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地球和祖先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恩赐
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自然和人类共同的杰作，有幸保留到今天并被人类发现和认识的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迹。
▌自然遗产，来自漫长的演化和人类的发现
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地质、自然地理或生物结构无不经过漫长的演变，少则以万年计，多则以亿年计。尽管它们的同类曾大量存在，甚至广被全球，但绝大多数已变化消失，或者没有能够形成独特的景观或群落。在地球约50亿年的生命中，能够孕育出像世界自然遗产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
自从产生人类社会，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尽管世界自然遗产基本都是自然本身演化的结果，但其最终的形成往往离不开人类的影响。正面的影响是，由于人类的及时发现和保护，使它们不至于向着发育或消亡的方向继续演化，至少放慢了演化的速度。消极方面的影响，则是某些濒危的自然景观或生物群落正是人类活动的产物。
人类对它们的发现、认识、研究、确定和珍惜，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早期的恐惧或对抗到逐渐的敬畏、规避、亲近，人类从无意识的反应进化到了自觉的观念。但只有当人类拥有观察、探测、记录、接近和居留在地球上任何地点的手段和能力时，全部业已存在的自然遗产才有可能被发现并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九寨沟树正群海 | 王达军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德钦云岭澜沧江峡谷 | 陆江涛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武夷宫 | 胡国钦 摄
▌文化遗产，双重威胁下硕果仅存的幸运者
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人类借助自然环境创造的杰作，其中大部分还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或者是仅仅依靠手工和简单的工具创造出来的。尽管大多数遗产的创造者当初就希望他们的产物能长久存在下去，但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当时特殊人群的物质或精神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今天能成为遗产。
沧海桑田，天灾人祸，有意无意（包括以往破坏性的保护、修缮和重建），最重要、最辉煌、最宏大、最繁华、最富贵、最有吸引力的往往最先受到破坏，或者被破坏的次数最多，破坏得最彻底。因此，文化遗产只是无数同类中硕果仅存的幸运者。
而且，与自然遗产相比，它们更面临着来自自然和人类两方面的威胁。现有的世界文化遗产绝大多数产生于工业化以前，无论是文物、建筑群还是遗址，构成它们的物质主要是石料、木材、砖瓦、陶瓷、金属、矿物、纸张、纺织品、动植物制品等，很难在自然条件下长期保存。
文化遗产属于不同的人群、民族、国家、文化，出于不同的审美情趣、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特殊崇拜、宗教信仰，最易在人类的群体冲突中成为破坏目标和牺牲品。即使因对其他群体有利用价值而得以幸存，其最富特色的部分往往也会被改变或消除。文化遗产一般可以部分或全部被移动、拆除、毁坏，增加了在战争、冲突和动乱中被盗窃、劫掠、破坏的可能性。就是在平时，也往往是盗匪的目标。
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是地球和我们的祖先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恩赐，是全人类的财富，也是我们对子孙后代最有意义的馈赠。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丽江黑龙潭 | 倪益瑾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乐山大佛 | 王达军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仪仗列俑 | 孙之常 摄
▌迟来的保护：一块城砖引发的关注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山河壮丽，景观丰富，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发达，大自然和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类型和数量都居世界前列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但毋庸讳言，由于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落后，特别是“动荡年代”的破坏，中国没有及时参与申报和保护世界遗产的行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时，中国的“动荡年代”还没有结束。
在改革开放后，一批专家学者走出国门，其中就有不久前刚去世、享年102岁的中科院院士侯仁之先生。侯先生告诉我，在美国参观一所大学时，校长向他展示该校收藏的文物，他看到玻璃盒子里装的是从北京城墙上拆下来的城砖。作为北京城的研究者他完全明白，彻底拆除北京城墙正是“动荡年代”的“成果”。
正是侯仁之先生从国外带回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信息，并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其他几位委员一起提案，建议中国加入《公约》，促成中国在1985年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并且在1987年第1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将故宫等6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13年中国已经拥有45项世界遗产。
设立《世界遗产名录》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正如《公约》所明确的，是“注意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应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考虑到任何文化或自然遗产的坏变或丢失都有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考虑到国家一级保护这类遗产的工作往往不很完善，原因在于这项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
