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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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人便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才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这是与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密切相关的。孔子讲：“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注重儒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人们可以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不能否认这个观点的普遍存在。因此，中国历来也就注重研究人才。
关于人才的论述遍见于经史子集。然而奇怪的是，关于人才的专著却很罕见。可能本来是有不少的，只是由于种种缘故未能流传下来。据考订，仅汉魏之际评论人物的著作就有近十种，而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一种，这就是三国时代魏人刘劭著的《人物志》，其余的都已湮没无闻。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人物志》
不过，《人物志》最可贵之处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时代评论和探讨人才的代表作，它还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大变迁。
《人物志》全书十二篇，论述了有关人才的十二个问题。这些问题，在刘劭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全面深入地探讨过。但是，《人物志》主要的内容，是讨论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识别人才的原则和标准；一个是识别人才的方法。
识别人才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
标准如果不是一项，而是有几项，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品评人物当中必然要提出来的。汉末品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人物，到了魏晋便产生了所谓“才性之争”，也就是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争。“才”，指才能。“性”，指人的内在品质（实即德性）。衡量人才的最基本的标准无非是才和性，或曰才和德。二者的关系如何？怎样对待？在实际品评人物的时候，常常碰到二者的矛盾：
“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笃纯，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徐幹《中论·智行》）
“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则可取乎？”（同上）
换句话说，一个人才能高，而品行不好；或者一个人品行好，而才能不高，这样的人可以作为人才选用吗？
魏晋之际在才性问题的争论中分为四派：尚书傅嘏主张才性同，中书令李丰主张才性异，侍郎钟会主张才性合，屯骑校尉王广主张才性离。刘劭也是参加才性之争的代表人物之一。钟会总结了这场学术讨论，写了一本书名为《四本论》。这本书失传了，四派如何阐明各自的观点，现在不得而知。
虽是学术讨论，却与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有密切的关系。汉末品评人物的主要标准是名节，也就是德行。“党锢之祸”中的党人很注重名节，他们以“清流”自命，称宦官外戚及其党羽为“浊流”。注重名节是好的，但是，讲得过分了，也有弊病。正如鲁迅先生说的：
“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鲁迅全集》第三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过于固执的人出来治国平天下，也是办不成大事的。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民不聊生，曹操有志平定天下，就提出“唯才是举”，把才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曹操在《求贤令》中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他所重视的是“能进取”，至于名誉节操则不计较，他明确宣布：“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曹操集》）可见他以为“才”和“性”可以不相符合，可以取其“才”而不问其“性”。曹氏集团的才性观点就是从曹操来的，也就是主张才性异和才性离的。到了魏末，政归司马氏。司马氏准备篡位，便强调“以孝治天下”，拿道德为幌子，欺世盗名，以示比曹魏高尚。傅嘏、钟会属于司马氏集团，主张才性同与才性合。李丰、王广属曹氏集团，后为司马氏所杀，他们主张才性异与才性离。
刘劭对于才性关系是怎样看呢？
燕国材教授在所著《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中分析，刘劭认为才性这两种因素既可分离，也可结合。笔者赞成他的分析。有的人只在道德品质方面得到较高的发展，刘劭称之为兼德。有的人只在才能的某一方面得到较高的发展，称为偏材。这两种人就是才与性离。还有人德才兼备，称为兼材。这种人就是才与性合。不过刘劭总的倾向是注重才性相合的。从他对于英雄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刘劭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必须兼备“聪明秀出”和“胆力过人”这两方面的特点。即使是“英”型的人才或“雄”型的人才，也必须兼具这两种特点，不过成分的多少不同而已。而且这两种人才必须结合，才能“各济其所长”。
笔者想补充一点，就是刘劭特别强调智能的重要性。在本书《英雄第八》中，他写道：“然英之分以（宜）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在《人物志》的《自序》中，开头一句话就是：“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就是智能。作者在本书中，按才性高低把人物分为五等，最高的是圣人。而圣人最美的材质又是智能。在本书《八观第九》中，作者论德才的关系，更肯定地说：“智者，德之帅也。”才智是紧密相连的。他的论断和宋代司马光的德才观截然相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中就智伯的覆亡发表评论说：
