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肯跪的人,中国才得以改变
严格说起来,士大夫被皇帝不当回事,以奴才视之,是打元代开始的。
没法子,所谓元朝的皇帝,其实是蒙古的大汗,做汉人的皇帝,只是一个兼职。这个在马上打了半个地球的勇猛民族,跟中土所有的王朝都不一样,根本看不起汉人和汉文化,当然也不明白历代皇帝跟士大夫共天下的苦心。士大夫之地位低贱,莫过于此朝。说是“十儒九丐”,也许有点过,但读书人肯定赶不上服侍蒙古人的猎手和为蒙古人做玩意的工匠,所以只好弄弄小曲,聊以度日。
那年月,真正有地位的“知识人”,是翻译,当时叫通事。这些人别看汉文功夫一塌糊涂,敢把皇帝的诏书译得乱七八糟,鄙俚不堪,跟市井闲话似的,但人家说话就是有分量,管用。
既然元朝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土王朝,那么,士大夫们走霉运,也没法子可想。其后的明清两朝,从形式上看,已经回归传统,相对老实地尊奉孔夫子,恢复礼制,推崇科举,依赖官僚机器进行统治。但是,士大夫却依然没有恢复宋时的地位,在皇权面前,怎么看,都还像奴才。
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从朱元璋开始,不仅要杀,而且就是要辱。居然有了廷杖,把朝臣当众剥了裤子打屁股。打得轻重倒在其次,关键是羞辱,让众人看看讲究脸面的士大夫的屁股。
这一打,把士大夫打成了两派,一派硬撑,把脱裤子挨打变成了光荣,前赴后继。一派务实,尽量跟实际操作廷杖的人——太监们搞好关系,甚至投效做他们的干儿子、干孙子也在所不惜,为的不仅是屁股少受些苦楚,对于仕途也大有进益。
所以,臣子见皇帝,就永远得跪着。接驾,提前就得跪着,皇帝走了,还得再跪一会儿,直到皇帝的仪仗过完了,才能起身。平时召见,无论谈多长时间,臣子都得跪在底下,无论皇帝是立着还是坐着,臣子永远跪在地上。皇帝再怂,总是跟跪着的人讲话,也会感觉好得不得了。
这样的朝仪,也就明清才盛行,宋代的时候,皇帝跟大臣开小会,大臣还有座位。明朝皇帝不大见人,所以,君臣相对的机会不多。唯有清朝,皇帝号称勤政,频繁接见臣子,见了就让人跪着讲话,居高临下。
按清朝的体制,翰林,尤其是状元出身的翰林,前程远大,即使为官平庸,也不难出将入相,平步青云。但是,我们知道,有清一朝,有过很多的状元,更多的翰林,最有名的,一个是张謇,一个是蔡元培。
这几年,张鸣老师明显露面少了,却打趣说,“没有判刑,却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一本也出不了,新书不能出,再版没有戏,到了版署,就泥牛入海。连已经出的书,各个出版社也不敢加印。”
这本《历史的坏脾气》断货多年,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意犹未尽。在当下,更显珍贵。
正如张鸣老师自己所说,“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倒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
陈丹青说:能不能找到真历史?张鸣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事在当时不是这样的。
易中天说:张鸣的书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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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廉政瞭望》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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