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代传灯人：给歌颂暗夜者以棒喝，让醒悟者不再孤独

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

——钱穆：《国史大纲》

恕我浅陋，“三个世代”，是最近从许倬云先生文章里学到的说法，在这里尝试使用。

以往读、写过程中，留下一些和许先生相关的片段印象。“三个世代”的说法，使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印象转为意象，成了一幅图景。

远景是五千年人类文明演进，中景是百多年中国历史风雪，近景是三位抱薪人雪中行路。

钱穆先生在前，费孝通先生居中，许倬云先生殿后，可谓“秀才教”三人行。三位前辈“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钱先生语），不舍昼夜。

他们抱薪为续火，为传灯。对中国文化，他们怀敬意，寄温情，共认其正大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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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断裂看接续

▲许倬云先生

许先生厚爱后生，为陈心想博士出版《走出乡土》写跋语，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断和续，感慨作者“比费孝通、杨庆堃二位晚生六十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受，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二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

从断裂看接续，出困境、向化境，是许先生的本领。天赋他不良于行，也赋他敏于求知、求智。读其“问学”，随其“观世”，听其“史论”，察其“心路”，像观赏一部人文纪录片。只见许先生志于道，据于德，勤于学，精于思，善于谈，游于艺。这一切，依于仁。

许先生伤心或欣喜，不为自己，是为他人，为学问，为文化，为众生。

他说过，“世界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也好过”。“我更多的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理解我们的时代。”（《许倬云十日谈》）“人溺我溺、人饥我饥”（《心路历程》），也是他说过的话。他相信同情心可以转化为责任感，去为社会公义坐言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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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话题背后

1930年，许先生出生，睁眼看世界。

1930年，钱先生从苏州省立中学转燕京大学任教。费先生由东吴大学转燕京大学念书。

钱先生在国文系，谏言司徒雷登，力促“燕大中国化”，对月考新生的学籍百般回护。费先生在社会学系，聆听老师讲“社会学中国化”，去社会底层做实地调查。

“中国化”话题背后，是国运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工具。

▲燕京大学

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费先生对早年随母亲多次逃难有深刻记忆，没齿不忘。“一辈子啦！从小就知道‘国耻’‘国耻’的。有‘国耻纪念日’嘛！”（《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许先生说，他的童年被日军“切开”，开始“八年的颠沛流离”。小小年纪，一再经历生死场。“躲不过炸弹与机枪；死的人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问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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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报国无他道

1939年，钱先生写成《国史大纲》。该书“国难版”扉页上，钱先生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让人联想曾慕韩先生一句诗：“书生报国无他道，只把毛锥当宝刀。”

1939年，费先生出版《江村经济》，投身云南三村调查。他说：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序》）

战乱中，许先生继续流徙。他记录目睹实况说：

“在豫鄂边界的公路上，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慢慢移动的难民群；轧轧的机声和哒哒的枪声交织成我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在青滩之滨岸时，目击过抢滩的木船突然断缆；那浩荡江声中的一片惊呼，也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次列入我的脑中。”（《心路历程》）

▲1939年，进发湖北的侵华日军部队

钱先生以笔为刀。费先生作超前的学术准备。许先生经历日后治学的情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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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未见，方法归一

1949年，钱先生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费先生在大陆清华大学执教。许先生考入台湾大学读书。两岸三地，三所学校，三位学者，都在一个新开端上。

钱先生“手空空，无一物”，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课室和炮台街宿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费先生政学两栖，身负知识分子改造重任，组织清华园“大课”。许先生选课于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人类学系，钱、费二位都在其学术视野。

许先生少年时已仰慕钱、费两位乡贤。赞叹“《国史大纲》可说是在日本人的枪炮声、炸弹声中写成”，认为“费先生发在《观察》上的文章，每篇都有见识”，称费先生是“自己赶不上的天才”。

及修人类学、社会学，许先生确认费先生归属功能学派的同时，有新发现——“钱先生一辈子没有认识社会学中的功能学派，写《国史大纲》的时候，西方社会学的功能学派还未当令，但此书所用方法和角度，都与功能学派相当切合。”（《问学记》）

