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太高租房难，曾国藩比你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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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人来说，买房是一个热门话题，所有生活成本中，房价是最高的。房价的问题，不仅现代人要面对，古代人也同样绕不过去。

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漂泊一生，就从来没买过房；

杜甫买不起好房子而只能盖茅屋，结果还被秋风所破，由此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叹；

作为诗坛后辈，白居易刚到长安时，被前辈拿他的名字打趣：“长安居，大不易。”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京城生活确实很艰难，所以白居易写下这样的诗句：“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由此可见，大城市里的“蜗居”生活，早在唐朝就已经开始了。在京城里安身立命，什么时代都不容易。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圣人”的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例。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普通的耕读家庭。

△ 曾国藩朝服像

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曾国藩中进士并拨入翰林院深造。

道光二十年（1840），经散馆考试，曾国藩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

翰林院检讨是多大的官呢？不大，不过是从七品的小京官。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按规定，一品官的全年俸禄为180两银子，到七品官，就只有45两了。

雍正搞“养廉银”制度时，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收入，但对于京官，因为本身办公费不高，所以没有养廉银而只实行“恩俸”，就是在原来俸禄的基础上加倍，比如曾国藩本来的俸禄为45两，加恩俸的话就有90两的收入了。

京官还有一点和地方官不同，那就是京官有禄米。按规定，京官每正俸一两配发禄米一斛，也就是说，曾国藩正俸45两，配发禄米45斛。那么，这45斛禄米值多少钱呢？大概30两。这样算下来，初入官场的曾国藩，一年总收入在120两银子左右。

此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即办公经费），但数额极低，一品大员每月不过5两银子，从七品翰林的公费为一两半，一年能拿到手的大概10两。加上这项，曾国藩全年收入在130两左右。

△ 清徐扬《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外省人到京城做官，首先遇到的是住房问题。他们要么自己买房，要么只能租房。由于当时京城房价高，加上做官的流动性又比较大，所以多数人尤其是刚入职的新官员通常选择租房。

清朝京官租房大多集中于宣南，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外一带。

一是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在此居住上朝办公路途较近；

二是外省人进京，通常由卢沟桥入广安门，落脚宣南最为便利；

三是宣南一带风景不差，有陶然亭、窑台及历代古刹名寺等可供吟咏集会；

四是宣南房产比较多，选择余地较大。

因此，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最开始，曾国藩暂住于宣武门外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不久又在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租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折全年33.5两银子）。

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曾国藩还是翰林院庶吉士，租住庵寺、安静读书也不失为经济而恰当的选择。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已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生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而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恰巧郭嵩焘来京应试，便与欧阳兆熊一起加以关照）。

十月初，病愈后的曾国藩在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租了一个三开间的小跨院，院中花木扶疏，颇为宁静，既符合他的京官身份，也适合病后休养。

△ 清陈牧等《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不久，因为家眷还有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华陆续来京，曾国藩不得不寻找一处较大的宅院。

十二月，曾国藩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了一处四合院，全年租金67两白银。这样一个独门独院的四合院，租金着实不低，已占他全年薪俸的一半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同为京官的老乡王继贤前来拜访曾国藩。王继贤是京城知名的风水大师，他一进门，左右打量了一下，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吓得曾国藩连忙另外找房，最后在菜市口绳匠胡同找到一个更大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比之前的宽敞大气，但租金也翻了一倍多，一年要160两白银，比他全年收入都要高。

在旧日官场上，选择住房多讲究风水。曾国藩这次搬去的菜市口大街绳匠胡同（即菜市口胡同）就有数十位知名人物住过，其中包括康乾时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还有与曾国藩同时期的李鸿藻与左宗棠等。

因此，当时也有人说这里是京城最有旺气的胡同，翰林在此租住的话，放乡试主考或各省学政的概率很大。巧合的是，两年后，在翰林院留馆仅三年的曾国藩就被点为四川乡试正主考，这不能不说是有些运道的成分了。

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国藩升为翰林院侍讲。随着官越做越大，家中人口也越来越多，对住房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因此，曾国藩再次搬家，搬到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处大宅院，院内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十千文，极为宽敞，但一年租金接近250两。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曾国藩移寓南横街路北的一处大宅院，有房四十余间，这就更为宏敞气派了。

△ 清徐扬《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据统计，曾国藩在京13年间，总计搬家8次，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三十千文，租房成本不断抬高。

据粗略统计，晚清时期的普通京官，每年租房、雇车马、雇佣仆人，还有一般性日常开支等全部包括在内，最低费用大约为100两银子，不能再少了。

具体到曾国藩身上，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他全年薪俸加起来不过130两白银，花销却高达620两，一年亏空490两。

那么，除了租房外，曾国藩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呢？

清朝京官的开支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中的一个大头是社交应酬。

清朝时，京官的工作量不大，生活比较清闲，所以社交活动特别多。遇上亲朋好友、上级、同乡的生日、红白喜事等，样样都得随礼。此外，朋友间相互来往，请客吃饭肯定少不了。曾国藩朋友很多，社交开支也不少。比如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用在社交上的随礼就高达70两银子，而他自己请客吃饭也用了40两银子。这两项一加，就已经110两银子，接近他一年的俸禄了。

如时人《平圃遗稿》中所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京官之间请客吃饭是稀松平常的事，如果别人请你你不去，或者人家请了你你不回请，那时间长了，名声坏了，这个交际圈子就没你这个人了，以后遇到什么事，也不会有人想起你了。

清朝京官的另一项开支是置装费。

清朝的官服不是免费配发的，需要官员自己去买，而历朝历代里，清朝的官服又是最讲究、最繁琐的，一年四季官服都不一样，衣料都很昂贵，费用不低。作为新官员，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就花了近500两银子置装，光帽子就买了11顶，什么大呢冬帽、小呢小帽、大毛冬帽、小毛冬帽、皮缝帽等，花去了几十两银子。

