一片恐惧的情况下如期举行。国民党特务扬言，要在杨杏佛入殓之日暗杀同盟的其他成员，鲁迅被列入“勾命单”之一。出于安全考虑，许多人都劝鲁迅不要出席。鲁迅却以“无怖于死”的无畏，毅然参加了杨杏佛入殓仪式，临行时把家门钥匙交给许广平，以示义无反顾，不存幸免之心。英人赫胥黎著严复译的《天演论》自1898年问世后，很快风行全国。1905年，胡适在上海由梅溪学堂转入澄衷学堂。这一年，胡适接触了《天演论》，书中的“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给胡适带来极大刺激。于是，他把名字“胡洪驿”改为“胡适”，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之意，用以明志。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就这样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把自己的追求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胡适与陈独秀是同乡，是朋友；“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经也是战友，但早已各走各的路。陈独秀被捕入狱后，传出话说，如果胡适再不来看他，定与胡适绝交。陈独秀身陷囹圄，依然高洁自若，依然磊落坚定。但此时的他，不再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不再可以叱咤风云。他已经失落了昔日的威风，走向边缘，黯然失色。他几乎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但胡适不存芥蒂，立刻匆匆从北京南下，探望落寞的友人——关押在南京监狱的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胡适虚怀若谷、厚道重情，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美国读书的博士论文。蔡元培先生评价说，该书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这四点，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史的藩篱，其原创性贡献，堪称中国史学革命的典范。但由于胡适不懂佛学，该书只完成一半便辍笔。抗战胜利后，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天，金克木与另一位学者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办事，胡适知道金克木曾留学印度，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后，十分高兴，即兴与金克木就佛教思想、禅宗源流展开了两个多小时的热烈交流，兴奋之余，胡适把该办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当年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情书绵绵，弄得张兆和十分紧张。事情几至不可开交，最后闹到胡适那里，身为上海公学校长的胡适以机敏风趣的言辞，循循善诱，化解了张兆和的疑惧，成全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师生恋，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胡适晚年客居美国，遇到漂泊异乡孑然一身经济拮据的一代才女张爱玲，慷慨解囊，帮助她度过了难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学潮不断，不少学生因参加示威游行被捕。消息传出后，胡适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不辞辛劳，坐着汽车四处向警察局要人，义正辞严；他还向南京国民政府上书，要求释放学生……鲁迅与胡适都有鲜明而迥异的个性。鲁迅悲凉而孤独，胡适乐观而通达；鲁迅深邃而孤傲，胡适平和而聪慧。●鲁迅是真正的硬汉，他坚毅、勇敢、庄严。鲁迅对外在的、官方的、世俗意义的荣誉嗤之以鼻，他似乎是任何显赫、堂皇、虚荣的死对头，他离群索居并非不得已的退隐，而是一种姿态：轻蔑。他向千疮百孔的一切奢侈品挑战，他尖锐地鞭笞虚荣，时髦、思想的伪装、精神的寄生、附庸风雅的沾沾自喜、无病呻吟的哀伤、文人式的悠闲、贵族式的傲慢和空想的世外桃源。鲁迅反对一切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自我标榜与自我安慰，不是虚弱就是浅薄，为鲁迅所轻蔑。鲁迅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严厉近乎苛刻，容不得半点污秽。因此，常让人敬而远之，甚至遭人忌恨。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流浪汉，他强烈的怀旧情绪可以部分解释他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但他并不四处寻觅安乐的精神家园，他常常处于生与死的搏斗之中，他无家可归，拒斥一切暂时的避难所，他带着沉重的步伐，杀向死亡的深渊。他注定向虚无挑战。●胡适则是一个谦谦君子。他少年得志，“暴得大名”，二十几岁就当上大学教授。他交游甚广，朋友甚多，侃侃而谈，笑容可掬。他一生踌躇满志，当过驻美大使，当过北京大学校长，当过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在世界各大学荣获过三十多个名誉博士学位。他成就斐然，他出尽风头，然而却从不得意忘形。他是一个谦谦君子，宽厚而不挑剔，平易近人而不装腔作势，优雅而不做作。他匆忙而有秩序的生活使他充实，似乎很少烦恼，他忙得不亦乐乎，无暇思考生命的意义，他平静，可以花几十年时间致力于《水经注》版本的考证。他很少感情用事，理性支配着他的整个身心，使他能够在政治、学术和社会公益事业上的自由驰骋。●鲁迅崇奉“托尼哲学，魏晋文章”。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尼采个性主义代表鲁迅身上的两种情怀，构成鲁迅思想的必要张力，牵引着鲁迅生命的指向。鲁迅一生多少受唯意志论的影响，他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部分与接受拜伦、尼采和易卜生的英雄主义、个性主义和自由意志有关，他由失望而悲凉而绝望而进行“绝望的抗战”，凸显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主体意志。鲁迅的心灵时时刻刻关注中国国民性问题。他的所有作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都是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展开的，国民性是他思考的出发点，但不完全是他思考的终结点。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关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人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之所以呐喊，他之所以提倡启蒙，是为了针砭国民意识的痼疾：落后、保守、愚昧、麻木；是为了唤醒民族的觉悟。