许先生见人未见。钱、费方法归一。这是现代中国学界尚未经人充分注意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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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

费先生想过一个问题，燕园、清华园和西南联大，和钱先生三度同处一个校园，为什么“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他觉得“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费孝通全集》第17卷）后来，钱先生到了新亚书院和外双溪素书楼，隔得更远了。

1990年，钱先生作古，留下毕生著述。最后一课，留下对“天人合一”的彻悟。

1990年，费先生说：我今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还没有看。我要补课。我的上一辈学者，从小熟读经典，用的时候张口就来。我想起一句，还要去查书，才能说得准。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

读了钱先生的书，费先生说：“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人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读了钱穆先生的书，……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费孝通全集》第17卷）

早年里，十七岁的费先生曾对着风雪中人大声发问：“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老还要自己出来采薪呢？”（《山水·人物》）晚年补课，读钱先生，他有了答案，也有了体验。

殊途同归。费先生说，他想写一篇《有朋自远方来》，写写心中的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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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

钱先生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阳明学述要》）

许先生说：“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许倬云十日谈》）

费先生说：“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怎么相处……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关键问题。”（《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为保持言语和文字通俗，费先生常作比喻。他说：“我曾借用中国历史上的术语，把二十世纪比喻为一个更大的战国时代，事实上的国家关系中也确实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合纵连横现象。”（《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

《许倬云十日谈》中，有人提问：“当前的形势和人类历史上的哪个阶段或者时刻是比较相近的？”许先生回答：“可能当今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希腊的城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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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世变，看天下

观世变，回溯战国，看天下，说中国文化价值。费先生破题，许先生接续。

费先生说：

“中国人口这么多，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五十多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创造与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总结出好的经验，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发展作出贡献。我也希望自己加入总结经验的队伍，做一点思考。”（《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

许先生说：

“中国地区从上百种新石器文化一步一步整合，从以前沿着河流的整合，变成沿着道路的整合，再变成网状的整合：最后到汉朝的时候，主流文化就有高度的异质性。这一路整合的过程中，古老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差异、承认差异。中国文化的高度异质性在于容许不同的东西共同存在，在中国文化里，承认差异是常态。同中要有异，异里面可以加入和发展出新的同。” 

“我个人的理想是，未来世界可以模仿中国几千年走过的过程，从中获取处理当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想资源。”（《许倬云十日谈》）

两代学人，两门学科，呼应得如此默契，人意之上，有天意。

▲费孝通、许倬云、金耀基于香港大学祖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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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未来

1997年，费先生参加香港主权回归交接仪式，现场见证“英国旗降下来，中国旗升上去”，切身感受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国家实力，领悟中国历史对不同文化和制度的融汇、统摄功能。回到大陆，他和三联书店读者座谈，大段说起钱先生，推荐《国史大纲》，推重钱先生“整理中国历史，认识中国文化”的功德和意义，提示年轻一代珍惜“现实当中从历史里边保留下来的活着的东西”。

费先生由现实说未来，提示年轻人想问题。中国“强大起来之后，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像美国一样，我们做老大？” “你们长到我这个年龄，很可能碰到这个问题的。” 他预言，“再努力二十年，而且能保持现在的速度，到2020年前后，……格局就真的改变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2005年，费先生作古。2022年，许先生接续这个话题。他主张“中国做带头羊，但不做‘唯一的’带头羊，可以做几个带头羊里面的一个。我们有自己的负担，有十几亿人要喂饱肚子，……不要忘记做头头的人是必须准备吃亏的人。” “做头马要付出代价，要比别人累、比别人苦，得任劳任怨。个人如此，国家如此；个人如此，民族如此；个人如此，社会如此。都是这样的。”（《许倬云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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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未见

