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写作教学要培养正确的是非观
写作教学要培养正确的是非观
王栋生
批改学生作文,时有烦恼,除了学生没有认真去写,有时也有另一种不愉快。比如,学生的文字表达尚可,然而内容所体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不正常甚至不健康,作为教师,很难选择“忽略”。在一个文明程度不高,价值观混乱的社会,也会让教师感到作文教学的困难。
有家报社定期请我评点小学生的作文,我常看到五六年级的学生写“我帮妈妈洗碗”,“我帮奶奶去买米”,“我替老师……”等等,全都自以为是“帮”和“替”,几乎没有人认为那些都是该自己做的分内事。当然,这没有必要上升到是非问题上去,然而,教师是否需要作一些正确指导呢?如果说毕竟是小学生,可能无知,需要提醒,那么一些高中生作文所表现的观念可能就无法解释了。我在一次作文讲评中说,有些同学作文中谈“以天下为己任”,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假期回家出校门,他一米七八十公分的个子,只提着自己的书包,让瘦弱的母亲替他背着行李,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能有什么信度呢?在旧时代,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已经建功立业,甚至慷慨赴难了。竟有学生听了不以为然,认为老师没必要注意这些事。我们的写作教学,总不至于是要培养那样一种言善行伪的恶劣作风吧。
这种言与行的脱节或背离,大量地存在于高中生作文中,不能不引起注意。学生没有能力对一件事发表正确见解,可以通过教学启发,慢慢来,以期克服;但如果学生已经习非成是,他的作文即使很“真”地记写了自己的生活与思想,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价值。
有次批阅学生的随笔,看到一位同学叙述去福利院“送温暖”的过程及感慨,特别写到了老年人精神上的孤寂无助,我看了很感动。我一度认为这些同学不太关注社会问题,没想到他们这样热心公益活动,也能这样关心弱势群体,我有些内疚,觉得自己平时对学生的品格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也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主观了。我甚至停下笔来思考:我为什么会低估了学生的道德心?可是接下去的两天,一共看到七八篇同题随笔,原来那天去福利院是小组集体活动。其他同学随笔的记叙中还有这样一些内容:在去福利院之前,就买什么礼物,大家七嘴八舌,最后有了“聪明的选择”——到超市买“大礼包”,因为“有包装,体积大,提着好看”;去之前讲好,“不能呆得太久,下午还要去上辅导班的”;到了福利院,“院长一看我们就说,管图章的人不在,你们今天来盖不到章”;院长还说“又是这么多礼包,我们没法处理,不能让老人乱吃零食,下次你们最好还是用其他形式,或者捐点钱吧”;同学议论“下次还是要事先联系好盖章的事,免得多跑一次”……有学生写道,某班“送温暖”后,有暗示受助家庭写感谢信寄到学校的;等等等等。——“真实”么?应当相信学生不至于胡编乱造。然而,这就多多少少让我这个老教师感到困惑,我看到了一些学校教育的另一面,知道了什么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学生社会服务记录”!在应试教学和形式主义教育的熏染下,学生做这些事,非但难以产生积极意义,很可能是贻害无穷的事。我没法责备学生,我在讲评时只是说:“这些,我都看了,我有些难过,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缺乏知识可怜,缺乏常识则可悲;如果教育用歪理邪说帮学生去解释道德的堕落,则很可耻。写作教学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培养学生正常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如果让学生自由地表达他的错误的价值观,不注意培养是非观念,那么,再强的表达能力都没有价值,有时还可能走向反面。
议论文写作教学中所谓的“自圆其说”,是鼓励个性化思维,鼓励创造性思维。通常是在思维方法、观察角度、评价尺度和表达的艺术方面对学生作必要的指导,注重发展智慧,一般不触碰做人准则和基本道德,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当然,也并非任何观点都可以运用修辞去“圆”,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要培养相面算卦式的铁嘴半仙,也不是要培养“永远有理”的不负责任的官僚。
