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种体验是不可以磨灭的，没有哪一种经历是不可以逾越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变化而改变，并修改着所谓客观的记忆，你会随时为自己的变化而找出合理的解释，原谅自己纵容自己以至浑然不觉。我被关押的地方理论上说不算监狱，而是看守所。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最大的不同应该是，监狱关押的是已经定了罪的犯人，看守所关押的是还没受审的嫌疑犯。但那个年代没有嫌疑犯这个概念，只要被抓起来就是板上钉钉的罪人。那时也不讲法律程序，就我所知，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关押时间最长的已经超过十年，是民主党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刘少奇的前妻谢飞被关了五年单身牢房，据说出狱后患了失语症，除了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以外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号里的苏联人丽达也在单身牢房里关了五年，精神几乎崩溃时才被调到了多人牢房。因为是在首都，又是市一级的看守所，而它正巧又在一个真正的而且是模范的监狱的隔壁，便被在里边和在外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看成是真正的监狱了。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无理，同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1975年在狱中第一次听她唱的。她唱歌时，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有时眼泪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都不同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个现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是——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十五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精神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里的犯人也是三教九流的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有点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曾经与四个杀人犯同监，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睡觉太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
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突，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然后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已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一点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下面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1976年1月8日。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哪个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以为是我们的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声音所有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所以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你”，手分明指的是我。“收拾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暖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肯定根据开门的声音知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水，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送来了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显然这是重要的敌情，门口站着好几个队长，她居然一点都不害怕。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那样放肆。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着背铐的生活。
当时我并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以后发生了四五事件，牢房人满为患，可以设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愤怒的群众不用石头把她砸死也得用唾沫把她淹死。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没有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杀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有可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不像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否则时间长了她的手臂很可能残废，她总是像无所谓似地微笑着摇头，然后像祥林嫂似的自言自语地……
我想最终给她摘下了手铐，是因为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
她是我在狱中见到的胆子最大的犯人。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和精神病患者在同一个号里的另一个狱友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是个一生未嫁的天主教徒，她是我在狱中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犯人。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同案不止一个，我所在的看守所里就有十好几个。