对钱、费二位先生留下的话题，许先生有接续，有拓展，有深化。

1938年，钱先生著文讨论社会与政府孰高孰低。他引顾亭林言论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为“言天下，亦犹言社会，其地位尚远高于政府之上，而一士人一匹夫可以直接负责，而政府之事，可置之不问。”（《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2006年，许先生写“劫难七印”，说中国人百多年里付出无比代价，才将传统“天下国家”架构转为现代民族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巨变项目中，区域性政治群体……明显地将要取代民族主权的国家了。……中国必须及早面对潮流，知所避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钱先生曾谆谆嘱咐学生：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许先生写《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说：“我一方面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人类中的一个成员。”（《问学记》）

▲钱穆先生授课中

1999年，费先生说：“我的实际是立言重于立功，甘心做个旁观者，而不做操作者。”（《费孝通晚年谈话录》）2008年，许先生说，“我其实是做了一辈子‘旁观者’，常常不能亲身参预其中”。（《观世变》）两位旁观者在同一方向关注人类未来。

2001年，费先生问：“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2020年，许先生问：“再往后面走，是我们自己拥有继续往前演化的能力呢，还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许倬云十日谈》）

人类命运还有更多可能性。看出这一点，使费先生的问题又深一层，可通萨根“暗淡蓝点”境界。如许先生自勉：“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未见。”（《许倬云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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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会找人出来做事

许先生的远见，来自意愿，他想看见；来自学养，他能看见；来自现实问题刺激及其开阔、深入的思索，他有机会看见。

钱先生一生浸身于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对国故富于温情与敬意，也有大惑，曾表示“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费先生自认是“东方的底子”，又喝足洋墨水，兼涉东西，初觉脱“困”，写《人生的另一条道路》，质疑“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设想“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美国与美国人》）

许先生早年亲历国难，后求学于台湾、美国，深耕于中央研究院，执教于国际名校，比钱、费二位更具文化比较研究优势，已超越钱先生之“困”。他和今天的读者共同面对的当下问题，是钱、费二位未曾遭遇的。许先生提出钱、费二位不曾提出的论题，扩展和深化两位前辈的思想疆域，天时地利，水到渠成。

从治史看，许先生认为“不能将历史约束在一个民族与一种文化的框架内”，主张并实践“打开这个框架”（《观世变》），这是对《国史大纲》等钱著选题与视野的超越。

从治学看，许先生“盼望将来没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界限，我们都在遵循一个真正美好的秩序。”（《许倬云十日谈》）这是对费先生晚年试图“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升级式扩展。

不为许师多高明，应是鸿蒙借君手。费先生说过，到一定时候，时代会找人出来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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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也背着担子

拙文起草过程中，承冯俊文先生发来两幅黑白照片。一幅是许先生在台北和钱先生的合影，一幅是许先生在香港和费先生、金（耀基）先生的合影。三个世代的学者，经由许先生连线，从心思到影像，三代学术因缘有了视觉呈现。“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场景真实发生在面前，我们得有机会亲证，要感谢钱先生接引，感谢费、许二位先生先后追随。

▲1989年，许倬云先生在台北素书楼拜访钱穆先生

史实中，费先生和钱先生没有过接谈，许先生和费先生没有过深谈，这无妨他们共有同一片头顶星空，更有同一则心中律令。

1949年，钱先生选择“自我流放”（费先生语），艰辛办学，摩顶放踵，绝境逢生。1957年，费先生不意“落入陷阱”（费先生语），1980年“改正”后夙兴夜寐，匆匆于道，“用余下的十年追回失去的二十年”（费先生语）。

2020年，许先生脊椎痛到生不如死，自感朝不保夕，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讲完，像钱先生当年办学“全靠一口气撑着”（钱先生语），晨钟暮鼓完成“十日谈”……无不是在为故国招魂，为文化续命，为人类求前途，为生民开太平。

许先生常感孤独。读钱先生，看费先生，又知吾道不孤。更远处，还有更多志士仁人。他说：“很多人像我一样承受过去留下的担子，宁死也背着担子。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本钱。”（《许倬云十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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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过去留下的担子”，说明前有古人。如今，许先生负重于九旬，举学灯，待来者。