鲁迅的思想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标志。“中国的脊粱”、“民族魂”，鲁迅当之无愧。鲁迅是真正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博大而精深，但它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鲁迅的思想具有现实的品格，他能够从一时一事一草一木获得发现，然而他能够超越形而下，从存在中体验虚无，从毁灭追问永恒，使他的思想具有形上意味。鲁迅之所以不朽，其秘密在这里。●胡适则以传播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和西方自由精神为毕生使命。他认为“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他反复强调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带给他的无穷的恩惠，他不止一次的宣称对实验主义哲学的价值性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实验主义作为科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胡适由觉醒而批判而现实而走上渐进的改良道路，符合他思想发展的轨迹。他相信“好人政府”，他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切实的出路。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渐进改革策略与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激进主义立场是相冲突相矛盾的，他难以自圆其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理想面对巨大的阻力，他常常置于尴尬与无奈中。但他始终乐观，以独立的精神守护自己的信念，为弱小的中国自由主义力量保留了一点火种。胡适的眼光紧紧盯着世界潮流，而这个潮流，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和引领它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他深信，直面西方文明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唯一的态度是：“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古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古老文化的惰性与暮气”。中国的希望在此，中国的出路在此。
鲁迅与胡适都是反传统的斗士，但意味深长的是：他们“借思想解决问题”的理性本身是传统的。这一点，也许为他们不自觉，海外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为理性所不及，潜移默化在他们心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境界、生活方式和情感趣味，差不多是传统的。鲁迅和胡适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们都为民族的灾难深感悲痛，骨子里潜藏着人道主义光辉和爱国主义激情，都有一颗赤子之心。他们与整个民族溶为一体，忧虑的民族的衰落，是社会的病态。鲁迅渴望解救民族的精神，胡适寻求走出荒漠的方法。他们都不是先知，也不想当先知。他们不想也没有能力凭秘密、权威、奇迹拯救中国，亦不相信任何浪漫主义幻想，任何把人抽象化的神圣目标。鲁迅抨击社会的罪恶与愚昧，他怀疑任何观念构建的乌托邦；胡适兢兢业业卷入各种各样的公益事业，他醉心于改革和建设，从未想到推倒重来一瞬间展现辉煌的前景。尽管他们认为思想革命观念更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他们——纵然不尽一致——都相信中国的新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说：药方是胡适开的好，病证，是鲁迅看得准。
鲁迅最厉害的地方，是把人生的真相撕破给人看，撕到深处人孤独。而胡适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理性、建设。鲁迅、胡适两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面对历史和现实，鲁迅在每一页的字缝里，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没被吃尽剩下的，会继续被吃的。胡适看到的是活下来的，要继续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点的。当我们读到鲁迅时，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是能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而当我们读到胡适时，感觉到他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鲁迅是酷， 胡适是暖。他们之间并没有谁高谁低。因为这两者我们都需要。为此，先知书店诚意推荐《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这两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胡适最经典的传记：◎一部“另类”的《鲁迅传》（含签名藏书票）：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鲁迅思想传记，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努力冲破启蒙话语，力图回到“鲁迅本身”，从个体生存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读鲁迅的重要尝试。本书打破了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将鲁迅还原成“真实的人”，显示了鲁迅真实生活的复杂和艰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作者把鲁迅思想气质中的怀疑、矛盾、阴郁乃至黑暗刻画得深入骨髓；阅读本书，读者会在情感和心理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鲁迅那巨大的精神痛苦，直面鲁迅那“无法直面的人生”。◎一部“绝版”的《胡适传》（先知书店独家）：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胡适传记，有多经典呢？曾一度绝版！此次“绝版复活”已是第三次修订，不仅有新写的序，还新添了一章“《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书写胡适在台湾的最后一段时光。先知书店有幸取得了此版独家授权。胡适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可以说是胡适人生的关键词。读懂了胡适人生中的“尝试”，也就读懂了胡适对于今天的意义。这是一部关于胡适研究的代表作，一部具有独到见识和洞察力经典之作。可以说任何想认识胡适、认识胡适的时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走进胡适精神世界，见证一代知识分子的“文明之梦”。了解鲁迅和胡适，最好从这两本传记开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页面一并选购“读懂鲁迅”“读懂胡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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