从她的同案那里我已经大致知道了她的案情。那是1976年初，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天主教徒们神奇地串联在一起，顶礼膜拜一个北京郊区房山县来的二十八岁的女人，据说此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学三年级，但成百上千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都是她的信众。她自称是圣母的徽号，替圣母到中国来发出警告，因为中国人罪孽深重，圣母将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施行惩罚，将连续若干天不出太阳，连续若干天暴雨如注，全国上下将一片漆黑。总之，他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每个人都无比虔诚，老人曾讲述她为了保护圣母的徽号被革命群众用石块打，用唾沫吐的经历。
她是以非法传教的罪名被抓起来的，我从中知道了一个常识：在中国可以信教但不可以传教，而信与传的界限在哪里呢？
过了没多久，监狱里通过广播开了一个宽严大会，宣布了几个因为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和因为拒不认罪而从重判处的典型。会开到一半，筒道里就传来大喊大叫的声音，老人告诉我，叫喊的是一个中学生，会上宣布认罪态度好当场释放的是她的母亲，她骂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她骂母亲是叛徒，骂她不得好死。接着传来开牢门的声音，她被强行拖了出去。我们都竖起耳朵听着她回来的动静，直到熄灯的铃声响了她仍然没有回来。深夜，哗啦哗啦的脚镣声把我惊醒，我相信，在这样静的夜里，每一个人都被那声音惊醒了，但是整座牢房静得没有一点声息，除了那刺耳的脚镣声，哗啦哗啦地由远而近，在我隔壁对面的房门口停止，然后是队长的开门声，她走进去了。一个女中学生，然而，她拖着脚镣走进了牢房。肯定还有手铐，背铐。牢门关上了。牢房还是那么静，静得没有一点声息。我相信，那天晚上，牢房里每一个生命都像我一样，屏住呼吸睁着不眠的眼睛。这是我第一次那么逼真地感受到脚镣这种刑具的存在，而且它戴在一个女孩子的脚腕上。你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激情，激怒了试图让她像她母亲那样就范的干警；你也尽可以想象，她以怎样的执着守卫着她那也许是幼稚的信念。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年龄还没到可以成为公民的小姑娘，怎么会来到这座监狱，来到这间牢房，并且亲耳听到母亲对女儿的背叛——没有母亲的影响，她也许不会走上这条不知是通往天堂还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吧？直到离开那座监狱，我始终和老人在同一个号里。只要有可能，她就会给我讲《旧约》里的故事，讲基督的降临，讲迷途的羔羊，讲人应该为上帝献身，而不应该在世俗中沉沦。她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退休工人，她的全部学问只是一部《圣经》，但是宗教精神正是我在困境中所需要的，我是她的唯一的听众，是她传教的最佳对象，她对我成为上帝的子民充满了信心。我们像一对忘年交相互交换了地址，她没有亲人会来给她送东西，我把准备留给她的衣服和日用品专门放在用一条长裤的裤腿缝制的手提包里，准备走的时候留给她用。但是最终这些东西还是被我带回了家，当队长开门指着我说“你，收拾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是给我调号还是让我回家。大概过了两年多后，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信和寄给我的照片，她先是住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后又到了清河的一家福利院。我常去看她，但是对于她的说教再不像在监狱里时听得那样入神，她说服我受洗，希望我一辈子单身。但这对我已经不可能了，我上了大学，并且正在恋爱，还是当年大学里竞选的活跃人物。世俗的生活使我目不暇接，革命的事业让我眼花缭乱，在我看来，我的使命感并不比她的使命感来得逊色，她把一生献给宗教，而我在刚经历了一次牢狱之灾以后又一次投身文学刊物《今天》的编辑。我像当年一样尊重她的信仰，祈祷她因为信奉上帝而获得内心的安宁。但是我已经不可能成为她的或者任何人的信徒了。也许这正是我坎坷人生的悲剧所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接受了她的教诲，这些年我会不会活得没有这么烦恼这么劳累？然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已经又错了。上帝不会那么实际，原罪是赎不完的，救赎之路无比漫长，也许一生还不够，还要加上来世。两年以前，一个刚刚皈依了天主教的画家朋友像我的狱友二十多年前一样，苦苦地劝我皈依天主，我回答他：我还没有被上帝选中。如今我仍然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尘世里沉浮，我还没有找到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痛苦的力量。更没有在命运的浑沌中看到与上帝相通的道路。但是我坚信：上帝只救能够自救的孩子！如果老人尚在人世，她应该不会无视我的这一感悟，尽管这其中多少有点自恋、自慰和自嘲。按照哲学性的表达，人是被上帝抛向这个世界的，虽然此生痛苦无绝期，但没有人因此而对上帝不满，相反还庆幸上帝给了自己生命。但却没有人会庆幸自己被什么人投入监狱，虽然那经历能让人体验到多数人不可能体验到的东西。“抛向”意味着你虽然不能选择是不是要来到这个世界，也意味着你有权利自由地选择你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方式，这种自由被视为形而上意义的人生绝境。“投入”则完全不同，它不仅意味着你没有权利选择你去不去要把你投入到的那个地方，当然也意味着你没有任何权利决定你在那个地方怎样生活，这种没有自由被视为形而下意义的人生绝境。所以，世俗的人会产生对死的恐惧，哲学家会产生对不死的恐惧。很多人都经历过插队生活、军队生活、学生生活等等，每一种生活有每一种生活中的惊心动魄，也有每一种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在监狱里，提审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虽然没给我上过刑也没动过拳脚，但它关乎我的进出甚至死活。但是很快就不再提审我了，盼望提审则成了我在狱中最最基本的常态，就像平时盼望发工资、盼望放假一样。我不敢说盼望回家，当然更不可能昐望判刑，我只能盼望提审，从提审中猜度还能再盼望什么。孤独，恐惧，死亡，这些极端的感受不只是在特异的生活中才能体验，事实上，那是一颗敏感的心灵无法回避的。在梦中，在秋风吹落一片枯叶的瞬间，在爱情的背叛把你击倒的时刻，在理想的虚妄被你看到的时候——这不是很多人都遭遇过的吗？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日子里，就在我把回忆的笔触伸向二十五年前，试图还原那两年的生活时，我的感受似乎并不比当年更加飘渺更加肤浅。■徐晓不到20岁就被卷入了政治风暴，结果被逮捕入狱。那段离当代社会并不久远的历史，它的严酷、惨痛和荒谬以及它的纯真、浪漫与理想主义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年轻者的视野中已经被看成是历史神话。本文选自徐晓老师的著作《半生为人》，她在这本书中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那段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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