《十三邀》访谈视频、《许倬云十日谈》的传播，使许先生的“孤往”演为众议。三代学人的关怀越出学界，滋润社会。九十岁感染了十九岁。借许先生的话头说，三个世代以后，大陆青年才听到他的心事，让人难过。三个世代以后，他有机缘“晚年开了新的门户，有机会跟国内的青年才俊一起讨论问题”，且感同声同气，使人欣喜。

声气同源。“秀才教”三人行中，费先生对钱先生，许先生对钱、费二位先生，都有深度认同。他们世代不同，心思聚在一处，晚年都进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殿堂。“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上至宇宙，下至草木，中间无穷人事，在在萦怀。生而为人，人能如此与天地参，这场景，何其动人。

钱、费、许身影中，有师从，吕思勉、潘光旦、李济之等，栩栩如见。也有私淑，王阳明、朱熹、司马迁、孔夫子等，清晰可辨。清流如许，高贵，虔敬，可师，可从。

印象里，冯友兰先生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人类文化像一团真火，古往今来，多少思想家、学问家、诗人、作家，用自己的膏血当燃料，传续这团真火，欲罢不能。他以诗言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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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代的“传灯”接力

聚在许先生身边，后生们看得眼睛发亮，跃跃欲试。其中一些，已有相当准备。三个世代的“传灯”接力，来者众，是实情。以许先生关注的中国社会学为例，周晓虹教授主编的《重建中国社会学：四十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可证，陈心想博士的同道，阵容可观，且含两个世代。

许先生说：“我真是抱了很大很大的希望。”

▲2022年春天，许倬云先生在匹兹堡家中

周晓虹教授在上书“后记”中表达的一个愿望，可看作对许先生希望的回应。他设想：

“2029年即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五十周年的时候，完成本次遗漏的社会学家的补访，同时再访问五十位比我们年轻一轮的社会学家，用一百位中国社会学家的个人成长史与学术演进史，回应一百年前即1930年孙本文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建立中国社会学社及吴文藻、费孝通等创立社会学‘中国学派’时的伟大设想”。

尊敬的许先生，您看，届时又是一场三个世代的传灯。那年，您九十九岁。

此刻，天下大疫弥漫。人心惶惑，世局纷乱。只见白衣卿相，岸然前行。

虽千万人吾往矣。举学灯，穿长夜，自光明。

2022年9月9日 于北京博雅西园

五千年人类文明演进，百多年中国历史风雪，都在三位抱薪人的雪中行路里。他们曾经受惠于时代，也受困于时代，他们的困惑也同样是我们今天的困惑。如此，他们才能以现代人的视角，在传统与当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钱穆、费孝通两位大先生已经作古，今年已93岁高龄的许倬云先生，仍以“垂暮”之姿回应着时代的命题；“理想就是尽我的能力，做我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不惧路之修远，上下而求索。三个世代传灯人，传续真火，给歌颂暗夜者以棒喝，让醒悟者不再孤独，为故国招魂，为文化续命。

无论是文化、智慧的传灯与接续，还是近距离感受三位先生的风骨与风采，都离不开三位先生的作品。他们一生的经历、感触和思考，都沉淀在著作里；他们一生传灯的努力，读书与教书的成果，也都在这些作品里。因此，读他们的书，不只是传续一种历史和文化，更是阅读一份人生指南。

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三个世代传灯人”系列，钱穆、费孝通与许倬云经典作品一次集齐——

从三位先生的浩繁著作中优中选优，分别精选最经典和代表性的著作。其中钱穆和费孝通两位先生的作品集，都是现有最宜捧读的权威通行本，注重现代人的阅读体验。所选许倬云先生的三部书，更是举重若轻、以简驭繁、叫好又叫座的通识读物，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直叙中国人的文化内核，找到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

三位大先生的著作，是宝藏，也是密码。他们留给读者的文化密码，也需要保存，需要不断记忆和书写；他们的智慧，能帮助我们思考，中国从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又要向何处去。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许倬云说历史，作者：张冠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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