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为证——我们曾经浪漫过
如果中国有宏伟的史诗，好到可比希腊史诗，但不能有中国的三百零五首古代抒情诗。怎么选择呢？我宁可要那三百零五首《诗经》抒情诗。我是老牌个人主义者。我不是爱国主义者。所以，我爱《诗经》之诗。任何各国古典抒情诗都不及《诗经》，可惜外文无法翻译。
每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信史以前的史诗时代。
大部分民族的史诗的内容都是歌颂他们的民族英雄，描述他的神奇和威武，描述他英雄利剑下的血与火；而我们的民族则不同，我们汉民族的史诗是很浪漫的田园诗歌，它的内容大多是吟唱纯真的爱情，描述和平的田园劳动。
这些诗歌的最可贵之处是，它是我们祖先在生活中很自然的感情流露，有的是劳动中自娱自乐，有的是感叹生活的艰苦，有的是对统治者的讥讽，……这就是《诗经》和它所记录的那段历史。
从那些脍炙人口的精美文字看，那些从人们心田里流出来的歌词是那样的浪漫、那样地自然，他们有着作为后人的我们所缺乏的浪漫情趣。我们怎么就没能把祖先的这个优点继承下来呢？
比起其他民族的史诗，我们民族的史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真实。
其他民族的史诗，绝大多数并没有文字版本作为依据，在人们长期的口头传唱中，传唱者“或损之、或益之”能很随意地加上自己个人的感情，传来传去，不知道有多少元阳能保持下来，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加上了什么人的加工。
而我们的《诗经》则传唱的时间相对较短，像是“趁鲜”采来的，而以文字的形式记载至今。这样可以保证历经千年不走样，原汁原味，让三千年以后的我们能体味先人们的生活情趣和感情生活。
只是比起《荷马史诗》《出埃及记》那样场面宏大的诗篇来，《诗经》里一首首诗歌都太短小了。
我们的《诗经》记录下来的是真实的社会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我们也有把握地说，那时的民风淳朴，社会关系相对轻松，君王也比后来的皇帝王侯要贤明得多。
我还相信，整理《诗经》的孔子也是真心地推崇那时的造成那种生活方式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借古讽今或托古改制。
《诗经》里一首首美丽的小诗为什么那么浪漫？它是怎么产生、怎么流传的呢？
在西周社会初期和中期，天子受到天下诸侯和百姓的拥戴，天下是太平的，人民生活是和谐的，虽然不能说有多么幸福。周天子以“礼”统治天下，臣民则按“乐”的要求向天子汇报社会问题和提出建议和呼吁。
但是到了孔子时代，情况就不同了。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时已经“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了。
“礼”是统治者按照祖宗制定的道德规范来管理天下大事；而“乐”不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音乐”或“娱乐”，而是一种仪式、一种制度规范。比如产生“诗经”的“采风”，就是“乐”的一种。
周天子每年要派遣专职官吏到各处去“采风”，也叫“采诗”，以了解民情。那时交通条件、传媒手段都极端落后，甚至文字标准都不统一，也只能用这个笨方法进行社会调查了。
《汉书•食货志》所描述的采诗过程很是有趣。每年正月，集体居住的人们将分散的时候，主号令的长官摇着木舌的铜质大铃铛在大路上巡视，采集为人们所传唱的民间小调。
人们也乐于把自己和自己所居住地区的民谣唱给采诗官听。这个过程是完全自愿的，因而人们有什么就唱什么，爱情的也行，劳动的也罢，反正只要是内心的真实反映，都在采集之列。
遇到有坏官当道时，也把心中的不满唱出来。人们不用害怕因为讽刺了官吏、甚至批评了天子也不用担心受到迫害。因为政治迫害对他们来说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
采诗官很认真地将诗歌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不仅有歌词，还要把音调和旋律一起记录下来。采诗官用什么符号、用什么方法把音调和旋律记录下来，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想象的是，要想当好一个合格的采诗官，没有点音乐天赋是根本没门的。
采诗结束后，从各地返回的采诗官们集中到京师，有宫廷中专职乐官根据乐谱先让乐队排练，一切就绪后，就要在正式的仪式上唱给天子和百官们听了。天子在音乐声中听取“民呼”，古人称之为“省风”。
为什么一定要以“乐”的形式来听取汇报呢？
一是那时的先民们很擅长唱歌。生活中劳动中的真实感受能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不用刻意雕琢；也正因为是真实感受，也就很容易引起共鸣，形成传唱。
唱歌如此，跳舞也是这样。这些都被掌权者以“淫逸”为名被取缔了。人们要唱，只能传唱从宫廷和堂会里传出来的戏曲宫调。两千年来娱乐权利只专属于统治者。
二是古代用以记载汇报内容的“纸张”太过昂贵，汇报时不能长篇大论。于是就把最能反映情况的主要内容浓缩、再浓缩，最后记录到宝贵的“纸张”上，——那“纸张”是帛、竹简，或者是皮张。由于信息量极小所用的笔也没有今天的笔那么好用。于是才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一首首短小精悍的诗篇。
如果天子只像我们今天读《诗经》那样，只看文字，省去谱曲奏乐有什么不妥呢？——那样很容易作假。出去采集诗歌是个很辛苦的事情，采诗官如果图省事造个假相对容易，要是自己谱出不同地域风格韵律的乐谱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
那时被派出去采风的官吏遍布天下，从东海沿岸到戈壁滩边缘，从长江流域到黄土高原，大致包括今天山东、河北南部、山西、陕西、甘肃东部、河南、以及安徽、江苏、浙江、湖北北半部。各地的“风”要有各地的味，采风的官员只有不辞劳苦，亲身深入民间认真工作，才能完成任务。
三是当时的人们的浪漫和社会的和谐，那时的统治者相信“歌为心声”，所有被人们传唱的民歌都是人民心愿的自然流露，没有今天人们那种言不由衷的坏毛病，使得人们能把调查研究以类似娱乐的形式结合起来。
据《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周王朝乐官泠州鸠说：“天子省风以作乐。” 天子省风，百官也要一起参加听取汇报，这是每年的一件大事。想当然其规模一定很大。这是一次集中了解各地风土人情的难得的机会，各地的官员的政绩也可以在这样一个场合中被宣扬或者揭露出来。这是真正的“寓教于乐”。