△ 清徐扬《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或许有人要问，曾国藩不是一向节约简朴吗，那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帽子、衣服呢？要知道，清朝官场是讲规矩的，不管衣服还是帽子乃至官靴，都有严格的要求，曾国藩又是一个守规矩的人，他能不按规矩办事吗？为人节俭固然重要，但在官派威仪上，曾国藩却决不含糊，初次置装花了500两银子，还算是节约的，如果奢侈一点，1000两都打不住。曾国藩也确实节约，有几件名贵的官服，平时都是放在衣橱里好好保管，只在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所以用了三十年依然光亮如新。

实在买不起官服怎么办？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租或者借。当时，京城里有当铺或者官服店可以租借官服，晚清时期的另一位京官、后来的大名士李慈铭，因为一直是候补官，所以就租了十多年的官服，直到后来当上御史，才买官服穿。

交际费、置装费之外，还有交通费也要不少钱。

清朝时，京城的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行走十分不便。曾国藩好歹也是个七品官，不能天天走路上班，一旦碰上刮风下雨天，又赶上皇帝召见之类，弄得满身是泥成何体统！

因此，京城官员多数选择乘轿、骑马或坐骡车出行，但这三样，没一样是便宜的。

△ 清徐扬《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局部）

比如乘轿，轿子的费用除外，还得养几个轿夫，一年的费用绝不是小数目。

时人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坐轿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高级大臣一年坐轿的费用，得有八百两之数。

另据曾国荃的曾孙曾宝慈回忆，其父曾广汉作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月工资白银1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轿夫8人，每人每月1两，光工资一项每年就要96两。

《清稗类钞》中载，雍乾以后，很多京官改乘骡车，“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很多有资格乘坐绿呢大轿的高级官员，平时也只是将轿子放在轿厅，只在出席重大场合时，才会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即便坐车，费用也不少。很多中下级京官买不起车，只能经常雇车。最穷困的官员，连车也不雇，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上班路程很远，“盖到署回转，足有十二里路”，因无钱坐车，平时都走路，“但于雨大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而已”，算是十分有吃苦的精神了。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轿子是买不起的，骡车也买不起，只能隔三差五雇车，即使这样，在道光二十一年，也用去50两银子。

根据道光二十一年日记的记载，曾国藩去长沙会馆15次，琉璃厂13次，紫禁城(包括翰林院)7次，湖广会馆6次，文昌馆5次，圆明园3次，财神馆2次，西直门外极乐寺1次，出彰义门送人离京2次。由此可见，当时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去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但日记中记载他多是坐车去的，可见曾国藩平时还是比较注意官员体面的。而这段时间，还是他潜心读书的时期，否则交游、交通的费用会更高。

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国藩升为翰林院侍讲后，就开始自养车马了。在当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家书中，曾国藩称：“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因郭雨三奉讳出京，渠车马借与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见还。”由此可见，车马是郭雨三借给他的，也可能是用来抵偿五十两借债的。之后，随着不断地升迁，曾国藩的交通工具也越来越好，到咸丰二年（1852）守制离京时，曾国藩家已拥有一匹马、两头骡、三辆车，这些车马的花费，一年至少也得100两银子。

除了以上三种开支外，家庭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必不可少的。

曾国藩做官不久，妻儿也一同来京，后面又添了几个子女，加上几个弟弟来京读书，外加雇佣仆人的费用，都不是小数目。曾国藩爱好读书写字，笔墨纸砚和买书的费用自是不少。

曾国藩的开支这么大，就他那点收入，是怎么对付过去的呢？

据记载，曾国藩在进京当官时，从家里带了1500两白银。这笔钱是曾国藩通过“拜客”的方式筹来的。“拜客”说白了就是“打秋风”。按当时的规矩，出去做官了，要拜访各处本家、本地知县知州，或者有钱朋友，相当于收取“贺礼”，也是希望日后彼此有个照应。

俸禄之外，京官还有其他收入，比如外地官员送的“冰敬”“炭敬”，京官特有的“印结银”之类。此外，曾国藩放过乡试正考官等差使，也有一些外快。当然，曾国藩在京期间学做圣人，“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这块收入究竟有多少，也不得而知。

根据曾国藩自己披露，他在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结束十一年的京官生涯时，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直到他做两江总督时才还清，可见他还是清廉的。

从以上记载看，曾国藩在京期间应该是个清官，但做清官是艰难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十，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意思是：昨晚梦见朋友发了财，我在梦中羡慕得不得了，试想梦中都如此贪财好利，可见平时的修为实在不够。为此，曾国藩把这件事写到日记中自我反省。

本章节摘自《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清朝篇》

《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清朝篇》

△ 岳麓书社出版

内容简介

 将古人生活置于历史的显微镜下，从45个主题入手，用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撑，从清代最日常的生活说起，深入解读清代人的生活、饮食、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涉及人物上至帝王权贵，下至贩夫走卒，用一个个生活切片，带我们一起进入紫禁城的前朝后宫，穿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进一幅清代历史长卷。

作者简介

金满楼：作家，晚清史研究者。2007年后出版《辛亥残梦》《天命所终》《门槛上的民国》《细读晚清七十年》等三十余部作品。

大梁如姬：文史作家，出版有《最春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古典诗词中的情爱百态》《语文老师陪你读史记》等十余部作品。

名 家 说

宫廷的饮食，民间的娱乐，朝堂的典章制度，百分百的清朝社会与生活，这里全都有！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 刘阳

再粗犷的古代史也有细腻的肌理，更丰富的细节让历史变得温润可亲。   

——清秋子（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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