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跳出“成王败寇”，今天如何看待国民党的失败？
“最是仓皇辞庙日”，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飞机直抵台湾。至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国民党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在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内战中却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蒋介石后来曾回忆说：“（内战时期）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然而这只能说是国民党崩溃时的表象。
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毁于其自身的专制、腐败，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抑或是因为对手“得道多助”？
华东师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的解读，让我们能很好地跳出“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
▲杨奎松
▋百年历史巨变中的国民党
孙中山革命许多年，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到1924年以前，将近三十年屡起屡仆，几乎总是失败。1924年以后，全面推行联苏容共政策后，其革命迅速变得声势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孙中山1925年去世，中国国民党依旧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
以当年中国之大，列强势力范围之多，军阀割据之普遍，没有国民党这样在政治上和观念上比较容易凝聚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起作用，要想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为什么，纵使在内部出现分裂，以及与主张阶级斗争的苏联及中共分道扬镳的情况下，国民党也还是能够成功地集聚起相当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政权，创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唯一一个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各省承认的中央政府。
同样，无论那些名义上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各地军阀怎样反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统一军政财权的努力，他们的反抗也都难以赢得国人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此种较量虽持续十年之久，南京中央政府还一直受到日本入侵的严重挑战，残余的各地军阀势力的割据现象终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抑制。正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才能有抗日战争的发动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实际上都与中共后来的革命胜利有关系。
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认识历史。满清王朝倒台以后，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分裂和日本的入侵与蚕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再多几个“二十一条”，再多几个“满洲国”也都产生出来了。那时，纵使中共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它要面对的问题就远不是像推翻一个国民党政权并取而代之那么简单了。
▋国民党的失败原因
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是综合的，其实非常复杂。比如，这里有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的作用的影响。毛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总结过中共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换言之，中国之所以先有国民党，后有共产党，是有特定的国际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起作用的。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没有俄国人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做指导，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不会有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
再比如，这里有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作用的影响。日本的入侵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它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初成统一局面、正在逐渐巩固和发展中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而八年的艰苦抗战，更极大地暴露出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和弊病，使之日渐走向反面。
当然，国民党的失败，有其自身的问题，但这里面的原因同样也非常复杂。至少，许多所谓的失败原因，如果孤立起来看未必能产生多大作用，有的甚至可能并不构成原因。
比如独裁专制，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国民党的历史就会发现，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很独裁、很专制，它也一直想要建立领袖独裁和一党专制体制，但实际上国民党却始终派系林立，内争不已。国民党最终大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蒋完全不能有效整合国民党自身和克服派系分歧的情况密切相关。与此相反，蒋介石到台湾后清除了派系，也没有了共产党，真的实现了独裁专制时，其统治反倒强固了。
同样，所谓国民党腐败的问题，对其失败也未必有多少直接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官员腐败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存在这种情况未必会导致政府迅速倒台。国民党到台湾后也一直存在腐败现象，甚至发展到“黑金”的程度，国民党还是照样统治了四十多年。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代表新兴力量的对手，其他方面不出严重问题，即使存在着严重腐败的情况，也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政权迅速失败。
土地政策的失误是不是导致了国民党的全面溃败呢？恐怕也不是。国民党在大陆不搞土改固然是失策，但它搞了土改就不会失败吗？未必。说国民党因为没有搞土改而失败，是比照中共搞了土改而成功所言的。可是实际上，中共打败国民党主要并不是因为搞了土改。