西周取代殷商成为天下共主以后，汲取了商王朝昏庸丧国的教训，创造出了西周初年君民同乐的和谐社会，这在许多民歌中体现出来。
《芣苡》给人不光是田家少女愉快劳动的美感，似乎还能听得到她们动作中衣衫相擦的袅袅余音；《桃夭》写的是少女美丽的容貌，还伴随着对她家庭和美的祝福；《关雎》更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佳篇，千百年来写少女纯情的诗歌，没有再能超过它的了。
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先天不足，是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假设之上，那就是家和就等于万事兴，国运祚就万事大吉。殊不知，当人口对资源的平衡被打破以后，人性就会在财富的分配方面发生变异。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变革生产技能的滞慢，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基层民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上上下下的掌权者（本来他们也是因为优秀才被推选上来的）也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得专横和腐败，这是因为当时制度的简约造成的。《诗经》晚期作品中就有了越来越多的表示不满和乃至忿恨的内容。
《相鼠》直斥卫国国君的无道：“看哪——老鼠都有皮，而你们却无仪！看哪——老鼠都有齿，而你们却无止（耻）！看哪——老鼠都有体，而你们却无礼！”《苕之华》是歌者抗议这样一个现实：到了灾年，统治者可以吃饱饭，而百姓们只能饿肚皮。《何草不黄》是谴责贵族为了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却叫征夫长年累月地在旷野里出没，过着非人的生活。
尽管压迫残酷，黎民百姓却没有用反抗的方式争取权利，反抗统治者。《诗经》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先人只会以逃亡的方式来对付压迫，“惹不起，躲得起”从那时就开始了。
在当时上百个国君和更多的贵族当中总有相对仁厚一些的统治者，黎民们就用逃亡来选择“较好者”，而国君们也有不少有远见者吸引别国的逃亡者。这就是《尚君书》中说的“徕民”政策。
《北风》记录和描述的就是卫国的农人们不满意荒淫无耻的卫国国君，号召亲友们马上行动起来，不要顾忌大风大雪，一起携手同行逃离卫国。《史记》中对这段大规模逃亡还有文字记载。
直到公元前661年卫懿公在内乱中被杀，卫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内乱外患了。《史记•卫康教世家》中说卫文公即位后，决心整顿朝纲，采取紧急措施召回以前逃散的卫国人民，这就是史书上的“收卫民”政策的来历。
所有这些并不是多么好的消息也都在周天子驾前十分优雅地以“乐”的形势汇报过，但是此时的周天子已经没有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了。这预示着大规模的动乱已为期不远，“春秋无义战”即将开始，原本开端是田园畅想曲的《诗经》也接近尾声了。
《诗经》不是按照“上头”的尊意做出来的赞美诗，它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是它更加增添了历史价值，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
从中我们不但了解了真实的社会场景，也窥探了先人们的灵魂，我们十分兴奋地看到，那时的华夏先民们灵魂还未被奴化，君主们包括天子也能认真地听取来自民间的呼声。
《大雅》中的《荡》就是召穆公直面劝谏周厉王的诗。召穆公借古讽今，“颠沛之揭”（残暴骄淫）就会“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警告周厉王接受殷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改弦更张。
但是周厉王依然故我不听劝告，果然不久后就发生了臣民上下一致驱逐周厉王下台的事，那事发生在公元前841年。在这以前，中国没有年号。
就因为驱逐天子是一件容易让人们指责为“犯上作乱”，代行职权的摄政者们小心翼翼地记录着所操办的每一件事情，什么时间干了什么，好在后来移交权柄时能说的清楚（后来还就是按照预先的设想，把权柄交还给了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姬静）。
这一年就成了中国编年史的开端。那一年叫共和元年。从这个事件来看，那时的国人比起他们的后人来，是那样地率真；我想这是因为长期的专制暴政让我们的民族失去了我们本来具有的许多美好的东西。
我们不是在说《诗经》时代社会生活多么幸福，而是说那时先民的生活虽然艰苦，但灵魂未被扭曲，不用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奉命去说违心的话。不管对面是谁，还有说真话的自由。
天子与平民之间也有共同的语言，社会中没有现在那么多的虚伪和做作。这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那么倾全力歌颂上古时代并极力宣扬他的“克己复礼”理论了。
美国现代学者L.F.斯东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不论他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和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想说的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苏格拉底的审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
如此看来，《诗经》时代的中国社会就不能算是斯东所批评的那种“不好的社会”，而后来进入长达两千多年专制社会以后则另当别论了。
今人常言国民的劣根性，或者腐朽的历史文化，然而，很多人肯定想不到，中国传统文化底色不仅少有虚情假意、尔虞我诈，而且朴素天真、情深意切，它就是中国文化总源头——《诗经》。正如孔子所言：诗三百，思无邪。
来源 | 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作者：高续增 。小标题及木心评《诗经》一段为编者所加。插图作者：赵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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