因此，《公约》要求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本公约第一和第二条中确定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凤凰楼 | 王瑞深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鸟瞰北京故宫三大殿 | 马文晓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玉带桥 | 茹遂初 摄
▌留住历史——变化的自然景观，消失的人文景观
旅游、考察和探险无疑是直接了解世界遗产的有效途径，能激发人们对它们的热爱、赞赏和尊重，提高人们保护世界遗产的自觉性。中国的世界遗产不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世界人民向往的旅游胜地。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各国世界遗产的游客，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或自然遗产都已不乏中国人的足迹。
但过度的旅游开发、过多的游客对世界遗产造成的破坏日益严重，一些遗产项目不得不实行严格的人数限制和参观时间、进入范围的限制。这就意味着，世界总人口中能够进入这些世界遗产的人是极少数，而且会越来越少。由于经济能力、身体条件、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多数人不可能参观大多数世界遗产。
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欣赏能力，即使身临其境，也未必能认识世界遗产的价值，达到赞赏和尊重的目的。而自然遗产的观赏无不有最佳的季节、气候、时间、位置、角度、距离、光线、气温、环境等苛刻的条件，能够获得最佳效果的人微乎其微。不少自然遗产地域范围广阔，即使多次进入也难以穷尽。
现代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士已经能为我们提供古人梦想中的“卧游”，即足不出户就能通过视觉和听觉器官全方位获得旅游目的地的信息。专业摄影不仅可以从数百数万公里外俯瞰地球的每个角落，还能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影像，精细展示美妙的微观世界，或者聚焦、定格在一个最佳的瞬间一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景观。前人留下的照片尽管拍摄的质量未必尽如人意，有的已影像模糊，却为我们留住了历史——显示了已经变化的自然景观和已经消失的人文景观。
这部《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精选了800多张优秀摄影家拍摄的照片，涵括历史照片、美术作品、地图和图表。这些图像全方位显示了中国47处世界遗产的最佳景观。专家的说明介绍了相关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应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扩展了读者的视野，更便于从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的广度认识世界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山西省朔州广武明长城“月亮门” | 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鸟瞰沈阳故宫 | 线云强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武当山太和宫皇经堂 | 罗品禧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河坑土楼群 | 胡家新 摄
▲《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 泰山十八盘 | 侯贺良 摄
如果你已经到过某项世界遗产，你肯定能发现比你记忆中更好的视觉效果，或许你会开始新的追求。
如果你还没有到过某项世界遗产，你一定会感受到它惊人的魅力和巨大的吸引力，你的追寻会有更具体的目标。
如果你暂时没有去某项世界遗产的条件，那么就慢慢观赏这些影像吧。如果你再读读相关的文字，具体的目标。也许你能获得身临其境的人也无法享受到的乐趣，因为你的想象和赞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自然景观总会随沧海桑田而变化，人文景观也无法抵挡时间的侵袭，除了旅行的方式去亲身感受，借助影像画册的“卧游”反而能从另一种视角，让我们对世界遗产有更多的认知和体验，更真切感受景观的魅力所在。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所说，“如你一时去不了，可以此书神游。如你准备去，可持此书导游”。本书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阵容强大：本书由策划出版过《中国摄影史》《珍藏卡帕》的资深编审赵迎新主编；诚邀历史学、建筑学、人类学、美术史学及汉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位专家担任顾问并撰稿。内容条分缕析、精简凝练，让读者既看见、也看懂中国世界遗产的别样风采。
◎影像丰富：本书从100 多位摄影家的数万幅作品中，遴选了近千幅展示中国47处世界遗产的优秀影像；涵括历史影像、绘画、书法、地图、图表等多种形式的图像；从皇家文化遗产、民间文化遗产、宗教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四个类别入手，多角度纵深地展示中国世界遗产的独特魅力。
◎突破限制：无论你是否到访过这些世界遗产，本书都能提供更好的视觉效果，提供更具体的观赏目标，更可坐在家中随时翻阅，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沉浸式体验中国遗产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美。
本书为中英双语，不仅适合自己欣赏、阅读，更可作为礼物赠予国际友人。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传奇布列松》）：
来源 | 本文为《中国世界遗产影像志》的前言，作者为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
▍延伸阅读
仰望星空，方知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