20多年前,高中保送名额还比较少,学校有名毕业生在推荐保送时被检举作弊,全年级传遍了。这名学生多次作弊并非是为了保及格,而是要争高分和“积分”,以取得保送资格,并在保送生排名时取得优势。有学生联名检举了她;学校调查后确认检举属实,取消了她的保送资格。事后学校很重视监考制度的完善,每次考前都有纪律教育,凡是考试作弊的,一小时之内处分通知“上墙”,——也就是说,有时考试刚刚结束,作弊学生走出考场就在布告栏上看到了处分通知。当时我就这个话题安排过一次讨论,一些同学发表的看法让我吃惊。我主张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于是有些学生发表了真实的想法。比如,有人认为,检举作弊的同学是“告密”或“出卖”;检举人的动机可能是为了争夺那个保送名额,未必公正无私;同学因受处分如果考不上大学,那就是毁了别人的一生;让自己的同学蒙受耻辱,也不够“仗义”,为什么平时没能制止别人作弊呢?……我没有强迫学生接受我的观点,我只让大家辨析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读书12年了,“诚实”、“考试不得作弊”是什么时候的教育?到了高三还要老师教么?但我一再申明:我痛恨考试作弊,因为破坏了这个教室里的公平;学生成绩差一些,可以找教师帮助,教师也有这个责任;但如果学生靠作弊靠弄虚作假对付学习困难,则是品格缺陷。学校必须有纪律约束,不得不“宁教一家哭,不让一路哭”,否则一个集体、一所学校,甚至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毁于法纪崩坏、道德无序。我无法想象:如果这些学生持那样的观点去作文,他为了“圆”其“说”,要付出多大的品格代价!
我当时认为学生的错误观点不过是自由讨论时的一种试探,他们只不过是借此测试自己的论辩水平,未必真的去做。后来新闻报道高校考试纪律越变越糟糕以及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作弊的情况,我由是想到,基础教学必须重视学生的价值观建设。如果我们的教育教学连常识都不敢坚守,语文教育连基本的是非观也可以不要,我们的教学又有什么价值呢?前几年,学校又有几名学生考试作弊被教师发现,在舞弊成风的当今,学校仍然很注意保护学生自尊,决定处分时非常谨慎。但有教师告诉我:仍有一些学生认为作弊是“作业太多”,甚至认为“评比时教师也作弊”,“学校哪一天不作假?”有些同行说了更可怕的现象,在一些学校,教师竟然指导学生如何作弊,——他们在指导应考作文时,让学生背“范文”,背了“范文”作什么用呢?据说可以利用阅卷人的疲劳和疏忽,“混到‘中高’以上的分”。——既然课堂上可以这样“名正言顺”地教学生“取巧”,那学生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没有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学生在作文中也会用不负责的态度看待一切重要问题。他会认为许多有关法规政纪、社会公德的话题是无事生非,是小题大做。比如,他会说:“其实酒后驾车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关键是酒量要好”,“撞死一个人,也赔了几十万元,只要以后接受教训就行了……”基本的价值观没有了,简单的道德判断也不要了,辨析是非的能力变得多余。什么都可以“娱乐”,什么都可以“戏说”。严肃认真地分析问题会被认为“活得太累”,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也严重地影响了青少年的写作观。
一个人在接受母语教育后,没有敬重与爱,对什么都“无所谓”,推托“说不清”,那么他的语文表达能力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没有是非观念,也就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重视他人的见解;他的写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他也不可能真正地热爱写作。所以每看到学生学会用“这也行,那也不错”敷衍成文,不讲是与非,也每每感到教学的无趣。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虽说教师不应当逼迫学生就社会道德现象表态,可是,一名学生在接受过教育之后,没有对真善美的向往,没有对人间真情的感奋,没有对败坏社会道德现象的批评意识,他的写作怎么可能有真情实感?
所以,课程标准中提出“情感态度价值观”,非常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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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语文学习》2011年第6期,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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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葛杰 杜春阳
图片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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