“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司马光是正统的儒家。他的德才观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刘劭的思想则杂糅儒、道、名、法各家，所以有此差异。另外，刘劭历事曹魏四世，晚年又当司马氏专政之时，曹氏和司马氏都很猜忌，当时名士因言语态度不慎而杀身的不在少数。士大夫怕惹祸，便谨言慎行，注意“明哲保身”。《人物志》处处反映了这种思想，最后一篇《释争第十二》还专门论说了谦让无争的大道理。刘劭的才性观点也可能受政治势力的影响，难免有牵此就彼的倾向。
如何鉴别人才？
人才是很复杂的认识对象。“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难。”（本书《效难第十一》）人才是否可知？这是个前提。《人物志》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人才难知，然而人才是可知的。本书开章第一篇《九征第一》就从理论上阐明了这个论断。作者从人的本原说起。他认为，人是由物质（元一、阴阳、五行）构成的。构成人体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内在的品质必然表现于外形。因此，根据人的外形表现，就可以观察到他内在的品质。《四库提要》概括本书的基本内容说：
“其书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
所谓“外见之符”，《人物志》归结为“九征”，即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这九种外部表现。通过这九个窗口可以深入了解人的内在品质。这就是作者提出的识别人才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刘劭之前的古人研究人才，也研究过这样那样的观察人的方法。这些方法有些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有些则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例如，“九征”中的“骨”，就来自古代的骨相法。古代人很相信骨相。蒯通劝说韩信反叛刘邦，就从相人之术说起。他说：“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史记·淮阴侯列传》）东汉大思想家王充是个无神论者，他的名著《论衡》中就有一篇是专论骨相的，名为《骨相篇》。文章从黄帝说起列举了历代许许多多大名人，说他们都生有异相。早年相工给他们看相，预言各人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的命运，后来都应验了。王充于是论断说：
“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证，睹富贵贫贱，犹人见盘盂之器，知所设用也。”
“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贵贱贫富，命也……”
人的相貌形体跟人的性格等心理要素有一定的联系，这是可信的，说它能决定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这就太神秘了。所以，对于古人包括刘劭在内介绍的观察人的方法，也要加以分析，而后决定取舍。
作者又论述了人才的难知。“难”存在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即观察者自身容易犯一些错误，如“七缪”。又如“各自立度，以相观采”。人们按自己的偏好订出观人的标准，去观察人物，结果“其得者少，所失者多”。客观方面即被观察者，有表里不一的，有似是而非的，很难识察内在的真情。例如，我们以言辞观人，就会遇到“七似”的复杂情况。注意人才难知的一面，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掌握观人的方法。
刘劭按照自己的理论，综合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鉴别人才的方法，名之为“八观”和“五视”。历代论人才的，提出过各种各样鉴别人的方法，例如：
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教人从所作所为去观察人。
孟子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离娄上》）认为眼能传神，可以从眼神察知内心。刘劭说：“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是同一个意思。
《太公六韬》提出“八征”观人法。
《逸周书》提出“六征”观人法。
《吕氏春秋》提出“八观”“六验”“六戚”“四隐”观人法。
与刘劭同时的诸葛亮提出“七观”法。
……
刘劭综合前人的观人之法，加以提炼与深化，形成“八观”“五视”，似乎更加全面，更适用于复杂的人才对象。
“八观”分别从人的行为表现，从人的言辞旨趣以及对人事的反应，从人物的名声和实际，从行为的表里和依似，从对人对事的情感反应，从才性的短长，从智力的高下等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人物，比那“各自立度，以相观采”的做法自然可靠得多了。“五视”出自战国时李克答魏文侯问（见《史记·魏世家》），刘劭略加修改。这个方法是从人物处在不同地位的表现来判断他的品质。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评价法，《人物志》差不多都涉及了。在一千多年前有如此广阔的视野，是很了不起的。
《人物志》确是一部宝贵的古籍。在到处开展人才学研究的今天，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和整理古代有关人才的思想遗产，因此《人物志》是不可不读的。
柏 原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人物志》前言
作者柏原，有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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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人物志》
导读 注译：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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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南怀瑾）
《人物志》是我国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人才学著作，是我国古代系统介绍品鉴、选拔人才的经典之作。全书共三卷十二篇，分别为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系统阐述了古代识别人才的原则、标准和方法。作者是三国时期魏国人刘劭，南北朝时期刘昞曾为之作注。在重视人才的今天，《人物志》中对人才鉴别的准则和方法对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依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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