试想，在抗战期间，中共在敌后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通常也占据着绝对优势，而它当时并没有搞过土改。抗战胜利后中共搞了土改，但也只是在其北方一些根据地里搞过一段时间，1948年就停了下来。在新解放区并明确规定不搞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换言之，中共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战胜国民党，靠的是军事胜利，与它在那里搞没搞土改并无直接关系。
我在这里特别想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两个党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实在太相似了，很有点儿“既生瑜，何生亮” 的味道。国民党虽依靠其历史声望，一度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取得了政权，但国民党自身的问题太多，许多事情都是说得比做得好，有的事情甚至言行不一，以至失去民心。只要中共能够生存下来，在当年那种条件下，国民党不败给共产党才怪。
▋两个相似的政党
今天人们很少注意到国共两党除本质之外的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现象，也很少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其实，认识到这种相似性，对了解国民党为何没有败给其他政治势力，而是败给了共产党，是很重要的。
我在研究国共关系过程中一直很关注一个现象，就是历史上的国共两党不仅分分合合，而且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共产党人曾长期是国民党员或加入过国民党的早期组织；不少国民党人或早年加入过中共或其外围，或后来成为中共党员。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我的看法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共两党在一般人看来太相似了，这样的现象曾经很普遍：
当年许多追求理想、热心救国，或立志想要追随革命、实现正义的青年人，并不能很明确地分清两者本质的区别。有不少战争年代加入共产党的干部后来都回忆过当时投身共产党时的情况，说明那时实际上并不懂中共革命的那个最高目标，只知道要救国；而国民党人中同样有很多人是因为想要救国而入党的，甚至还有不少赞同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点的人。
国共两党当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它们都是或曾经是典型的革命党，都是以暴力推翻旧统治，建立一党执政的新的革命性政权为达成理想目标的手段的。
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党，即都高度重视思想观念的正统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并力求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员的思想行动并统制社会的。
比如，国共两党在组织方式上都是学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即一方面注意使党的组织广泛发展成群众性的党，一方面又强调领袖作用，严格等级、纪律与服从，以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为原则。因而，两党都自然形成了一个对党政军最高机构的决议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军事最高领袖，其决策的成败对党的命运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影响。
再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那种有政权，有军队，有很强的执行力的党。
但是，对于外界，特别是对于一般的追随者来说，国共两党最能够让他们感兴趣、也是最不容易分清楚的，则是两党几乎相同的革命目标。毛讲得很明白，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两点：
一是代表的阶级不同，国民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共产党则代表了工农大众；二是国民党只有一个革命目标，共产党则有两个革命目标，除了与国民党大致相同的民主革命目标外，共产党还要追求社会革命的目标。
不过，就前者而言，国民党在很长时期里也都是主张“限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意识形态上虽不赞成苏式共产主义，却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因此，一般人对国共两党在这方面的差别在哪里，恐怕并不能够弄得很清楚。就后者而言，自抗战后它就牢牢地抓住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不放，这一抓就抓到了1949年以后，前后不下十五年。两个党都讲民族民主革命，它们看起来会很相似，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必须要讲民族民主革命？胡绳对此有过很深入的解读。正统的观点把中国社会看成金字塔形，认为越下层越大，因为绝对人数最多。代表了下层，就离成功不远了。但胡绳指出，中国社会其实是两头小、中间大，谁取得了中间部分民众的好感和拥护，谁就可能会取得革命的成功。
所谓中间部分民众，按照他的解读，就是既不赞同激进的社会革命，又反对退回到皇权专制社会去，主张走中间道路，即赞同民族民主革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他看来，在 1949年以前，凡以救亡强国、民主均富为号召，并脚踏实地的实行者，就一定会有较强的社会感召力和动员力，较易得到社会民众多数的同情和拥护。
总而言之，国民党当年失败，有很多原因，但国共两党历史较量的过程中，双方对民主政治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实在是决定两党成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杨奎松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他研究历史的最大乐趣，是让读者因历史中人的命运及其境遇而有所触动、有所感悟、有所联想，从而对历史或现实有所反思和警悟。
为纠正错误史观，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近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以《革命》四书为代表的一系列史学著作。
杨奎松反对脸谱化，更反对学术对政治的献媚，他认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歌功颂德太多，应有的批判意识太少。他坚信自己研究的问题，是许多国民一直很想弄清楚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因此必须要尊重真相。
正因此，他的研究不只受到读者好评，更是受到一众学者的肯定。章老师盛赞道：“他的研究使这个被视为意识形态性质的东西，成为了研究对象，成为了学问。”黄章晋老师的评价更加直接：“杨奎松老师的书值得疯狂推荐。”
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
但遗憾的是，杨奎松的许多书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众所周知的“断货王”，此次集齐十分不易，其中《读史求实》等书更属于售罄即绝版。为了给书友更好的阅读、收藏体验，先知书店还请杨奎松老师亲笔签名了一批《革命》（单册签名），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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